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保安团的情况看：他们最怕土匪打进巨鹿城，危及其封建统治，但又无把握挡住土匪的进攻；他们当然也怕共产党、八路军报复，但只要说明中国共产党为了抗日不念前仇、不计旧恶，团结起来共同抗日，他们的顾虑是可以解除的；同时，在广大群众积极要求抗日，八路军威震华北，并已来到他们面前的情况下，他们还不至于敢公开投敌，有可能接受调停。土匪刘磨头等，虽然人多势众，却是一群乌合之众，内部也矛盾重重，互相倾轧，自知打进巨鹿城，消灭保安团实非易事；另外，刘磨头的一块遮羞布是“抗日”，如果只顾打“内战”，就等于自己将这块仅有的遮羞布弃之不顾，不仅会遭到老百姓的反对，他们自己也不能接受。从这几个因素看，说服刘磨头也是有可能的。根据深入细致的分析，陈再道作出决定：唯一的选择只能是从中调解，劝说他们停止火并，并争取他们走上抗日的道路，而决不能帮助任何一方。有了正确的分析，也就有了正确的决定，有了正确的决定才会有正确的行动。陈再道采取了两个动作：一是给双方送信，劝说双方停火，表明八路军的态度；二是率部移驻紧靠双方火并地区的任县邢家湾。邢家湾是滏阳河的一个重镇。这两个动作，明确的表示了八路军“先礼后兵”的姿态，陈再道成功的运用了古代兵法中所说的“示形于敌”。陈再道的部署起了作用。派到刘磨头那里的代表，当天就回来了。刘磨头在八路军代表的耐心说服下，同时也是看到了大势已去，不得不答应停火。保安团这边第二天也复信，欢迎八路军派代表到巨鹿城进行商谈。但保安团这边仍对八路军顾虑重重。保安团长王文珍出于自身利益，企图借用八路军的力量迫使刘磨头撤退。因此，也答应停火，并提出只要刘磨头停火，保安团就撤回巨鹿城。但目的达到后，王文珍却又用各种借口阻止八路军进城。就在陈再道率部由驻地开往县城时，王文珍以城里房子少，难民很多，住宿多有不便等借口，想劝陈再道住到城西一带，并答应如果这样八路军的粮草完全由他们提供。看到王文珍一伙出尔反尔，陈再道心里已有了想法，也不多说，带着部队掉头就走。第二天，天气晴朗，万里无云。早饭后，陈再道派骑兵连经城西门外去警戒威县、平乡之敌。骑兵连拉长距离，绕城半圈向东南奔驰而去。这里是一片沙土地，又值冬季干旱季节，只见尘土飞扬，万马奔腾，很多群众跑到城墙上目睹八路军的雄壮威严，对此，甚为惊奇、赞叹。陈再道当时想组建骑兵连时，大概没有想到它还有这样一个用途。王文珍得知这一情况后，疑神疑鬼，认为八路军准备包围巨鹿城，吓得慌乱异常，不知所措，急忙以县政府、保安团、警察局等的名义邀请陈再道去赴宴，以示欢迎。陈再道考虑不给他们一些压力，他们是不会老实的。因此，一请没去，二请也没去。这一下，王文珍一伙确实坐不住了，他们不得不求李玉菁来请陈再道。陈再道和李玉菁一商量，觉得这次该去了，不然王文珍连觉都睡不好。事不过三。第三次陈再道带着三个骑兵警卫员去了巨鹿城。这一次，尽管陈再道的湖北口音很重，不用“翻译”很难听清，但王文
珍一伙没有一个走神，都竖着耳朵，艰难地捕捉着陈再道所说的每一个字，生怕漏掉什么。27 日上午，东进纵队的战士们迈着雄健的步伐，唱着抗日歌曲，在群众夹道欢迎中，开进了巨鹿城。这件事后来被称作“巨鹿事件”。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步，也是成功的一步。有了这第一步之后，紧跟着是第二步、第三步。从此，冀南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剿匪录之二陈再道率领东进纵队进入南宫县城时，已是春节之后。南宫县城从地理位置上看是冀南的中心。不仅如此，它还是群众基础较好的地区之一。早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这里就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1935 年冬，曾举行过农民暴动。虽然后来暴动失败了，但革命的火种已经撒在南宫的土地上。