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在马牧八路军总部听取从大行回来的刘伯承、彭真谈太行的工作。刘伯承汇报了军事方面的情况，彭真则汇报了省委工作和开展统一战线的情况。当时在座的还有邓小平。谈完之后，彭德怀告诉他们，中央计划调张浩回延安养病。而由邓小平接替129 师政委。刘、邓二人听了这个消息都非常高兴。1 月5 日，中央军委的任命电报正式下达。1 月6 日，北方局、军分会在马牧召开会议正式传达中央12 月政治局会议精神。此时，邓小平已经是没有报到的129 师政治委员。传达会议结束后，邓小平和彭真就去刘少奇住处，大家的一肚子疑问总要找个地方说说清楚。1927 年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就是中共放弃了领导权，没有自己的武装，如今又要回到大革命失败前的老路上去，前方的将领是万万不能接受的。而且“西安事变”后，与国民党谈判统一战线问题时的艰辛与曲折大家心里都是很清楚的。蒋介石在谈判中没有得到的东西，如军队的领导权问题，规模与编制问题，抗日政权的形式等等，现在反要拱手送给他，这到底是怎么了？大家议论纷纷。刘少奇此时虽然内心中己似翻江倒海，但并没有说话，只是一边听一边沉思着。在12 月政治局会议上，王明不仅指责毛泽东在《上海太原失陷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对形势的分析有错误，而且认为刘少奇写的《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问题》一文观点也有问题。王明毫不客气地点名批评了刘少奇。这些，刘少奇并没有说出来，从党的纪律来看，不同的意见，会上可以说，会下就不能乱讲了。就今后如何宣传贯彻12 月政治局会议精神的问题，三人倒是达成了一致：实际工作中不能公开提和中央会议精神下一致的口号，这次会议虽然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但也并没有否定洛川会议提出的独立自主的方针，我们在实际中去于就行了。看来“不争论”，在工作去检验、去实践的思想，在太行山上就开始萌芽了。“不争论”，实际上充分反映了政策和策略的统一，是领导艺术和高超的处理问题的能力的体现。晚上，刘伯承、彭真、邓小平又聚到了一起。他们到了一起，就可以放开地谈论了。太行山上的三巨头，想法一致，气味相投，谈得甚是投机。三人最后认为，在军分会上可以不说，但回太行山后不仅要在实际中执行独立自主的战略方针，而且要突出强调独立自主的战略方针，坚决担当起领导敌后抗日的
领导责任。军分会结束后，刘伯承和朱德、彭德怀到洛阳去参加蒋介石召集的军事会议。l 月18 日，邓小平与彭真一起回到太行山，开始了他师政委的生涯。刘伯承返回129 师驻地西河头后，刘、邓的合作开始了。
第四章山之魂
11。 兵来将挡——反“六路围攻”
川岸文三郎坐不住了石拐会议后，129 师386 旅的主力部队立即向敌占交通线展开，积极发动群众，建立群众武装，在根据地周围形成了环形对外正面。当时的部署是386 旅771 团主力挺进到平汉路西邯郸、磁县地区；772 团主力在同蒲路榆次、大谷段以东，正大路以南，正定以西地区活动；同时各个游击支队也四处活动，在宽大的正面上不断袭击敌据点，破坏铁路，打击过往运输车辆，打击小股敌人，对铁路线周围的日军构成了很大威胁。与此同时，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只以129 师为例，以772 团三个连为基础，在辽县成立了一个补充团（后改称第17 团），建立了旅直属队和几个师直属队。到了1938 年初，129 师在原有3 个团的基础上，又新建和扩建了补充团，独立团和骑兵团，总共有36 个团。同时，山西抗日决死队、政卫队、工卫旅，以及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和第三战区民族革命战地动员委员会所属的游击队，在山西境内各处建立起来，与八路军并肩作战。山西的这些新军是中共应阎锡山之邀帮助阎锡山在山西建立的，各个部队的领导权大都掌握在共产党员手里，实际上已经成为共产党军事力量的一部分。