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晚娘也有她自己的想法，她一方面要弄死前妻的儿女，让她独占，他方面可仍旧要敷衍她的丈夫、邻居，而博得一点名誉。所以她主要的作风是“一面瞒，一面打”，─—事实上历来晚娘惯用的方法，往往是阴性的虐待，譬如饿饭，虐使，暗毒，……等等。她不希望这些讨厌的小东西明明白白地在她手下打死，而暗暗地计划着使他们慢慢地磨折而死。磨折死的没有杀人罪，尸身上没有外伤，手干脚净，丈夫和邻人看了没有闲话，也许当死的那一瞬间，晚娘还可以挤出一点眼泪，来点缀一下升平。
中国人懂得晚娘哲学，学会了“一面瞒，一面打”的方法。这种作风一经家传，奉行不悖，右手打人，左手按住被打者的嘴巴，你假如顽劣—点，从指缝里漏出—点喊声，那就打得更凶，或者简直处死，因为这就构成了有罪，“损害了晚娘的尊严”。
晚娘作风，滔滔者皆是，而今而后，被打而又不肯不哭喊者，其将永无噍类乎？
1941年
从杜鹃想起隋那
郭沫若先生在《蚯蚓》（九月十八日本报副刊）里提起了杜鹃的侵略性，这使我从已经快要淡忘了的记忆里想起隋那（l749…1823）的事来。
知道杜鹃是“天生的侵略者”的不多，知道最初发见这事实的隋那这个名字的似乎更少，对于这位人类大恩人的冷淡，鲁迅先失曾在一篇杂文里发过一点感慨：我们看看自己的臂膊，大抵总有几个疤，这就是种过牛痘的痕迹，是使我们脱离了天花的危症的。自从有这种牛痘法以来，在世界上真不知救活了多少孩子。─—但我们有谁记得这发明者隋那的名字？（《鲁迅全集》六，页一四三）鲁迅先生感怀于屠杀了千万人的拿破仑被后人崇拜为英雄，而救活了万万人的隋那为后人所漠视，所以他说“这看法倘不改变，我想，世界还是要毁坏，人们还是要吃苦的”。这句话，奇妙地使我联想到将“天生侵略者”的杜鹃当作赞美之对象的中国的诗人。
隋那发见杜鹃鸟特殊生态于前，发明牛痘法于后，在十九世纪初叶，他也是一个不为“正统派”科学家所重视的天才。他青年时代在故乡高洛士打州的乡村里偶然对于小鸟的生育状况发生兴趣，一直到一七八七年发表震动学术界的《关于杜鹃的报告》，这中间废寝忘餐，对于这种小鸟的生育状态，作了普遍而深入的调查与研究。他发见了杜鹃把自己的卵偷偷地生在雀类的空巢里面，甚至他可以适应各种不同的雀类，而使它的卵色变化。到小杜鹃由它义母孵成之后，它又天生了一对特别有力的翅膀，孵化后不满一二天，眼睛还没有开，它就会把雀雏背在自己翼上，轻轻地爬到巢边，而把它的义姊妹们摔死在巢外！对于这秤特殊残忍性格的揭发，在当时英国的学术界引起了各种的反对和嗤笑，可是，尽管 Charles Creighton教授们将他的报告斥为不值一笑的胡诌，丝毫也不足以动摇他调查与研究的信心。─—同样，最初发明牛痘的时候，不，一直到牛痘法正式为英国医学界所采用，他得到英王的褒奖，甚至到他临终的时候，反对牛痘接种的呼声还是甚嚣尘上。但，千百年后，反对真理的黯然无光，而隋那尽管不为世人所知道，他已经“不知道救活了多少的孩子”了。
主观主义的空想和科学精神的钻研，是永远不相容朗南北两极。不清除主观的独断，不养成调查的风气，我想，“人们还是要吃苦”的。
到明年正月，已经是隋那逝世的一百二十周年了。
一九四二年九月
宿草颂
编者先生写信来告，说《野草》已经出到第三年了，你应该写点文章，我重新把零星收到的几本杂志集出来，翻了一遍，茫然地望着每期印在封面上的那一棵小草。
看到这棵小草，我就奇妙地想起了山羊，这典故，举凡读过《华盖集续编》的人都知道，不需要多解释的。
