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妇女无权参加科举，因此科举制很不平等
有不少人指出科举制不允许女性报考，将半数人口排除在外，说明科举制根本不平等。其实，这又是一种误解。妇女被排除在选拔范围之外，并不能归罪于科举，没有科举制，古代妇女也一样无权参政，这是古代社会性质所决定的。因为除了少数宫廷中的官员（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官员）以外，中国以及绝大多数国家古代都不设女性官员，在这种情况下，科举怎么可能会招考女性呢？当时不可能有这种制度安排。科举制只是选拔官员的途径或手段，妇女不能应考，并非科举制的罪过，而是没有这种社会需求。所以说，透过现象看本质，把妇女排除在外不应怪罪科举，归根结底是由于帝制时期的政治制度和官员结构使然。在那个年代，无论采用何种选官方式都不可能将妇女包括在内。
6．科举造成官本位体制
这实际上是一种错觉。官本位、学而优则仕的体制并非科举造成，科举只是使学而优则仕制度化，入仕竞争规范化而已。科举确实将天下士人的聪明才智都吸引到读书做官一条道上去。《荀子·大略》说：“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如学”，这是春秋战国时期荀子的看法。而实行科举制的时代，求学而不为入仕的人少之又少。科举为广大读书人提供了上升的机会，使学而优则仕大行其道。但我们应该分清楚，这并不等于说科举造成了官本位体制。说到底，科举制本身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因为在科举制产生之前，中国已经是一个“贵义贱利”、重道轻器的国家了，治术重于技术是儒学社会的一贯传统。魏晋南北朝时期，察举考试相当衰弱，但当时中国社会已经是等级森严、品阶齐全，官本位体制已经形成了。可见官本位体制并非科举制造成，我们至多只能说科举强化了官本位体制。
7．科举导致官场腐败
将清末官场腐败归罪于科举可以说是本末倒置，恰恰是社会衰败、官场黑暗才导致科举走向穷途末路。考试取士是从制度上防止用人方面的腐败，如果没有科举这一道关口，清末官场还不知会更腐败多少倍。晚清吏治腐败的部分原因恰恰是考试选官制度受到了削弱。由于允许捐官以及其它吏道盛行，不少举人和进士很难入仕，甚至有进士出身后二三十年待选的情况。官途多让其他人挤占之后，那些文化素养较高的科第中人反而长年待选守缺，而通过捐纳等途径入仕者往往不如科甲正途入仕者清正廉洁，这是清末官场腐败的原因之一。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中也说科举造成了中国的官场。实际上没有科举照样有官场，而且官场的裙带风和植党营私情况还会严重得多。
以上所辨，只是举例言之。此外，还有不少一直流行的说法，如“科举制是统治者愚民的产物”、“科举是一试定终身”、“科举造成中国教育的衰败”、“科举对文学没有促进作用”、“八股文是蠢笨的产物”等等，也都属于似是而非的误解。限于篇幅，于此不再详辨。
三、还科举制的本来面目
历史虽然已经过去，但却不会完全消逝，它还以潜在的形式存在于我们周围；科举虽然已经废止，但却没有完全作古，它还以不同的形态复活于现代社会。
为了真正理解科举制，有必要将其与中国历史上其他选拔人才的办法加以比较，也有必要与同时期西方国家选拔官员的制度进行比较，还可以与中国现代的考试制度和人才选拔办法加以比较。因为，我们不应就科举谈科举，谁如果只研究中国的科举制，谁就永远无法全面理解科举制。
科举制比起之前的世袭制、察举制、九品中正制是一种进步，几乎无人还有疑义。科举制为十九世纪中叶以前西方人广为称赞并被西方文官制度所借鉴，许多学者包括笔者都曾作过专门的研究，本文不再详论。孙中山在日本、英国游历多年，曾经说过“中国的考试制度是世界上最古最好的制度”的那段著名论断；梁启超戊戌变法失败东渡日本后，对中国的科举革废作了反思，并于1910年毅然主张恢复科举。当我于1993年在伦敦访学半年，认真研究科举对西方考试制度的影响、并翻阅英国国会在建立文官考试制度前后辩论材料和试卷之后，当我于2000年在东京访学半年，看到许多大学都以毕业生考上公务员为自豪、书店里摆满各类资格考试的书籍时，我对孙中山和梁启超为科举制平反的观点有了更深切的理解。
