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等到法律制裁，自己就很难过，这就是有耻。到了这种情形，则“且格”，就达到了政治的目的。所以他是主张用道德的政治、道德的感化，这就是儒家与法家的精神之不同了。不过，中国的政治，向来是道家、儒家、法家合用的。
孔子的自剖
下面更有趣了。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这是孔子的自我报告，为什么孔子在谈到为政，要作自我报告呢？孔子是七十二岁死的。他用简单几句话，报告了自己一生的经历，艰苦奋斗的精神。他的身世很可怜，父亲去世的时候，他还有一个半残废的哥哥和一个姐姐，对家庭，他要挑起这担子来，他的责任很重。他说十五岁的时候，立志作学问，经过十五年，根据他丰富的经验，以及人生的磨炼，到了三十岁而“立”。立就是不动，作人做事处世的道理不变了，确定了，这个人生非走这个路子不可。但是这时候还有怀疑，还有摇摆的现象，“四十而不惑”，到了四十岁，才不怀疑，但这是对形而下的学问人生而言。还要再加十年，到了五十岁，才“五十而知天命”。天命是哲学的宇宙来源，这是形而上的思想本体范围。到了“六十而耳顺”，这里问题又来了，孔子在六十以前耳朵有什么问题不顺，耳腔发炎吗？这句很难解释，可能在当时漏刻了文字。可能是“六十而”下面有一个句读。如果照旧，“耳顺”的道理就是说，自十五岁开始作人处世，学问修养，到了六十岁，好话坏话尽管人家去说，自己都听得进去而毫不动心，不生气，你骂我，我也听得进去，心里平静。注意！心里平静不是死气沉沉，是很活泼，很明确是非善恶，对好的人觉得可爱，对坏的人，更觉得要帮助改成好人，要这样平静，这个学问是很难的。然后再加十年，才“从心所欲”。西方的文化就是自由，但下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不逾矩”。我们上街去看看，这家包子做得好，就拿来吃，“从心所欲”嘛！行吗？要“不逾矩”。人与人之间要有一个范围。“从心所欲”——自由而不能超过这个范围，所以“不逾矩”，同时这句话也通于形而上的道理。讲到这里，我们要研究孔子为什么把几十年所经历作人、做事、做学问的经验，要放在《为政》篇里。这经验太重要了，本来为政就是须要人生的经验。
在世界上有两个东西是没有办法实验的，就是政治和军事。这两个东西，包罗万象，变动不居。从历史上看，古今中外的政治，专制、君主、民主、集体，究竟哪样好？谁能下得了这个结论？尤其现代的中国，几十年来，西方的什么思想文化，都搬到中国这个舞台上来玩过，结果如何呢？所以为政的人是要了解人生，要有经验，要多去体会。因此孔子将自己的经验讲出来，编到《为政》这一篇，就是暗示一般从政者，本身的修养以及作人做事的艰难，并不简单，要效法他这个精神，在工作上去体会、了解它，才把这一段编到《为政》中来。
从上面几段，我们得到一个结论：不管是为政或做事，是要靠人生经验的累积。而人生经验累积成什么东西呢？简单的四个字——“人情世故”。
讲到人情世故，中国人现在往往把这个名词用反了，这是很坏的事。如果说“这家伙太世故了！”便是骂人。尤其外国人批评中国人，几年前在《中央日报》我就看到这样的文章，说中国人什么都好，就是太重人情了。这里一般年轻人的反应，认为这个外国人的文章写得非常透彻，我说你们不要认为外国人在中国留学两三年，就能懂中国文化，那你们都是干什么的？几十年的饭是白吃了。中国文化一直在讲人情，所谓“人情”，不是过年过节的时候，提着一只火腿，前街送到后巷，左邻送到右舍，在外面送来送去地转了个把月，说不定又转回来物归原主了。这只是情礼的象征，中国文化所讲的“人情”是指人与人之间的性情。人情这两个字，现在解释起来，包括了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行为科学等等学问都在内，也就是人与人之间融洽相处的感情。
