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们引到另一个方向上去的可能性。一旦我去世，这些文章就以它们在我生前确实具有的面目保留下来，种种费解之处也都保留下来，即便对我本人来说这可能并不费解……我让你发表的那些未发表文稿都是完全死去了的，如你收入七星文库的那几篇少作，我甚至认不出是我的手笔，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不无惊讶地认出它们，好像认出很久以前一度熟悉的一个陌生人的文章那样。
——我刚才讲的那个明显的矛盾实质上在于：一方面你认为你的著作已经完成；另一方面，只要你还活着，你就想保留对它的控制。所以，你在某种意义上认为你的著作更多地属于你自己而不是属于读者。
——著作属于谁，这个问题很复杂。它属于作者，同时又属于读者，双方很难调和。再说读者很少以为著作归他所有，而作者又以为他的著作是属于他的。至于我本人，我认为一个人的著作在他意识到的灭亡之前——我指的是确实的死亡，意识与身体一同死去——或者在他无可挽回地发疯以前，是属于他自己的。只要他还活着，他写下的著作仍然属于他。如果这一著作尚未完成，那么它尤其是属于作者的，因为作者可能产生继续写下去的兴致。就我自己的著作而言，《伦理学》和《辩证理性批判》都是这种情况。特别是《伦理学》。因为对于《批判》来说，还有一个时间问题：我若续写，就得重新研究历史。
第六部分：萨特精选集文论我从来不愿意有弟子
——对于那些未发表过的著作，你有什么指示留给你的继承人们？
——我还没有立遗嘱，不过我会对继承人们说：我已经指定一些人维护我的著作权，听凭他们和出版者去行事吧。这些被指定的人里没有我的家属和接近我的人。说真的，这个问题我不怎么操心，因为没有多少未发表的著作。
——你有大量手稿分散在各地，有一天必定会出现。肯定还有许多信件。几年以前你对我们说，像对于《福楼拜》那样，你希望读者能接触到全部材料。你现在还是这么想吗？
——跟你说实话，我无所谓。我的信不比赛维涅夫人的信，不值得大惊小怪。我写信的时候从未想到发表，我从不讲究文体，写信的时候怎么想就怎么写。我写给海狸的信如果还找得到，倒是可以发表的，你知道，除了她交给你供七星文库采用的那些信件，她在一九四○年逃难时至少丢失了二百封。另有一些必定相当有趣的信也不见了，那是我写给“图卢兹”，就是西蒙娜·若利威西蒙娜·若利威，原籍图卢兹，早年与萨特相好，后来与名导演杜兰结合。，杜兰的女伴的信。你知道我在高等师范学院念书的时候与她有一段很长的缘分。我写给她的好多好多信，她死前几年还都保存着，后来有一天，她把信统统烧了。我在信里讲一些有关师范学院的事情，发挥一些小小的想法。我是伏脱冷，她是拉斯蒂涅拉斯蒂涅，巴尔扎克的小说《高老头》中的人物。。说到底，除了一个例外，我不反对人家有一天发表我的书信——我的信都是写给女性的，不过我确实不在乎人们发表或者不发表这些信。
——你从来不愿意有弟子。为什么？
——因为照我的看法，弟子是这样一种人，他捡起另一个人的思想，却不给这个思想增添任何新的、重要的东西，不以他个人的工作去丰富、发展这个思想，使它得到延续并且向前进。比如说我毫不认为高茨的《叛徒》那本书是弟子的著作。如果说这本书使我感兴趣——正是因为这一点我才给它写序——这不是因为我在书里找到我的某些想法，找到一种力求完整地理解一个人的方式，而是因为我从他那里学到一些东西：使我感兴趣的是来自他的东西而不是可能来自我的东西。这是本很好的书，我的意思是说这本书是新的。
——弗朗西斯·詹松呢？
——他的情况不同，他拿我做题目写了几本书；而且最后几本书不那么有趣。我想他本人现在感兴趣的是别的东西，他最好去写那些东西。不，我看不到目前有谁从我出发以新的方式从事思考。
——你不把彼埃尔·维克多看做弟子吗？