野生的小草，似乎是注定了给山羊们做食料的，山羊们吃饱了野草，才能在“脖子上挂着一个小铃锋，作为知识阶级的徽章”，领着那些“凝着柔顺有余的眼色”的胡羊，“挨挨挤挤，浩浩荡荡”，“稳妥平静地走”到“他们应该走到的所在”，─—但，同时也似乎是注定了的讽刺：尽管有“畜牧家偶尔养几匹”山羊，“作为胡羊们的领导”而“并不杀掉他”，可是被养的仅仅“几匹”，加上年老力衰，不能领导了的时候，是否不被杀掉还是不能担保，而野生的小草呢，那是只要有土地，一定要生长，一定要蔓延的，山羊吃不完，野火烧不尽，在荒凉的沙漠里，不也会造成一个绿洲，来使旅行人随喜么？
山羊和野火尽管凶狠，这一棵野草却居然生存了两年了，不仅在谷草枯索的的时候，我们在未曾死绝的大地上点缀了—点有生气的绿彩，对那些志得意满的山羊们作了一个“我们还活着”的抗议，在不留意间，我们也居然开出过几朵奇花，使旅人们感到欢欣，使山羊们感到不快，韩康药店的故事，不是脍炙人口，使大家认清了西门庆们的面目，而预示了他们的结局了么？“经一事，长一智”，豢养出羊之风，一天天的进步，挂铃铎的山羊，也一匹匹的增加了，相不可避，被吃也是不对免的，但是，野草是漫山遍野，生根在中国的大地上的，试问你有多少山羊，能吃尽全中国原野上的野草？
生存了两年的草。可以说是“宿草”了吧，白居易不是说过“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话吗？─一而我们，可以自负是“冬莳”的草，我们是十一月出土，在风雪中萌长的。
—九四二，十二。
论肚子问题
皮肤是用以感觉的，脑子是用以思想的，肚子是用以消化的——这是中学生的常识。但是现在假如有个人说，肚子也会想问题的，那我想一定有人会觉得为荒诞不经，和太不合科学了吧。
其实，科学之所以为科学，就是因为它永远反对一成不变，永远不满足于公式教条的原故。说“肚子会想问题”这句话不科学吗？这就因为你脑子里的思想脱离了和肚子相关的实际，而变成了“纯思想”的原故，脑子的确是管思想的，但是谁在使它想呢？这就是肚子。
说“肚子会想问题”既不是诡辩，也不是笔者的创见。譬如宗教信仰，这都是属于思想——脑子问题的范畴吧，那么，马钉路德不早就说破了吗？“什么是上帝，就是我们的肚子！”
举马钉路德的例子也许太僻，那么举眼前的例子吧。长春的守将曾泽生为什么“起义”的？郑洞国为什么投降的？谁使他们发生这种“起义”和“投降”的想法？表面上看来当然是蒋介石强迫他们“撤退”的“手令”，可是深一层想，使他们发生这种“起义”“投降”的思想而终于转化为行动的，不就是这四万五千多人的肚子么？新华社长春观察家在评述蒋介石“手令”的时候说：“这个手令的种种不通，画出了蒋介石的张惶失措。当时长春的国民党守军虽未全成饿莩，也已和饿莩差不多”了。“差不多成了饿莩”的军队怎么能“突围”一百七十五英里呢？“手令”的“种种不通”处在此，“差不多成了饿莩的守军”与尚未成为饿莩的守军的差别处也在于此。蒋介石的“手令”、“军纪”、“制裁”之类，对于还没有“成为饿莩”的将官和士兵，多多少少还可以起一点作用，可是对于“差不多已经成了饿莩”的这四万五千多人，就不仅一点正面的作用也不起，而且相反起了反面的作用了。事后外国报纸上评论这个问题的时候说：“长期的饥饿影响了守军的士气”，士气是什么？是作战精神，是一种属于脑子范畴的精神状态，于是这也就等于说，使他们决定起义和投降的不单是脑子而且是肚子了。
我们相信唯物论的人，任何一件抽象的事情都可以——也都应该把它归纳到物质的根源。而其实，每一个不尚空谈而尚实际的人，不一定要懂得唯物论也可以得到同样的结论的，譬如说“饥饿影响到士气”，“要打胜仗一定先要给士兵吃饱”，这些都已经只有蒋介石之类的人才不懂的常识，换言之，就是饥饿要影响士气，肚子要指挥脑子。可是再进一步，假如说肚子不仅要指挥抽象的思想，而且要改变一个人的性格、行为、态度、习惯、仪表、礼貌，……那么不经过“科学的”说明，也许又有人会不相信和不赞成了。很多人将“性格”解释做运命，片面地把它归结到“人种学”，“优生学”，“遗传学”的范围，于是“彬彬有礼”被认为书香子弟的特有性格，而“粗鲁笨拙”成了工人农民的先天特征。真的是这样吗？偶然在杂志上看见的一个科学实验证明了这种说话的荒诞不经。
