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也危机四伏，仍十分关心邓小平和部队的安危，不时地向陈赓发电询问。3 月底他收到陈赓的回信，说日军的合击毫无所获，现太岳军区主力正袭击敌后方城镇，破袭铁路，邓小平待岳南“扫荡”结束后即回太岳。这时，刘伯承才松了口气。这样的例子每一个在刘邓身边工作过的人都能从自己的记忆中找出来。1947 军8 月6 日，刘邓布置所有部队机关整顿十天左右，但在8 月7 日刘、邓自己改变了自己先前制订的、中央也已同意了的计划，迅疾抓住有利时机，率领第二野战军主力12 万人，过黄泛区，强渡汝河，直插国民党心脏地区大别山。蒋介石为求歼第二野战军于大别山区，动用4 个整编师、33 个旅的绝对优势兵力，企图将第二野战军在大别山区一网打尽。面对强大的敌人，刘、邓一方面继续坚持内线作战，同时决定在外线再开辟3 个战场，以求彻底打破敌人的围攻。在这最关键的时刻，刘、邓二人决定分开行动，由邓小平同李先念、李达组成前线指挥所，指挥大别山内线开展游击战争。刘伯承、张际春率后方指挥部转移至淮河以南，指挥外线各纵。1947 年12 月夜晚，刘
邓二人在王家湾分别，邓小平说：我到底比你年轻，留在大别山指挥，你到淮西去指挥全局。刘伯承说：警卫团都给你留下，我只带一个排就行了。你在大别山行动频繁，我带电台在淮西给你提供敌情。在敌情这样紧张的时候，刘、邓分成两个指挥部，但在上报下发的电报中，这一点从未露出来，一切电报仍是签署“刘邓”二字。这时期留在大别山的邓小平，也发了不少关于战略战术的指示电报，都是签署“刘邓”二字。直到他们快要重新会合的时候，刘邓才分别向中央、军委发了一份个人署名的电报。
再度打狼——浮山之战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遭到八路军痛击的阎锡山，并没有接受教训，停止反共活动，而是一直在寻找机会，夺回让共产党占领着的地盘。当阎锡山与日军暗中勾结，接受日军供应的物资后，便认为向共产党收复“失地”的时机到了。1942 年新年刚过，阎锡山的61 军背信弃义，抢占了太岳抗日根据地浮山、义城地区。这个地区是产麦区，属太岳军区二分区。八路军一再警告61 军，但该军不仅不撤走，还到处抢夺群众财物，并扬言：“我们是国军，想到哪里就到哪里，3 十月内还要拿下你们的一、三分区。”于是，129 师决定调集冀南、太行、太岳军区部队共50 个团，组成3 个纵队，在粉碎日军春季“扫荡”的同时，狠狠地敲打一下61 军，不许61 军为所欲为。129 师决定，由邓小平来担任这次作战的总指挥，副总指挥是太岳军区司令员陈赓。一纵队司令员由陈康兼任，二纵队司令员杨得志，三纵队由陈锡联指挥，就动用的力量来说，这次行动超过了百团大战中129 师动用的作战力量。当时129 师只动用了37 个团。邓小平和阎锡山在抗战之初曾经打过交道。邓小平对阎锡山的印象是“这个人确实鬼得很，当面一套，背后又搞鬼”。邓小平曾经当着阎锡山的面说：抗战要真心，假心是不能抗战的，祖国人民是不拥护的。谁是真心抗战，谁是假意抗战，实践是见证，人民是见证。要是假抗战，总有一天会暴露出来的，要亮相的。阎锡山的61 军是阎锡山的起家老本，很猖狂，号称是“天下无敌的王牌”。129 师的打击对象对准了阎锡山的这个“王牌军”。战役开始后，阎军的215 团就被129 师包围。在129 师勇猛的攻击下，不到天明，215 团就被全歼了。7 日上午，阎军援兵33 军主力已到了白村。这时，师里指示，先不打被围的顽军，而打他后面的援兵，让解围的33 军看看八路军“围城打援”的战法。决1 旅与386 旅立即迎战，围住了33 军一部。33 军被分割为几段后，被围的顽军企图向浮山县城方向突围，但在129 师的层层包围下，被围之敌插翅难逃。经过一段时间的战斗，阎军61 军被围困，33 军、19 军受到重创，阎锡山看到他的王牌军就要在浮山全军覆没，只好厚着脸皮派代表到延安去找朱德。