——绝对不。他不是通过我的著作而是出于一个明确的政治目的与我接近的。为了《人民事业报》能继续出版，他要求我当这家报社的社长。我一九七○年认识他的时候，他离我的思想相当远：他来自另一个知识天地，使他的思想定型的是阿丢塞尔式的马列主义。他读过我的一些哲学著作，但是他绝非全部接受。与他打交道对我是一种幸运，我得以接触一个坚实的、站得住脚的思想，这个思想与我的思想相对立又不笼统地排斥它。两个知识分子之间若要产生一种真正的关系，一种能使他们彼此都向前进的关系，必须具备这个条件。我们在一起关于自由做过许多次讨论，我想这些讨论是有收获的。
——另外，我特别觉得你在他身上看到新型知识分子的化身，这种新型知识分子融合并且超越了迄今为止一直分开的两个类型——你曾经以某种方式代表过的古典知识分子类型以及活动家、实干家类型。
——你不妨这么说。彼埃尔既代表彻底的、自主的理论活动——就是说不受任何政党指令的约束——又代表与一个具体的群众行动相联系的政治活动家。你马上会对我说——而且你说得对——彼埃尔曾是一个领袖，正因为这一点他曾与我认为必须达到的境地相矛盾。我认为必须在一个组织的成员之间，而且推而广之在一个社会的成员之间达到完全平等。当然我与前无产阶级左派的关系的历史主要是我与一个人的关系的历史。这个人便是彼埃尔，他是无产阶级左派的领袖，对这个组织拥有巨大的权威。他最终明白过来，这个权威是有害的，这正是前无产阶级左派自行解散的原因之一。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做过许多次讨论——这可以在《造反有理》里见到——彼埃尔逐渐接近我的想法，特别是我关于自由和拒绝等级观念，一切等级观念，拒绝领袖这个概念本身的想法。
——你讲到相互改变。发生的情况却是，他改变了，你没有变。你们之间难道不是一种父子关系吗？父亲由于未能陶冶儿子的思想便改变他的思想。
——但是我丝毫不把彼埃尔看做我的儿子，他也没有把我看做父亲！你要那样理解我们的关系，就大错特错了。我们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尽管年龄悬殊，这与父子关系毫不相干。我跟你说，我从未希望自己有儿子，我也不在我与比我年轻的人的关系中寻找父子关系的替代品。
第六部分：萨特精选集文论革命力量遣散低落时期
——彼埃尔目前做的工作——与你合作的历史节目，他从事的理论工作——凭什么使他与古典知识分子有所区别呢？难道这不代表一种失败，使新型知识分子这个观念本身都发生动摇？
——不，我不认为。这只不过代表新型知识分子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一个短暂的阶段。我们处于革命力量遣散、低落时期。彼埃尔不太知道往哪里去，但是他当活动家的经验帮助他明确了一个方向，他就在那个方向探索。我确信他的努力会有收获的，不过这显然并非完全取决于他本人。他现在做的工作是他以前做的工作的继续，这既不是决裂——即便他今天对自己过去的许多立场都有异议——也不是倒退。
——你为什么不让彼埃尔加入《现代》的编委会呢？
——问题没有提出来过。彼埃尔还有别的活动。再说《现代》已经出版三十年了，编委会成员除了西蒙娜·德·波伏瓦和我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他们亲身经历了法国半个世纪的历史，这段历史使他们的思想定型，而彼埃尔没有这个经历；他们有亲昵的关系，共同的过去，共同的思想习惯和语言。这些人都有很强的个性，而且各不相同。他们的想法长期以来就形成了，他们的抉择都很明确；他们并不怎么想改变自己的想法和抉择。声明这一点之后，我相信他们会彬彬有礼地接待彼埃尔，会承认他的价值的。他们一定会与他展开讨论，对他想说的话会感兴趣的。我们的《现代》为毛派出了一期专号，我们发表了好几篇赞同他们的观点的文章。但是我们也发表了别的文章——比如反对中国的外交政策的——那些文章毛派当时是接受不了的。
