了一年。我结识一些德国人，我跟他们谈话，我看到一些为躲避纳粹分子而隐蔽起来的共产党人。当时我不以为这在政治上有什么重要性，但是事实上这对我想的或者我经历的已经产生影响，不过我自己还不明白。纳粹德国简直叫我冒火，而那个时候在法国已经出现杜梅格——他是一种天真善良的法西斯分子，各种联盟，火十字团，等等，所以我回国后不久就采取与尼赞以及与我的共产党或社会党同学们接近的立场，就是说反法西斯的立场，但是我显然没有从中得出实际上的结论……所以你看，人们可以在我战前时期的生活里找到一些预示我日后的态度的因素。
——就是不了解你战前的生活，也能看出《恶心》是一部左翼小说！至于《一个企业主的童年》，我认为当时对法西斯主义提出的责难没有比它更彻底的，至少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之外提出的责难没有比它更彻底的。再说，如果把这两篇作品与尼赞同一时期的作品相比较，显然你的作品要辛辣得多。
——这是因为我有一个敌人：资产阶级读者；我为了反对他而写；至少部分是为了反对他，而尼赞却希望有他为之写作的读者。由于他是一个共产党作家，而他的读者群大体上与我的读者群相同，是那些读书的人，这就使他处于一种矛盾境地，而我没有这个矛盾。最终，我相当舒服地作为反资产阶级的和个人主义的作家安顿下来。
使这一切分崩离析的，是一九三九年九月份的一天，我接到应征令，不得不到南锡兵营报到。跟那些素不相识，像我一样被动员入伍的人混在一起。这一下，“社会”的意识印入了我的头脑：我突然明白，自己是一个社会动物。从原先所在的地方，从亲友熟人之间，给强行拉走，火车把我载到我并不想去的地方，周围的伙伴并不比我更想去，也跟我一样是平民百姓，也跟我一样在纳闷怎么会落到这步田地；我在营房里团团转，不知道该做什么，不时与他们交臂而过。我看到他们尽管千差万别，都有一个共同的向度，也是我的向度：他们不再是我几个月以前在我的中学里碰到的简单的人，那时候他们和我都没有想到我们是有社会性的个人。在这以前我以为自己是至高无上的，只有等到我通过应征令遇到对我自身的自由的否定，我才意识到世界的重量以及我与所有别的人和所有别的人与我的联系的重量。
战争正好把我的生活分成两截。开始打仗时我三十四岁，结束时我四十岁，我真的从青年转入壮年。同时战争向我披露了我自己和世界的某些面貌。比如说，我是在战争中才体会到被囚禁这一深刻的异化，我也是在战争中才体会到与人的关系，体会到敌人。真正的敌人，不是与你生活在同一个社会里或者用言语来攻击你的对手，而是只消对几个武装的人做一个简单的手势就可以逮捕你、把你投入牢房的敌人。
其次，我也是在战争里体会到社会秩序和民主社会的。尽管受压迫，被打倒，社会秩序依然存在。正因为民主社会受压迫，被摧毁，因为我们为保全它的价值而斗争，希望它能在战后重生，我们才体会到它。你不妨说在战争中，我从战前的个人主义和纯粹个人转向社会，转向社会主义。这是我生活中真正的转折点：战前和战后。以前这使我写出《恶心》那样的著作，在那里与社会的关系是形而上学的，以后这慢慢导致我写出《辩证理性批判》。
第六部分：萨特精选集文论不是社会主义就是野蛮
——一九五二年，你靠拢共产党人的那一年，还有一九六八年，不也是有决定意义的转折点吗？
——一九五二年不是很重要的。我有四年时间与共产党人很接近，但是我的想法与他们不一样，他们知道这一点。他们利用我而且不受什么牵累，他们料想得到，如果发生布达佩斯那样的事件，我就会与他们分手：我也没有错过这么做的时机。客观上这可以代表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但是主观上算不了什么，因为我差不多已经形成我自己的想法，在与共产党人做邻居的时候我没有放弃这些想法；我在《辩证理性批判》中重新找到并且发展了这些想法。
至于一九六八年，这是重要的。对大家都重要。但是对我特别重要，因为，如果说我曾经靠拢共产党人，那是因为归根结底一九六八年以前在他们左边什么也没有了，除非有托洛茨基分子，而托洛茨基分子实际上是一些倒霉的共产党人。如果战后有过一个极左派运动，我马上就会加入的。
——那时候有个组织叫“不是社会主义就是野蛮”……
——这是一个小宗派，联合百来个知识分子和几个工人。这些知识分子因为有这几个工人而感到骄傲，他们有了“他们自己的”工人……我不喜欢他们的正是这一点，同时还因为他们没有摆脱托洛茨基主义的遗产。这个组织里惟一与我有联系的知识分子是勒福尔，因为他也在《现代》社工作，他远没有说服我。于是我就在《给勒福尔的回答》里表达了我对他们的看法，这篇文章是紧接着《共产党人与和平》写的，梅洛—蓬蒂和勒福尔都不同意我在《共产党人与和平》里的观点。
——是的，而且如果人们重读你那时候写的文章和他们的文章，人们会发现你今天重新引为依傍的自由社会主义，与其说在你这边不如说在他们那一边。
——听着，我知道他们的想法对于准备一九六八年五月的事件起过作用。我知道柯恩—邦迪柯恩—邦迪，一九六八年五月法国学生运动的领袖。了解这些想法，彼埃尔·维克多也对之感兴趣。但是，在那个时候，“不是社会主义就是野蛮”与六八年表现出来的行动意志毫无关系。今天看来他们的想法可能比我在一九五二年提出的想法更为正确，但是那个时候他们的想法是不正确的，因为他们的立场不对头。
——因此，你对《共产党人与和平》不做任何自我批评？然而你在那篇文章里关于党的作用发挥了一种与你目前的立场不相容的列宁主义观点。
——我现在批评我从前对知识分子作用的看法。但是我当时不可能有别的看法，当时必须支持共产党，因为政府要阻止共产党发表它的见解。