一般人只知道朱德是个优秀的军事家，却不知道朱德还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阎锡山的代表见到朱德后，来个恶人先告状，说：“你们八路军邓小平部在集中兵力打我61 军。”朱德问：“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打的？”阎锡山的代表被问得张口结舌，极不情愿地说：“在浮山。”朱德顿时严肃起来，说：“浮山一些匪徒与日本人勾结一起，在我根据地烧杀抢掠，邓小平在那里是打日本、打汉奸，是应该的嘛！我们的部队又没有到你们晋西南，邓小平怎么指挥部队消灭了你们两个师？”阎锡山的代表自知理亏，只好找了一个站不住脚的理由：“我们的部队没有粮吃，想到浮山、义城搞点粮食。”
朱德说：“浮山是我们的抗日根据地，属我们的防区。1940 年我们双方代表就有协定，汾河为界，我军不到河西，你们不到河东，这是签过字据的。你们到浮山，事先为什么不跟我们联系？你们要到我们根据地搞粮食，也得事先打个招呼嘛。事实上，我们对友军抗日从来是坚决支持的，平型关、雁门关战斗不说了，你们可以去问问刘戡将军，去年他在中条山被日本侵略军打得走投无路，要退经我太岳根据地，从沁源去陕西。我们一面抗击，一面给刘戡将军许多方便条件，给他运送了粮食，马草，收容他的病号住院，并派部队在灵石铁路两侧打击日军，掩护他们过路。刘军长到了你们晋西南，还来电报表示感谢。听说你们在浮山抢劫群众，杀人放火，这是犯罪的，以后不能再做这些亲者痛、仇者快的事了。我通知邓小平，把你们61 军的人放回去就是了。”朱德的命令传达到部队时，有些人还想不通，认为61 军作恶多端应予全歼。如果现在不歼灭它，日后还会来捣乱的。邓小平的一句话，使战士们明白了放人的道理。邓小平说：“这正是中央军委和总部的正确央断，因为大敌当前，对顽军的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但战士们的担心确实不无道理。以后的事实更证明了这点。1944 年元旦，阎军又向俘山、义城地区发起了进攻，打头的仍是61 军。曾经在129 师面前一败涂地的61 军好了疮疤，忘了痛，狂妄地叫嚣：“这次到浮山就不走了，要和共产党血战到底。”因阎军赖着不走，并勾结日、伪军破坏根据地，刘、邓决心再次集中兵力赶走61 军，以打击顽固势力。8 月底，太岳、太行、冀南军区一些部队开始向浮山、义城地区运动，参战部队编成3 个纵队：太岳部队为左路纵队，大行部队为中路，冀南部队为右路。战斗从8 月28 日晚上12 点开始。3 路纵队同时向阎军发起了攻击，经过一天的激战，386 旅在白村歼灭了阎军72 师师部和1 个团，俘虏2000 余人；冀南部队歼灭了来援之敌33 军和19 军共3000 余人；太岳纵队也歼灭了61 军一部。正当3 路纵队准备发起新的攻击之时，日伪军大批集结起来援助阎军，致使61 军残部得以向汾河以西逃遁。
敌进我进针对1942 年新的斗争形势，刘伯承提出了“变敌进我退，为敌进我进”的口号。刘伯承的这一结论，是在充分分析了日军的行动规律的基础上得出的。刘伯承是这样描述日军“扫荡”的步骤的：第一是各方面且进且击地齐向腹地作大合击；第二是各部队分散配置，进行抉剔“扫荡”；第三是各方面分道撤出，转入另一区域“扫荡”，或归还原巢。刘伯承在这一基础上又作了更加细致的描述：各方面敌人都是依托铁路向腹地某点前进，先在前进道路上各自进行局部的合击，然后齐向腹地某点作向心的共同的台击。每方面的敌人在局部合击时，在太北多以大队为单位，在太南多以中队为单位进行为此，刘伯承着重指出：备方面敌人都如此进行，其意图是想把我军各部队都向腹地中心压缩，使我们越发缩到中心，越发钻进它集团所预定的共同合击圈之内。日军在合围八路军时，还设置了残置部队。为了防止八路军跳出合围圈，各路“扫荡”部队在尚未构成合击之前，即在八路军可能转移的要路上，残置一个小队或一个中队，构筑临时的封锁点，用这样的方法以弥补不断扩大“扫荡”正面而不得不减小的纵深配置。