今年三月份的美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上发表了一篇约瑟夫·佛朗克林博士等四人的关于肚子和性格的实验报告，用极其浅近的文笔和实验方法，证明了肚子问题对于每一个人的“品性”所起的巨大影响。
佛朗克林博士是美国米纳索它大学的教授，他和他的助手在二次世界大战中以三十六位“良心的反战者”作为天竺鼠的代替物，举行了一次最实际的、以健康的活人为试验品的“饥饿对于人体所及之作用”的观察。最初三个月，让这些实验者吃每天平均三四九二加罗里的食物（按：今年春季英国人的每人每日营养量为二七○○加罗里，德国则为一五五○加罗里）。三月之后，在作为正式实验期的六个月之内，每人每日给以一七五○加罗里的营养，平均二次分食。照佛朗克林博士们所开的那张菜单来看，早餐是煎饼，糖浆，苹果汁，玉蜀黍面包，果酱，晚餐是洋薯汤，牛舌和山薯，似乎比任何一个“在饥饿线上挣扎”的人吃的好得多，但是分量有限定，单靠这一千七百五十加罗里的热量是维持不了一个健康男子的正常生活的，这样，实验一开始，饥饿立刻在人身上起作用了，每次进餐排队的时候，尽管没有人要挤掉他们，可是谁也紧张地谨守着自己的位置，等到在食桌前面坐定，每个人都露骨地表示出对周围的警戒，甚至不自禁地张开两臂，对分配了食物的盘子，采取了防卫措施。这些“良心反战者”大抵都是有教养的知识分子，其中甚至有一部分是谨严的教士，可是到了这种场合，他们便不再理会什么礼貌作法了，吃完之后，就用舌头去舐干净盘子。再留心注意这些人的日常生活，他们相互间一见面就谈起吃的东西，沉默下来的时候，盘据在他们的脑子里的“白日之梦”也只是食物、烹调法和旅馆里的菜单之类而已。
除出这种思想的领域之外，肚子问题还作用到他们的日常的习惯性生活，他们渐渐的对于每天的刷牙齿，刮胡子不感到兴趣了，甚至于有梳子也不想梳一梳头发，于是，其结果是每个人都变成“蓬首垢面”，“眼露凶光”。即使在安全的实验室里，六个月之后，他们的仪表和性癖动作，也几乎和集中营放出来的囚徒相仿佛了。在这里对于心理学研究者特别有兴趣的一点，是在这种饥饿实验中，这些人的性冲动几乎完全消失了。他们睡眠的时候绝少做有关性事的梦，日常无聊的时候也不再开有关男女问题的玩笑了。
据佛朗克林博士的报告，要重新除去这种六个月间饥饿实验所造成的心理上生理上的习性，同样的也需要有六个月的时间。在实验完毕，让这些义勇的“试验品”恢复到正常生活，摄取充分营养的时候。据报告上说，在最初的三个月间，他们的习惯动作，警戒行为，贪欲眼光，乃至恶劣的礼貌，都是很难除掉的，明明桌子上面包很多，可是一上食桌，他们就要警戒着旁人，偷偷的霸占几片，盘子里明明还有肉汤，可是吃完了，他们一定要舐干净刀叉上的残汁，换言之，这仅仅是六个月间的后天的影响，已经对于他们的生活形式和人生态度起了这样巨大而执拗的作用了。
这个科学实验的报告使我联想起了另外一件类似的事情。记得太平洋战争之后一年，我在重庆遇到从香港赤柱日寇集中营逃出来的名记者爱泼斯坦，他告诉我许多集中营里的笑话，特别使人不敢相信的是日寇为了作弄这些受难的“平民俘虏”，在强迫他们劳役之后常常在广场中丢掷一两罐罐头食物，让大家去争夺而引为笑乐，爱泼斯坦告诉我说：“这简直是不能想象的丑态，连那些道貌岸然的欧美绅士、教授、官吏，也常常因为争夺一罐剩余的罐头，而在异族压迫者日寇的哄笑前面，争吵到口出恶言，挥拳相向。”我也几乎不敢相信单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