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5-01- 第1部分

　
4　目　录

书屋絮语书屋絮语澧　　人
考场春秋　为科举制平反刘海峰
考场春秋　科举关防面面观李　　兵
考场春秋　从考“官”到考“学”张亚群
书里书外　杂读八记（上）朱亚宁
书林折枝　反抗隐喻的病痛吴锡平
书林折枝　唤起江湖千古事李湘树
书林折枝　人性之我的真情流露魏邦良
名家心曲丰子恺与竹久梦二李兆忠
名家心曲林纾晚年的“遗老癖”司徒允
湖湘人物　沈从文的小说情结李廷华
湖湘人物　想起朱湘石定乐
旧作新识　重读《第一哲学沉思集》王晓华
旧作新识　也谈《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黑　　马
旧作新识　王安忆《长恨歌》技术故障举隅陈林群
灯下随笔　“公用”课本中的诚信伦理张艳芳
茶余饭后　妒妇宛如鸠盘荼楚　　人
茶余饭后　“麻将学”发微板儿爷
文坛景观　作家卖瓜　　也可自夸？杨建民
围炉夜话　沈荩之死与英敛之办报吴永良
围炉夜话　如何读钱钟书的信？孙玉祥
一孔之见　足本《浮生六记》作伪真相陈　　创
来稿摘登　成吉思汗的勇士及其他章　　明
来稿摘登　拉一车理想李明月
来稿摘登　从古罗马吹来的清风林　　谷
来稿摘登　这段文字并非周作人所写徽　　人
来稿摘登　英王乔治三世称乾隆皇帝为“兄弟”卫撄宁
封　　　　二　鸡王镇宅黄永玉　画


　　《书屋》二〇〇五年第一期
　　作者：未知

　　书屋絮语

　　书　屋　絮　语
　　？　澧
　　人
　　在雪舞梅花、腊鼓频催之际，2005年第一期《书屋》终于与广大读者见面了。但愿这本以品书、评书、荐书为主要特点的杂志伴随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春节。
　　既然《书屋》是读书人的心灵家园，那么如何读书的话题便值得反复地讨论。武汉大学的冯天瑜先生有次到湖南师大讲学，提出凡有志于治学的人都要有几本“看家书”。十多年过去了，他的这个观点我一直深表赞同。
　　科举时代，读书人的“看家书”无疑是“四书五经”。只要真正把这些书读通了，博个封妻荫子是大有希望的。现在许多人一听到科举便生恶感，其实那时中式者大多是聪明人，像“范进中举”一类笑话，毕竟属于科举的“末流”。作为后来人，我们对于科举的得失当有一个理性的认知。
　　五四时期，中西文化交汇，学界俊采星驰。细究起来，那时在做学问上有所成就者，在读书方面都有自己的看家本领。就说鲁迅吧，在西学方面，他对尼采等哲学家的著作便下过苦功。对于中国的传统典籍，像《庄子》、《韩非子》等，他更是烂熟于心，随手拈来即成文章。至于蔡元培、胡适、傅斯年等大家也莫不如是。韩非子认为“深智一物，众隐皆变”。意思是说深入地了解一件事，许多隐秘不明的事也就会变得清楚明白。
　　人文学科的知识具有极大的相关性。因此，首先下苦功读几本值得一读的书，然后在此基础上逐步拓展，乃是做学问的不二法门。没有“专攻”的所谓博学，只可能产生皮相之见。唐人李德裕说：“操政柄以御怨诽者，如荷戟以当狡兽。”将此话作个也许不恰当的引申，“看家书”便有如读书人手中的“戟”，而其它知识则形同“狡兽”，没有前者，自然就难以应付后者。
　　上海的周泽雄先生是《书屋》的老作者。很多读者对他写的《性格辞典》予以好评。周先生自称“文坛草寇”，而非“文坛流寇”，一看就是有讲究的。
　　中国历代书法家——
　　王　羲　之
　　对于王羲之，史籍上大致记载如下：
　　字逸少，琅琊临沂（今属山东）人。出身贵族。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因与王述不和辞官，定居山阴（今浙江绍兴）。人称王右军，东晋书家，有书圣之称。对于这样的一个大书家，王的生卒年却有不同说法，一作三百二十一至三百七十九，一作三百零三至三百六十一，这注定王氏是个神秘的人物。在中国文化传承中你想成为不朽的名人，文化之外的“媒体”、传说乃至形形色色的小道绯闻尤为重要。比如王羲之，他爱鹅并书扇与一老妪换鹅的故事就流传甚广，而如“东床快婿”的花边更为著名。他曾和一群闲散文人在兰亭曲水边饮酒唱诗，寻欢作乐，即兴一纸《兰亭序》竟成千古书法之偶像。中国文化传统是一个善于并乐于造神的传统，中国文人的心目中是不能没有偶像的。这让我想起十多年前，我在绍兴参加一次书界集会，忝列曲水之滨，与众书家一起效法晋人风雅，只是杯中的是雪碧，吟得是打油。次日又去嵊县谒王羲之墓。研讨会上，我的一位朋友竟“大煞风景”直呼“打倒王羲之”。依我来看，打倒也未必。不过王的神圣地位——以一纸“莫须有”的《兰亭序》直统摄中国书法两千余年，倒也算奇迹。
　　王羲之的字再牛也最终成为帝王的殉葬品——被唐太宗作为陪葬一同深埋坟墓中。其地位比殉葬的奴隶猫狗并没有高出多少。
　　兰亭历代不乏“克隆”，摹本、临本、刻本无计其数。比如，清人吴云的斋号就叫“二百兰亭斋”，可见其“私生子”何其之多。
　　王羲之再一次成为“新闻人物”要算上世纪五十年代一场由领袖毛泽东介入的“兰亭争辩”。一方是南方某大学的书生高二适，一方是文化名人郭沫若。看似实力悬殊，却打得不分上下。连毛泽东也说：笔墨官司有比无好。这场官司最终也只能不了了之。据说郭沫若想要挖太宗墓穴，看看到底《兰亭序》是咋玩艺。
　　能承王书衣钵者是他的后人王献之，世称二王。如此“龙生龙、凤生凤”的奇迹在以后书史上已不复见。而历来写字的人口口声声王羲之，而笔下的字与王字并无多大干系。他们只不过想高举一下王的大旗罢了。
　　（许宏泉　文）