抗日战争爆发后，一些共产党员相继回到冀南，利用这里良好的群众基础，组织了几支抗日游击武装。这是在冀南开创抗日根据地的有利条件之一。另外，南宫县距平汉、津浦两大交通干线较远，距平汉200 里，距津浦也有200 里。南面的威县，虽驻有日伪军，离南宫只有八九十里，但他们主要是维护邢台至临清的交通线，不敢轻举妄动。北面仅有打着“青年抗日义勇军团”旗号的段海洲和赵云祥的两支游杂武装。这些有利条件促使中共的最高军事机关决定以冀南的南宫为立脚点。但南宫的情况仍很复杂。已经取得了第一次剿匪斗争胜利的陈再道，不论是在经验上，还是在斗争的艺术性上，都已迈向了一个更高的境界。到了南宫后，他又连续地进行了一系列让人眼花缭乱，但充满了智慧的动作，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进展，使八路军在南宫的工作迅速展开，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群众的抗日情绪，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收编土匪金庆江部，用的是“掐头收尾”办法。驻在冀县码头李的金庆江原是个土匪头子，“七·七”事变后，招兵买马，很快发展到3000 多人，成立了“青年抗敌义勇军”。以国民党代表身份出现的赵云祥要收编他，他不愿意，双方竟动起武来。八路军在冀南的影响日甚一日，金庆江想以八路军做靠山，于是派人到南宫来找陈再道。但他有一个条件，必须有朱德的委任状，他才肯让八路军收编。双方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谈判。正在谈判时，金庆江部的地下党组织送来消息，认为金庆江投奔八路军没有诚意，不除掉金庆江，便不能实现改编金部为八路军的计划。得到这一消息，陈再道立即扣押了金庆江，并随即率领部队赶到码头李，向群众做宣传和解释工作。没想到群众和金庆江部已经自发的组织起来夹道欢迎陈再道一行，他们早已不能忍受金庆江的土匪作风。很快，在地方党的帮助下，金庆江部被改编力“东进纵队第二支队”。改编伪军高士举部则用了“恩威并施”的办法。占领威县的日伪军，对东进纵队的威胁最大，但要消灭这股敌人，根据当时东进纵队的力量是不可能的。于是，陈再道决定首先争取伪军反正，孤立日军，再图良策。驻威县的伪军“警备第一旅”，原是威县城北的民团，“团总”是高士举。抗战后，高士举为保存实力，投降了日军，日军封了他一个旅长的头衔。早在1937 年11 月间，中共地下党组织就已进入了高士举部，并展开了积极的工作。东进纵队到达南宫后，又派人去做高的工作。在八路军威震冀南，大力加紧争取工作的情况下，高士举愿意弃暗投明，参加抗日。4 月初，陈再道将其部改编为“冀南抗日游击独立第二师”，并任命高士举之子高希伯力该师师长。
在冀南初期以改编土匪为中心的工作中，收编段海洲和赵云祥两股力量，是陈再道的一个大手笔，很有些“ 统一三国”的味道。八路军以南宫为中心，在向东、向西的发展过程中都比较顺利。但在向北发展时，却遇到了困难。这是由于这一带盘踞着两股较大的力量。其一是赵云祥的“河北民军二路”，其二是段海洲的“青年抗日义勇军团”。赵云祥原在国民党29 军当过手枪队队长和团长，“七·七”事变后，从保定一直逃到冀县武邑一带。他打着国民党代表的旗号，利用其社会关系，收编了大量散兵游勇及一些县的保安团，组成了两个旅，竟发展到近四、五千人的队伍。段海洲是河北安平县人，出身于地主家庭，在北平上过大学。“七·七”事变后，回到老家，在武强、平安、交河一带，打起抗日旗帜，利用亲戚朋友和师生关系，吸收了一批抗日青年和青年知识分子，收编了一些散兵游勇，也将队伍扩大到3000 多人。这样，在上述地区实际上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八路军的东进纵队再加上赵云祥和段海洲的两支队伍。汉末时的巨鹿人张角因领导太平道组织黄巾起义而被载人《三国演义》，陈再道在三股力量的角逐中，可能又嗅到了“三国演义”的味道。