实际上，科举制既没有十九世纪以前一些西方人说的那么好，也没有二十世纪许多中国人说的那么坏。清末废科举时的主流言论经过当时人的主观取舍，历史记载受思维定势的制约也不免以偏概全。知今有助于通古，我们可以将废科举与废高考作一比较，便可理解今人对科举制的偏见，很重要的原因是宥于清末废科举前后的言论的影响。
以往人们将清末人士对科举制的否定评价当作是古代多数人对科举制的看法，这就好比当代只看主张废止高考一派的人提出的论点一样。如果只看清末废科举时经过筛选的情绪化言论和民国以后人云亦云的历史教科书，那么科举制的确很坏。如果只截取1966年废高考前后从大人物到中学生对高考的评价来看高考，那么就会给人留下高考一无是处，会得出高考是一种罪大恶极、必须废除的制度的结论。今人之视古人，犹后人之视今人。如果只看一个时期个别人的偏激言论，后代人以为当今民众都认为高考是一种“人神共愤的考试”〔24〕。而实际上当今多数民众和许多专家也认为高考是一种相对很好的选拔人才的办法，是现代中国社会中难得的相对最公平的一种制度。中国古代多数人也认为科举是一种相对最好的人才选拔办法，否则科举制怎么可能历经质疑和短暂罢废，前后存在一千三百年之久？
而且，许多论者混淆了科举制与八股文的区别，将明末以后对八股文的批判等同于对科举制的批判。确实，黄宗羲、顾炎武、康有为、严复等人都对八股文作过激烈的批判。明末有人认为明朝江山就是被八股文所葬送，顾炎武则说八股文败坏人才不亚于焚书坑儒，清末康有为抨击八股文导致中国积贫积弱、割地赔款，但这些言论基本上都是针对八股文而不是针对科举制本身的。而且，清末人士为废科举而将八股文连带科举制说得一无是处，带有特定的时代背景中的严重情绪化倾向。可是废科举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人们都只重复反科举的言论而基本上不提以往肯定科举一派的言论，以至于今天许多人以为古人都认为科举是一个很坏的制度。
为科举制平反，并不是否认科举制的弊端和局限，只是有关批判科举的言论大家早已耳熟能详，这里无需重复。本文所要论证的是，科举制实际上并不是像许多人印象中的那么恶劣，最低限度我们可以说科举是一项不坏的制度，即梁启超所说的“非恶制也”。“科举”是一个含义非常丰富的词语，远非以往的“恶谥”那么简单，我们不应将其看成一个贬义词，而应该把“科举”当着一个中性词来看待〔25〕。
为科举制平反，就是还科举制的本来面目。还科举制的本来面目就是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与科举类似，书院在清末也被视为旧学的堡垒被彻底唾弃，儒学、汉字在五四时期也曾被一些人说得一无是处。到后来，人们更加全面客观地分析，便为书院、儒学、汉字等加以平反。而科举制至今在多数人的心目中仍然很坏，其实不是科举制本身太坏，而是人们对科举制的偏见太深。自从清末将科举“妖魔化”以来，许多人还停留在跟随清末人士后面盲目地批判科举制的阶段。现在亟需正本清源，不能继续人云亦云，而不作具体的分析和自身的判断。
为科举制平反，就是为沉默的古人说话。经过后人的筛选，赞扬科举的古人变成“沉默的大多数”，为科举制平反，让他们也有“发声”的机会，此乃这部分古人之幸。实际上，古代对科举制正面的肯定要远远多于负面的评价。在类似于科举改革等不涉及君权的领域，看来中国古代多数时候是有相当程度的言论自由的。除了清代大兴文字狱的时期以外，什么人都可以发表自己对科举考试本身改革的看法，只要不触及专制统治的底线。你可以骂科举不好，也可以为科举唱赞歌。因此现在还可看到古代许多批评科举的文字，不过这方面的言论在清朝末年被进一步放大了，以至于淹没了更为大量的肯定科举的言论。
为科举制平反，就是为考试选才机制平反。有科举制度造成很多问题，但没有科举制度则会出现更多的问题。科举是有不好的方面，而没有科举将会出现更坏的情况。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人情社会，人情与关系在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为了防止人情的泛滥，使社会不至于陷入无序的状态，中国人发明了考试，以考试作为维护社会公平和社会秩序的调节阀。当然，考试选才往往无法考察德行，千百年来，人们对以德取士的追求此起彼伏，赓续不断，但结果都不尽如人意。科举时代多次废科举却行不通的史实说明了这一点，“文革”中推荐上大学导致走后门盛行的事实也说明了这一点，前些年保送高中生上大学异化为“送官不送民”的现象也证明了这一点。科举历史与高考现实一再雄辩地说明，考试选才具有恒久的价值。