——《现代》毕竟是你的刊物，而你本人对它是否远不如过去那样感兴趣？
——原则上，我参加每半个月在西蒙娜·德·波伏瓦家里举行的编委会。她不时督促我；她说：“萨特，你已经三次没有到会了，这一次你应该……”于是我就出席，我听取对文章内容的介绍，我与编委会其他成员一样发表我的意见，人们予以考虑，但是我的意见并不比其他人的意见更起作用。去年我想发表无产阶级左派一位前领导写的一篇关于列宁在苏联引入泰罗制的文章，作者大体上说当时不能有别的办法。我们之间对这篇文章的意见有分歧，结果就没有刊登；然而我曾要求发表它，即使我并非完全赞同它的内容。不过意见分歧的情况很少发生。班戈和蓬塔利斯有点代表《现代》的右翼的意思，他们一九七○年辞职不干，因为他们不同意发表高茨的一篇文章，高茨在文章里说必须摧毁大学。这以后，还有一位编委会成员提出辞职，不过我说了些必要的安慰话，总算把事情弄妥了。总的来说，我们相处很好，只消半句话就能相互理解，在主要问题上我们的意见自动趋向一致。
——取得一致的代价是回避可能使你们意见分歧的题目。比如说《现代》对去年的总统选举没有表态。
——我们之间的意见不一致——西蒙娜·德·波伏瓦、博斯特和朗芝曼想投密特朗的票；布庸、高茨和我不想去投票，但又不是出于同样的理由。不过一家杂志不需要在政治生活的所有场合都表明立场。前一年，举行议会选举的时候，我们曾明确表态反对投票，反对共同纲领法共与以密特朗为领导人的社会党联合提出的竞选纲领。一味收罗选票的倾向。但是我们不是一个有严格规定的路线的政治团体。《现代》当然是一家极左翼的杂志，但它首先是进行思考、提供证词的杂志，这样一本刊物的一致性体现在另一个层次上：通过我们发表的文章的整体，即便这些文章有时候初看起来似乎各不相容，这个一致性终究会呈现出来。这是一个更深一层的一致性，我们自己也可能没有马上觉察到，但是它来自我们的分歧在共同基础上得到综合。我想读者们是看到这个一致性的，既然我们有一个读者群。当然是极左翼的读者群，但是我们对之了解不多，它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更新，但它是存在的，杂志的印数大约与创办时期相等，一万一千册。我们每个人都通过它推荐发表的文章来表明自己的影响，因为除了布庸和高茨不时写一篇文章之外，我们中任何一个人目前都不怎么写了。比如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由她的女权运动的革命同志们撰写的“日常性别歧视”专栏。她读其他人推荐的所有文章，她自己也推荐一些，她非常认真、坚定地领导着杂志。不过具体领导工作，实际工作——我们称之为“出一期”——是由布庸和高茨轮流担任的。我们遇到的惟一问题是要维持平衡，以免有一个个性特别强的人最终把他的路线强加给杂志。还要保留对完全由我们邀请的人编定的各期杂志的控制权——这样的期数相当多——同时又要给他们很大的自由，既然是我们请他们来的。一般说，进展顺利。
对我来说，《现代》在战后曾经很重要，然后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又重要起来，六八年以后也有点重要性。总之，如果说我近来对它的关心不如过去，那是因为杂志已经取得自己的生命，不需要再做重大决定，除非做出破坏它的决定。不过我看不出有任何破坏它的理由。其他人珍惜它，我以为这是一份好杂志，它有读者，它经常发表一些只有我们愿意刊登的文章。但是我也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引进一些与我们观点不同的年轻人以便改变这份杂志：那还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