东进纵队进驻南宫后，陈再道即提议由三方派代表举行会议，商谈联合起来共同抗日的问题。要联合，总得有个谁领导谁的问题。赵云祥的官方身份是国民党的代表，在他的想法中，他应该是当然的领导者，但苦于手中的力量不如八路军的东进纵队强大，所以，他迫不及待的想用武力收编段海洲。赵部不停地向段部进攻并扣押了段海洲的参谋长朱家恺。而段海洲吃够了赵云祥的苦头，他绝不想再被赵云祥控制。于是，段海洲出于保存实力的愿望，愿意与八路军联合，以便在三方的联合中能够真正占有一席之地。他特派其秘书到南宫同东进纵队联络，表明愿意联合的愿望。根据这些情况，陈再道决定抓住有利时机，争取赵、段两部，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于是，他提出召开三方会议的建议：对八路军的建议，段海洲当然立即同意，赵云祥虽然心里不太愿意，但已无可奈何，因而也不得不表示愿意参加会议。赵云祥看来对中国古代兵法中常常体现出的“纵横”术也非常熟悉。“三方会议”一开始，他就拉拢段海洲。但受过高等教育的段海洲，岂能看不清眼前的形势。八路军的领导作用是任何人都取代不了的，这一点他相当清楚，向八路军靠拢，背靠大树就不怕赵云祥。所以，他在会上的发言，也就难免使赵云祥吃不消。就在会谈要转为争吵的时候，陈再道适时把握形势的发展，阻止住赵云祥和段海洲的争吵，将话题转到了三方成立军政委员会的问题上来，提出了各部由军政委员会统辖，不得扰乱地方、危害人民等要求。方案提得正逢其时。段海洲对陈再道的提议，表示同意，并提出要划定驻守区域，各部不得越界行动，由陈再道任军政委员会主任，他和赵云祥任副主任。虽然赵云祥有些想法，不愿失去自己的“领袖”地位，但一看段海洲和陈再道的态度和意图，知道大势已去，为不致陷入孤立，最后还是勉强同意。这时，议案得以通过，已是水到渠成。
军政委员会的成立，确立了八路军在冀南的领导地位，为此后进一步在冀南开展工作创造了条件，打下了基础。3 月19 日，为加强冀南地区的领导力量和军事力量，129 师派遣师政治部副主任宋任穷率领一个骑兵团来到了冀南。收编了段海洲、赵云祥，成立了冀南军政委员会，又得到了一个骑兵团的支援，陈再道、宋任穷在处理问题时强硬了许多。他们决定对一些暗中与日伪军勾结，破坏抗战的土匪，决定采取以武力打击为主的策略。八路军在冀南唱完了“文”戏，又准备唱“武”戏。其中最为出色地是“诱歼”土匪邱庆福部和“智取”土匪刘磨头部。邱庆福原本已经被东进纵队收编了，但他暗中勾结日本人，不断扩大自己的地盘，甚至带着部队到南宫附近，烧杀抢掠，民愤很大。陈、宋二人准备锄掉他。他们制订了一个比较巧妙的办法。首先以检阅部队为名，令邱部在南宫城北之樊家庄村北一个大场子里集合。集合的地点选在一条难以徒涉的濠沟前边，而东纵的两个连则部署在濠沟对面不远处的地方，同时东纵在村北的一栋高房子顶上的隐蔽处架起了几挺机枪。一切都布置妥当后，陈再道通知邱庆福来司令部开会。邱庆福所带的十几个卫兵，一进司令部大门，就被东纵的卫兵以屋子小，进不了那么多人为借口，挡在了门外，只放邱庆福一人进了司令部。当邱庆福只身一人进到最后一个院子的北屋时，陈再道一声令下，预先埋伏好的几名战士冲出来，将邱庆福按在地上。接着，又以同样的方法，将邱部中队长以上的人员全部缴了械。邱部中有些顽固不化的分子似乎看出了一些不正常的迹象，策动向东纵司令部冲击，但对面房顶上的机枪首先开了火。群龙无首的邱部立即陷入一片混乱，到处乱窜。不到半个小时，邱庆福部就被全部解决。刘磨头被东纵收编后，也是表面一套，背后一套，暗中与日军勾结，仍干坏事。刘磨头部盘踞在一个四周被水环绕，像一个小小的“梁山泊”的名叫环水村的村子里，智取刘磨头的任务交给了以骑兵大队为主组成的一支部队。攻打环水村之前，参战部队找到了刘磨头部的一个小头目——刘富子，这是一个可利用的人物，经过说服教育，他同意为骑兵团带路。4 月4 日拂晓，大雾弥漫。攻击部队一部，首先用机枪封锁了村子周围的主要通道。同时，以一个排为突击部队，在刘富子的引导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