在阎锡山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后，山西新军也就正式隶属于八路军，其大部被编入129 师面对中共抗日武装的发展壮大，日军在1937 年12 月20 日的一份报告中也不得不承认：“朱德、彭德怀所率领的共产党主力在榆社宣城镇附近，其有力一部在五台及太原西方山地。。民众有渐渐亲近他们的倾向，将来更联合各地残兵难民等，经过相当时期后，如果完成各方面的联络，势力一定会逐渐扩大。。。假如我方停止于现在配备状态，山西后方的扰乱愈发加多，共产军等一定会协力夺回太原。”这份报告中唯一下准确的是对“民众有渐渐亲近他们的倾向”的判断。日军对民众和八路军关系的判断太保守了，因为八路军撒入敌后，就像种子碰到了适合生长的沃土，立即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三、四个人的工作组可以在短时间内发展为一个工作队，甚至独立团。这个时期，丝毫不用担心武器的问题。那时，正大路沿线、同蒲路、北平至石家庄段的平汉路都是不久前的战场，遗留有许多武器弹药，再加上国民党军后撤时丢弃的武器，恰好满足了游击队的组建之需。所以，民众和八路军不是“渐渐亲近”，而是“亲如鱼水”。对八路军的威力日本人没有预计到，以至于对八路军的游击战术异常的恐惧。刘伯承在129 师的游击训练班上曾经举过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现象。第一个故事：日军有一个叫伊藤的少将在一份报告中说：八路军“行踪飘浮，出没无常，我前进则彼逃散，我停止则彼出现”，“在广大之中国，到处流窜，不能使其作城下之盟。”第二个故事：129 师在榆次缴获的日军文件中，发现一个日本士兵写的家信。他在信上画了一个圆圈，又画了一个小人站在圆圈的中央，小人代表他自己，圆圈代表游击战。这个圈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已经被八路军的游击战包围，因而不能回家，心情十分苦闷。如果说第一个故事表明日军将领对八路军的恐惧还只是“不能使其作城下之盟”，是一种潜伏在心里的恐惧，那么第二个故事则已通过一个日军士兵的家信将这种恐惧明白无疑地表达出来。
同样处于这种恐惧之中的日军第20 师团长川岸文三郎不愿意使自己处于这样一种类似慢性自杀的折磨之中，他要与八路军面对面的打上一仗。他认为：与其同八路军枝枝节节地作消极守备，不如集中兵力一举消灭之。川岸文三郎坐下住了。
跳出合围圈川岸文三郎欲捕捉129 师主力而歼灭之，但是，从红军脱胎而来的八路军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以“打圈子”见长。想当年毛泽东秋收起义失败卒兵上了井冈山后，一个叫朱聋子的所信奉的游击哲学——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曾给了毛泽东以很大的启发。后来在毛泽东的影响下，很多红军将领是既会打仗，又会打圈，让敌人倍感头痛。这次感到头痛的是新对手川岸文三郎。川岸文三郎也不是无能之辈，他也有一套很凶狠的招法。为了一举消灭在正大路沿线极具威胁的八路军129 师，川岸文三即在12 月22 日，指挥骑步兵2000 多人，从平定、昔阳、榆次、和顺、太谷等地，分成6 路，对破路的129 师一部形成了半月形包围圈。狡猾的川岸文三郎在进攻的前一天，有意派出一支队伍到松塔西北的羊头崖，制造疏于戒备的假象，以引诱772 团出击，为主力出击创造战机。误以为日军要向北撤退的错觉过去后，129 师接到了总部要求配合晋察冀反多路围攻的指示。此后全师上下对敌情的判断也由“向北撤退”改变为“敌人企图肃清华北，巩固后方”。当时日军巩固后方的主要任务是巩固后方交通。针对这一特点，129 师“决定在正大线全线出击”。当时的全国形势变化很快，12 月13 日，南京失守，国民政府移至武汉并发表继续抗战宣言。由于攻取了国民政府首都，日军感到胜利指日可待，不仅日军在华中攻击一波接着一波，在华北占领区也展开了大规模的旨在巩固后方的作战。而位置在根据地中最靠北的晋察冀边区则必然首当其冲。