“世故”就是透彻了解事物，懂得过去、现在、未来。“故”就是事情，“世故”就是世界上这些事情，要懂得人，要懂得事，就叫做人情世故。但现在反用了以后，所谓这家伙太“世故”，就是“滑头”的别名；“人情”则变成拍马屁的代用词了。就这样把中国文化完全搞错了，尤其是外国人写的更不对。
为政以“德”为本，再以学来培育“诗”的温柔敦厚精神，是不是就具备了为政的条件了？不然！不然！就好像一个军人，把中外古今的军事思想理论都翻遍了，但是连枪怎么放都不会，二等兵上等兵是怎么回事也不晓得，这等人充其量只能当个参谋，绝对不能带兵上战场的。所以《论语》行文的气势，轻轻一转，把孔子的简略自传编进来了。也就是告诉我们，为政的道理就是要真正能多懂得人情世故。
我曾讲过，世界上所有的政治思想归纳起来，最简单扼要的，不外中国的四个字——“安居乐业”。所有政治的理想、理论，都没超过这四个字的范围；都不外是使人如何能安居，如何能乐业。同时我们在乡下也到处可以看到“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这八个字，现代一般人看来，是非常陈旧的老古董。可是古今中外历史上，如果能够真正达到这八个字的境界，对任何国家、任何民族、任何时代来说，无论是什么政治理想都达到了。而这些老古董，就是透彻了人情世故所产生的政治哲学思想。
车上的一课
接下来，根据我们全篇连贯起来的观念，似乎有了问题了，因为下面接着是说：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如此一节，我们不要看宋儒这样的一圈，就把它圈断了；这是后人圈的，是不对的，上加一圈，下加一圈，结果就变成了教条。其实它是连贯的，也就是前面“为政以德”的引伸发挥，把中国文化里面的孝道精神，扩充到待人处世上面，中国自古以来、大政治家的出入不苟的胸襟，就是根据这一点培养出来的。
现在我们先对文字作一了解，孟懿子不一定是孔子的学生，而是介于学生与朋友之间的关系，他是鲁国的大夫。当时的“大夫”，当然不是现代的医生，而是一个相当高的官位。勉强比，有如现在的内阁官员之流，通称作“大夫”。“大夫”是官阶，不是官职。中国这些官阶职务，历代都有变动的。我们要了解中国历代政治形态的变迁，必须读“十通”或“三通”——通志、通献、通考。里面不仅包括了中国政治制度的演变、官职的演变、一切的演变，乃至现代研究三民主义思想，国父为什么采用了五权分立制度，都与“三通”、“十通”的文化有绝对的关系。这是讲到孟懿子的职位，顺便提到的。
既然孟懿子是这样一位人物，以当时孔子的立场来讲，这一段问答，到底是孔子做鲁国司寇以前，或以后说的，就很难考证了。孔子当时在国际——诸侯间——
的地位也很特殊，是一位突出人物。所以孟懿子来问他什么是孝，孔子只告诉他“不要违背”。如果根据这句话来看，孔子讲话非常滑头。不要违背什么呢？没有下文。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答话，接下来，又是一幕短剧式的谈话。我们看《论语》，深入了，很有趣味，像看小说一样，不必用那么严肃的态度去看。
“樊迟御”——樊迟是孔子的学生，名叫樊须，字子迟，小于孔子三十六岁，是年轻的一辈。“御”是驾车。孟懿子刚刚来拜访孔子，并请教什么是孝道这个问题，孔子说“不要违背”，就只有这么一句话。等一会儿孔子出门了，因为请不起司机，都是学生来服务。现在由年轻的樊迟来驾车子，不像现在的汽车，孔子那时坐的是马车，驾马车有一套专门技术，很不容易的。那么孔子坐进车厢了，樊迟坐在前面的驾驶台上，开动了车子，在途中，孔子坐在车厢中和学生谈起话来了。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到孔子的教育，是随时随地都在对学生施教的。