——就是为了支持共产党，你也大可不必在思想上反对你自己直到反对自由的地步。你后来绕了好大一个弯子才重新找到自由。
——这个弯子转得不大，三四年的工夫。
——但是为什么你今天仍然认为你在一九五二到一九五六年间的立场是正确的，而“不是社会主义就是野蛮”的立场却不对头？
——这是因为我仍然认为在冷战年月共产党人是有理的。苏联尽管有我们知道的种种过错，那时候它毕竟是受迫害的，它还没有能力在战争中抵抗美国，所以它要求和平。因此，我们当时可以认可共产党人的言论：大致上，他们指责美国的也就是我们指责的。
——这同样也是“不是社会主义就是野蛮”指责美国的……
——但是这个组织根本算不了什么！
——你从不信任少数派？
——不是这样的，自从……
第六部分：萨特精选集文论五月运动
——那你为什么不承认他们当时没错呢？你的态度使我想起高茨不久前跟我讲的一个小故事，我觉得这个故事对于毛的中国特别意味深长：一九五九年左右，有些身为中共党员的技术人员警告他们的党要提防俄国人，他们说两国之间的合作归根结底只对苏联有利。于是他们就因为“损害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而被开除出党。后来中苏关系破裂了。这些技术人员要求重新入党，党却拒绝他们的要求，大体上对他们这么说：“你们错在懂得毛本人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还没有懂得也不可能懂得的事情。只要你们不对你们的立场做自我批评，党只能把你们视为不守纪律分子。”这等于对他们说：你们错在你们对了，我们对在我们错了。你对“不是社会主义就是野蛮”说的，总而言之也是这个意思。
——我没有说过任何类似的话，因为他们也没有懂得某些我还不懂得的事情：他们有他们的想法，我有我的，在对于共产党人应该采取什么立场的问题上我们意见不一致。并非因为我今天对共产党的看法与他们当时的看法一样，所以他们的理由就必定是对的。真理是“变成”的，重要的是通向真理的道路，是人们在自己身上以及与其他人一起为达到真理而做的工作。没有这个工作，一个真理只能是一个真正的谬误。
——不妨说他们赢得了时间。你今天与柯恩—邦迪在主要政治抉择上意见一致，而柯恩—邦迪这样的人正是亏了他们才赢得时间。
——这是可能的，但这完全不是可靠的；你说的那个“赢得时间”可能日后使你丧失时间，相反的情况也可能发生。
——对你来说，六八年五月事件深刻的独特性体现在什么地方？
——按照我的看法，五月运动是第一个暂时实现了某种与自由相近的东西的大规模社会运动；从这一点出发，这个运动曾努力探求什么是行动中的自由。这个运动产生一些人——其中包括我，他们决定，当自由被理解为政治目的的时候，现在必须努力去从正面描述自由。因为，归根结底，在街垒上造成六八年五月事件的那些人要求的是什么呢？他们什么也不要求，至少不要求政府可以让给他们的任何明确的东西。这就是说他们要求一切：要求自由。他们不要求政权，他们没有试图夺取政权，因为今天对于他们，对于我们来说，需要消灭的是使得行使权力成为可能的那个社会结构本身。我不久将设法写一本名叫《权力与自由》的书，在那本书里我要说明这一点。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我看到你的态度即便在六八年以后也是矛盾的。因为，根据你刚才说的话，人们在一九七○到一九七一年间本来期待你会和“革命万岁”这样一个组织站在一起，而不是与前无产阶级左派站在一起。“革命万岁”企图把在五月的街垒上出现的这个新的自由精神付诸实施并且亲身体验，而前无产阶级左派却是一个等级极为森严的团体，它在组织先锋党问题上遵循传统的列宁主义观念。
——毛派团体内部确实等级森严，同时他们又不愿意有这种等级制度。另一方面，他们寻求与群众结合，不是作为先锋队而是作为表达群众意志的活动家与群众结合。他们既要组织性，又要群众的自发性，于是他们就陷入矛盾。毛派就是这个样子，至于我自己，六八年五月之后将近两年，我还在思考已经发生了的、我却没有理解的事情：我看不出这些年轻人要求什么，也看不出像我这样的老家伙能在这件事情里起什么作用；于是我就跟在后面走，我对他们倍加赞扬，我到索邦索邦，即巴黎大学。去与他们谈话，但是这并不说明什么问题。到后来，我与毛派有了比较密切的关系的时候，我才真正理解了。一开头他们要求我当《人民事业报》的社长，他们想的就是要利用我，不过他们对我直说了，所以谈不上玩弄权术，我是在了解底细的情况下接受的。后来这已变成和一个著名的知识分子与他支持的一个团体之间的关系完全不同的东西。
——在你的政治历程中，引人瞩目的是你的尾巴主义。一九四一年你发起成立的“社会主义与自由”组织是惟一的例外，可能一九四八年的“民主与革命联盟”也是一个例外。你总是以对一个已经形成的运动表示声援的形式来设想你的政治介入。
——这不是尾巴主义。这是因为我认为不应当让知识分子去结成团体。并非我以为知识分子只应该充当配合力量。不是的，知识分子应该做团体的成员，参加团体的行动，同时要坚定地维护原则并且批评团体的行动，如果这个行动背离原则的话。我以为这就是当前知识分子的作用。这并不妨碍知识分子作为代替别人去思想的人注定要消失：代替别人去思想，这是荒谬的，这使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本身站不住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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