这些残置部队，或配以无线电台，或配以军鸽，以便于传达情报，日间上山，夜间下山，多方进行佯动，意在将八路军部队压进圈内，以威胁、堵击等手段，使八路军不敢向圈外转移。刘伯承指出：这种残置封锁部队是起吓鱼入网作用的。刘伯承还细致地描述了日军的“铁桶封锁阵”。在构成每一合击圈时，两翼多系有力部队，进展很快，正面多系直属小部队进展很慢。在进行每一较大的合击时，都有飞机三至六架进行轰炸、侦察和通信联络，特别在发现八路军时，即以飞机抑制八路军行动，并将八路军的位置指示给地面的敌人以构成合击圈，从而进行所谓立体的合击。这就是日军所谓要构成逐步缩紧的“铁桶封锁阵”。将日军的情况分析到如此程度，“敌进我进”的理论也就呼之欲出了。刘伯承认为，敌人假定八路军主力是缩入腹地中心作战，重演敌进我退、诱敌深入的老规律，故从各方齐向腹地中心来个铁桶大合击。对此如我们基干军队主力不与合击者作被迫的战斗，即能出合击圈外转而去背击敌人，这是上策。如不可能时，则仅与一方来的敌人略为战斗，即转出合击圈外，进行上述的作战，这是中策。如被敌人越压越缩，陷入其大台击圈心，这时不论采取什么方法，都很难打出好的结果来，自然这就是下策了。不难看出，最好的策略是完全的、“不与合击者作被迫的战斗”，即运动至合击圈外，也即完全地实现敌进我进。同样，在上、中、下三策中由好到坏的一个重要标志也就是看摆脱敌人，跳到台击圈外的程度，也就是敌进我进实现的程度。能否实现上策，在刘伯承的理论中又转换成了能否抓住“利害变换线”。“利害变换线”就是选择和掌握好跳出敌军合击圈的时机和地点。有了时机和地点，也就有了时间和空间的概念。从时间角度来看“利害变换线”，就是时机的变换；从空间的角度看，就是作战地域、地带的变换。只有在适当的时机、适当的地点才可构成“利害变换线”，才可在极其危险之中，找出此危彼安的转换点。这其中有两个动态的、不确定的因素：
时间和空间。由于时间和空间的不确定性，构成了“利害变换线”本身的不确定性。于是，研究对手，特别是研究对手的行动规律，研究敌人的“备”、敌人的“意”，就成了确定“利害变换线”的重要前提。刘伯承常说：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刘伯承在长期的军事实践中，借用我国古代“金木水火土”的“五行”观，提出了作战指挥中的五个基本要素——任务、敌情、我情、地形与时间，从而形成了刘怕承独具特色的新“五行”术。从多次反“扫荡”的实践中刘伯承得出一个结论：反“扫荡”作战成败的关键，就是能否把握住“利害变换线”。在1942 年的反“扫荡”中，日军“经常东捕西捕，南圈北圈，到后一个时候，则演成多数的小圈且套之以大圈，即使是一个小目标，也是两个以上的纵队合击。”把握住了“利害变换线”就可以实现刘伯承所说的“上策”，反之则会陷入“下策”。“利害变换线”既反映了反“扫荡”的客观规律，又充分体现了人在战争中的主观能动性，是刘伯承军事理论中的一个独特贡献。刘伯承概括了五条运用“利害变换线”理论，发挥我军机动特长的战法：其一，“跳出圈外机动”。其二，“圈内突围与圈外接护协同一致进行”。其三，“善于在两敌接合部机动”。其四，选良机、看“火候”，转到外翼歼敌。其五，以利诱敌而后歼之。刘怕承认为，“以前我们的惯语说‘诱敌深入’，乃是在游击战术上，把一路敌人诱引到伏击圈套内的一种趋利的机动，并不是在正规军内线战役上，把几路敌人放引到利害变换线内，成为不能避害的蠢举。”在刘伯承的著述中，像“利害变换线”这样的理论上的创造，比比皆是。从其中可以感觉到，刘伯承是无愧于“论兵新孙吴，守土古范韩”的美称的。5 月下旬，日军对晋东南抗日根据地“扫荡”在即，刘伯承一边喝着太行山土产茶叶泡的浓茶，一边在地图前严密注视着日军的动向。一连几天，刘伯承一直守在作战室里，及时掌握敌情，不断下达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