产生于等级森严的君主专制时代的科举制，从考试内容上说深含古代精神，具有某些过时的糟粕，然而从公开考试、平等竞争的形式上说，则具有一定的现代性，这种平等择优的竞争方式具有超越帝制时代的生命力。科举制跨越了中国不同朝代以及东亚不同民族和国家而被广泛实行，是因为有选拔人才的内在逻辑和普世价值在起作用。科举虽已废止，但考试这种选才方式却没有而且也不可能停罢，仍适用于现代社会，而一千三百年科举考试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和深刻教训，对当今的各种考试改革皆有参考价值。
2005年9月将迎来中国废止科举百年祭，我们应如何对待科举这份沉重而珍贵的文化遗产？韩国历史上也曾模仿中国，实行科举制长达九百余年，科举制在韩国社会上的影响甚至不亚于科举制在中国社会上的影响。韩国在科举时代也有“近来科弊，难以毛举”的情况，但韩国人在1980年就已召开过以科举研究为主题的全国历史学大会。1994年，为了纪念韩国科举考试罢止一百周年，韩国曾举行了规模盛大的效仿李氏王朝的模拟科举考试，即在成均馆大学举行文科殿试，在全国应试的儒学“生员”中，分甲乙两科考取状元，放榜后还举行了“恩荣宴”和状元游行仪式。百年之后，韩国再现“科举盛况”的做法，是为了不让后人忘记祖先的文化遗产，不忘对考试和考试文化的继承。作为科举发源地的中国，在科举制废止一百年后的2005年，是到了纠正长期以来简单片面贬斥科举制的时候了。
注释：
〔1〕梁启超：《官制与官规》，《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三，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8页。
〔2〕田建业等：《杜亚泉文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页。
〔3〕孙中山：《与刘成禺对话》，见《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45页。
〔4〕胡适：《中国的文艺复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年版，第323页。
〔5〕耿志云：《胡适年谱》，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8页。
〔6〕钱穆：《国史新论》，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84年版，第114～115页。
〔7〕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89页。
〔8〕杨学为：《中国需要“科举学”》，《厦门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
〔9〕葛剑雄：《科举、考试与人才》，见《人才与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第二届中国东南地区人才问题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东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63～265页。
〔10〕沈登苗：《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冬之卷。
〔11〕过常职：《唐代反科举思潮与科举考试的利弊》，《安徽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
〔12〕秦晖：《科举官僚制的技术、制度与政治哲学涵义》，《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6期。
〔13〕蒋德海：《科举制在中国近代的遭遇》，《复旦学报》1996年第5期。
〔14〕王文元：《科举制、爆竹、花轿》，《文史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