陈赓率领破路部队准备到松塔以北活动时，发现情况有异，平定、沾尚、上下尤泉等地都出现了全面戒备的日军。这时772 团1 营发现羊头崖附近有一部日军警戒松懈，很多人在睡觉。陈赓一面将情况报告师部，一面令各部作好战斗准备。刘伯承得到羊头崖的敌情报告后，没有马上动作，而是将近几日的敌情作了综合判断。当他看到平定、昔阳、榆次、太谷等地日军的动向后，立即得出了结论：羊头崖的日军只是敌半月形包围圈中的一条鱼。和有“论兵新孙吴”之称的刘伯承斗心眼、比计谋，只能是枉费心机。刘伯承迅速作出部署：以第772 团在内线作战，首先干松塔一线吸引日军分进合击，然后伺机转到合击圈外或一路日军的侧背对其予以痛击。以第769 团、秦赖支队、汪乃贵支队在外线作战，积极打击日军，配合772 团由内线转到外线。刘伯承对外线部队说：“你们兵力少，硬顶是不行的，要用正面假打背后真打的办法。跟敌人接触后边打边退，吸引敌人前进，主力插到敌人的后方。大姑娘的屁股摸不得，这样킵人势必回头，然后再设法打敌人的伏击。”可以看出，在整个部署中，772 团处于非常关键的位置，一切都围绕着772 团来动作。这次129 师的反围攻作战是进入根据地后多次反“清剿”、反“扫荡”中的第一次，对于129 师今后能否在大行山区站住脚跟至关重要。日军的“六路围攻”开始后，正面的一路迅速扑向羊头崖地区，以一部向772 团驻地华泉村正面进攻，主力则迂回至华泉村南面。第772 团以一部扼守华泉村东南高地，阻击日军的迂回部队，而以主力
进入村西北高地，抗击日军。日军在炮火的掩护下，向华泉村772 团防守的高地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冲锋，战斗非常激烈。772 团依托有利地形，抗击着日军的进攻，阵地前日军的尸体越积越多，到黄昏时阵地仍在772 团手中。与华泉村同时展开战斗的是里思村以北高地。22 日晨陈赓“未起床即闻机枪声”，驻守里思村的772 团1 营在村北高地发现敌人，赶去指挥的是打起仗来被称为“王疯子”的772 团副团长王近山。里思村的战斗同样进行得紧张激烈，在打退日军多次进攻后，王近山胳膊中弹，血流不止，伤势严重。王近山带伤坚持到天黑，除了留少数部队在内线继续牵制敌人外，他自己带领主力转到南北军城，在外线打击日军。当772 团主力到达马坊时，又发现了有两路日军正在向马坊逼近，772 团又迅速转到马坊东边的独堆，直到南北军城，才得到暂时的安定。第二大在三路日军的围攻下，又迅速跳到外线，彻底摆脱了敌人的围攻。772 团在几个大的跳跃过程中，使日军围攻独堆、松塔扑空，围攻马坊扑空，围攻南北军城也扑空。日军如无头苍蝇，东扑一下，西扑一下，不时被八路军的正规军、游击队和自卫队敲打一下，十分狼狈。12 月底的大行山，冰天雪地。得不到补充，处于饥寒交迫中的日军，眼看着伤病员在不断地增多，不得不于27 日全部撤退。这是129 师第一次反“围攻”的胜利，对于129 师在太行山站稳脚跟，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有着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对于那些只想打运动战而怀疑打游击战是否有效，以及对在山区能否站住脚而抱有疑问的人，这一仗的胜利犹如给他们吃了一颗定心丸。胳膊负伤的王近山在战斗结束后住进了医院。凑巧，769 团团长陈锡联在反“六路围攻”战斗中也负了伤，一颗子弹从他嘴里打进，又从颈部穿出，虽然没有危及生命，但吃饭却成了问题。两人住在同一个病室里，就形成了“自然分工”。当他们自己动手炖鸡改善生活时，王近山分工吃肉，陈锡联自然是喝汤了。也许是这一次的缘份，出院后王近山就从386 旅调到了385 旅，先任769 团团长，后又出任旅副政委。王近山和陈锡联在红军时期曾在一个师里工作过，长征途中，俩人同在红10 师，陈锡联任师长，王近山任副师长。在陈锡联身负重伤的情况下，王近山曾代理指挥部队打了一系列的恶仗、硬仗。他们俩人可以说是相知甚深，战友情深。以打仗不要命出了名的王近山这次是第三次负重伤。在战争年代王近山共负伤7 次，其中有4 次是重伤。第一次重伤是在他当连长时。有一次与敌人肉搏，他手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