　　为科举制平反

　　
　　？　刘海峰
　　从清末以来，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科举”是一个贬义词，科举制则是帝制时代一种腐朽落后的、扼杀人才的取士制度。长期以来，科举制多是作为批判的对象而被加以介绍的。1905年科举制寿终正寝时，对科举的否定评价，似乎已经是盖棺论定了，而且百年来占主流的评价也一直是负面的。因此，现在看到本文的题目《为科举制平反》，可能有些人会觉得不可思议或以为只是危言耸听。不过，只要我们冷静客观地重新审视科举制，便可知道直接提出“为科举制平反”并非故作惊人之语，而是有充分的理由和根据的。
　　科举时代在一百年前就已终结，尊崇科举的时代早已过去了。在科举停废一百年后的今天，盲目批判科举制的时代应该过去了，将科举制妖魔化的现象也该结束了。
　　一、平反的呼声
　　一般人可能不知道，自科举制废止之后不久，就开始有人提出为科举制平反。而且，这种呼声时断时续，总的来说还越来越大。
　　一千三百年中国科举史上，科举制曾被废止过数次，每次在废止之后不久便有人提出为科举制平反，要求恢复科举制。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虽然中国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整个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与古代大不相同，已经没有了科举制生存的社会文化土壤，1905年废科举兴学堂，科举制走到万劫不复的境地。但在此后才几年，也一样有人提出恢复科举制。其中较有影响的是，1907年中书黄运藩以“整顿学务”为名提出恢复科举，给事中李灼华奏请变通学校规则，“兼行科举”，结果都被否定。民国以后，也还有一些人为科举制的遭遇鸣不平，不过因人微言轻，影响不大。以下仅举清末民初一些著名人物为科举制平反的事例。
　　最早提出为科举制平反的著名人物是戊戌变法时期极力批判科举的梁启超。1910年，梁启超已说“科举非恶制也”，他不仅认为科举不是一种坏的制度，而且还认为“此法实我先民千年前之一大发明也”。他公开提出了为科举平反的主张，甚至直接说：“吾故悍然曰：复科举便！”提出恢复科举的建议〔1〕。只是当时梁启超的这番言论并未引起多少人的重视，以至于长期以来一般人仅知道梁启超早先批判科举的立场，而很少有人听说他还曾发出为科举制平反的呼吁。梁启超的幡然悔悟，十分值得我们深思。
　　五四时期重要的科学启蒙者和自由主义思想家杜亚泉在1911年撰文指出：“吾直以当日之设学堂、废科举，为多事矣。向使当日者，不废科举之制度，但稍稍改易其课试之程式”，那么，这种科举改革所产生的效果，会比废科举兴学堂的效果更好〔2〕。他是最早提出科举制其实可以不废这一观点的名人之一。
　　另一位在科举废后不久却赞美科举的伟人是孙中山。民国建立后，孙中山在各种场合一再称赞中国古代考试的公平性，强调考试在政府选任官员中的重要性。他在《五权宪法》等演说中多次说过：欧美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中国学过去的。所以，中国古代的考试制度，是世界各国中所用以拔取真才的最古最好的制度。孙中山是在游历东西洋多国作过比较之后，且看到民国建立以后各路军阀拥兵自重、强权决定官员选任的状况，痛定思痛才发出此论的。孙中山还指出：“自世卿贵族门阀举荐制度推翻，唐宋厉行考试，明清峻法执行，无论试诗赋、策论、八股文，人才辈出；虽所试科目不合时用，制度则昭若日月。”〔3〕这是直接为科举制平反的言论，他不仅称赞科举制度本身，而且连科举考试的内容也加以肯定。孙中山的观点导致了后来民国考试院的建立，实际上是科举制的复活。