“子告之曰”是描写孔子在车上特别告诉樊迟一件事：“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孟孙是孟懿子的号，因为他是当朝有相当地位的人，而且在当时政界来讲，还算好的一个人，所以孔子对他相当尊敬，便只称他的号。孔子说，他问我什么叫作孝，我答复他“无违”，不要违背。“樊迟曰：何谓也。”从这一句话，我们看到那个画面上，学生正在前面驾车，静静的，没有开腔，而老师好像在自言自语的告诉他，刚才答复孟懿子问孝的经过，樊迟一听，回过头来说，老师，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跟我们现在的疑问一样。“无违”，不要违背，这是什么意思？
于是孔子说，没有什么，很简单。“生，事之以礼。”这个“事”字是古人以下对上而说的。孔子说，当父母活着的时候，我们要孝敬他——“事之以礼”。怎么叫以“礼”事之呢？很难说了，这个礼不是说见到父母行个礼就叫孝。礼是包括生活上的照应、爱护。（这一切道理，将来我们还有专门讲“礼”的机会，在这里暂不详述。）又说：“死，葬之以礼。”所以礼是中国文化中很重要的一个基本概念，看到这个礼字，绝不能作狭义的礼貌解释。去世以后则“祭之以礼”。我们研究这一段，好像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又把这一段问答记到《论语》里，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对为政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把这些问题先放在一边，再看下一段，然后综合起来作研究。
下面跟着记载的，是孟武伯问孝。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
孟武伯是何许人也？就是刚才所讲的孟懿子的儿子，他是“世家公子”。这又牵涉到什么是“世家”，古代的制度，和现代两样，尤其在春秋时代，与印度、欧洲古代又不相同。所谓“世家”就是作官的，子子孙孙都有这个官作，不过是长子继承这个官位，即所谓的封建时代。但是与欧洲的封建不同，不是永久的，谁家不好，就被除掉。在中国这样传下来的家庭叫“世家”，长子有继承权，第二以及第三、四、五个孩子都是另外在一边了。孟武伯是孟懿子的儿子，是正统的世家公子。父亲刚刚问了孝道，（当然不是同一天的事，不过编书的人——孔子的学生们，硬要把它编在一起。）儿子孟武伯也来问孝，孔子的答复，和答复他父亲的是两样的。
孔子说：“父母唯其疾之忧。”这句话就是说父母看到孩子生病了，那种忧愁、担心，多么深刻，你要去体会这种心境。
孔子这个答复有多妙！这句话，我们要这样说，这个问题只有自己做了父母的人才真能体会出来。这种情形是，自己要上班，家里钱又不够，小孩病了，坐在办公室里，又着急，又出汗，又不敢走开，可是心里记挂着。这种心境就是“父母唯其疾之忧”。孔子对孟武伯就是说，对父母能付出当自己孩子生病的时候，那种程度的关心，才是孝道。
以孝治天下
这两段话都是大问题，现在我们转回来谈第一点。我们知道中国文化经常讲孝道，尤其儒家更讲孝道。把四书五经编辑起来，加上《孝经》、《尔雅》等，汇成一系列的总书叫十三经。《孝经》是孔子学生曾子著的，我们要研究孝道，就必须看孔子思想系统下的这部《孝经》，《孝经》中说什么样子才是孝呢？不单是对父母要孝，还要扩而充之大孝于天下，爱天下人，谓之大孝。为政的人以孝子之心来为政，也就是我们所讲公务员是人民公起的道理一样的，所以后来发展下来，唐宋以后的论调：“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一个人真能爱父母、爱家庭、爱社会，也一定是忠臣。因为忠臣是一种情爱的发挥。假使没有基本的爱心，你说他还会对国家民族尽忠吗？这大有问题。关于忠字有一点，是古人讲的：“慷慨捐身易，从容就义难。”慷慨赴死是比较容易的，等于西门町太保打架，打起来，不是你死就是我死，脾气来了，真是勇敢，视死如归；假如给他五分钟时间去想想看该不该死，这就要考虑了，“从容”——慢慢的来，看他愿不愿意死，这就很难说了。所以说忠臣必出于孝子之门，要有真感情，真认识的人，才能够尽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