　　后来一些著名学者对科举制也有相当中肯的评价，如胡适认为现代中国的历史基础之一便是科举制度。他说：“这种制度确实十分客观、十分公正，学子们若失意考场，也极少埋怨考试制度不公……它是一个公正的制度，即使是最贫贱家庭的男儿也能够通过正常的竞争程序而爬升到帝国最荣耀、最有权力的职位上。经过这种制度的长期训练，中国人心中已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政府应掌握在最能胜任管治工作的人的手中；政府官员并非天生就属于某一特殊阶级，而应通过某种向所有志愿参加考试的人敞开的竞争性的考试制度来选任。”〔4〕在谈到戊戌变法时，胡适又说：“康梁变法的时候，只是空洞地吸收外国文化，不知道紧要的是什么。学堂是造就人才的地方，学堂不能代替考试的制度；用学校代替考试，是盲目的改革。结果造成中国二十五年来用人行政没有客观的、公开的用人标准。”〔5〕
　　钱穆在1951年发表的《中国历史上的考试制度》一文中认为，科举制“因有种种缺点，种种流弊，自该随时变通，但清末人却一意想变法，把此制度也连根拔去。民国以来，政府用人，便全无标准，人事奔竞，派系倾轧，结党营私，偏枯偏荣，种种病象，指不胜屈。不可不说我们把历史看轻了，认为以前一切要不得，才聚九州铁铸成大错”〔6〕。1955年，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钱穆又说：“无论如何，考试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中一项比较重要的制度，又且由唐迄清绵历了一千年以上的长时期。中间递有改革，递有演变，积聚了不知多少人的聪明智力，在历史进程中逐渐发展，这决不是偶然的。直到晚清，西方人还知采用此制度来弥缝他们政党选举之偏陷，而我们却对以往考试制度在历史上有过上千年以上根柢的，一口气吐弃了，不再重视，抑且不再留丝毫顾惜之余地。那真是一件可诧怪的事。”〔7〕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思想的解放和学术环境的宽松，学界的科举研究也空前地活跃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已不再像世纪初那样为激愤的情绪所左右。也许部分是由于离清末废科举更为久远的缘故，许多学者开始对科举作出冷静的分析和理性的判断。而更重要的是高考选才存废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以及没有制度化的遴选官员或公务员的程序所显现出来的弊端，促使人们更加深刻地反思科举制的是非功过。经过客观地研究，这才知道人们对科举的坏印象原来是清末为废科举而矫枉过正地将其说得一无是处而形成的。
　　例如，担任过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十余年的杨学为研究员曾谈到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前念书的时候，读的书、听的报告，几乎都说科举及其考试不好，当然他也这样认识。后来从事考试工作，又查了一些资料，才感到原来的认识不全面，转而认为考试是中国的伟大发明，是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