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都挤在十字岭一线的狭长地带。25 日拂晓，敌主力一万多人从上面压缩，以南艾铺为目标，进行“铁壁合围”。当时彭德怀、罗瑞卿、左权商定：总部直属队和北方局，向北突围到太行二分区；野政则向太行六分区突围。为了使总部和北方局迅速摆脱敌人的包围，左权决定自己留下来指挥后勤人员突围。激战到25 日下午4 时，总部直属机关大部分已经冲出了包围圈，而左权仍然站在一个山坡上指挥疏散。这时，日军所有的炮口都对准了八路军总部突围的十字岭，日军飞机也在突围人群头上盘旋，天上、地下已经织成了一张火网。突然，一颗炮弹在左权身边爆炸。他不为所动，只是机警地转过头来看了看。当他看到两位在炮弹的爆炸声中慌乱跑着的女同志时，左权没有犹豫。他马上跑了过去，将两位惊慌的女同志按倒。又一发炮弹爆炸了，那两位女同志得以幸免，但左权却再也没有起来。他头部被炮弹击中，不幸牺牲。左权牺牲后，刘伯承和邓小平合写了《纪念我们的战友左权同志》一文。他们在文章中写道：“左权同志的牺牲，不仅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和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就在同志感情上，即个人的友谊上，也使我们失掉了一个最亲密的战友，我们的悲伤，是不可以言语形容的。”
杀出重围1942 年5 月10 日，刘伯承得到人行第一军分区于5 月2 日发出的一份报告。报告说：据敌工站2 日报：一、敌北支派遣军饭沼守中将拟于5 月份“扫荡”大岳区，闻正调集兵力。“扫荡”之敌主要进攻目标为武安、涉县、辽县、武乡、邢台、沙河等地区。二、敌方己将情报员派往我军方向，调查我是否有进攻破坏正大路之目的。余情正详查中。刘伯承看着一分区的报告，说：“情况的确是很紧急了。敌工站的同志作了贡献。只是有一点，这个情报是5 月2 日发出来的，已经晚了几天！这说明传递情报很困难。如果敌人提前行动，我们就被动了。不能等了，要很快拟一个准备反‘扫荡’的通知。”果然，5 月19 日，日军开始了对太北的“扫荡”。5 月21 日，刘伯承又接到陈赓、王新亭关于日军“扫荡”行动的急电：“这次敌‘扫荡’岳南、中条之特点：一、造谣、欺骗、麻痹和威胁我军，以隐蔽其企图。如‘扫荡’中条之敌，则造谣攻浮山。二、行动秘密突然，常以一独立支队（不下干人）完全夜间运动，作远程的拂晓袭击。有的伪装我军，绕过村庄向预定的目的地直进，奔袭我后方机关。三、敌估计我可能转移的地方（特别是重要高地），则预先秘密设伏，如发现我军即重重包围，企图一举歼灭之。大量采用空军猛烈轰炸，扫射，阻我部队运动。”根据地原就像一根绷紧了的弦，在这一消息的触发下，迅速地动作起来。正是刘伯承对上述两个消息做出了科学的分析、正确的处理，使129 师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争取到了反“扫荡”的主动权。师部刚刚在固新落脚，侦察人员就报告说：师部转移之后仅仅3 个小时，即有一股伪装成所谓“新六旅”的日军独立支队，到129 师师部原来的驻地。他们抓到老百姓，就问刘伯承到哪里去了？这支“独立支队”，就是专门执行刺手任务的“挺进队”。后来天津出版的《东亚新报》刊载了一篇“大川挺身队”参加太行山5 月份“扫荡”的文章。文章写道：“大川挺身队，5 月20 日由基地出发，攀登悬崖，走过山沟，到浊漳河岸之王曲附近时，开始遭遇了三个农会会员。他们把挺身队误认为八路军，于是很不费难渡过了漳河，。。翌日，太阳下山时，进入宋家庄，八路军正在做饭吃。我们在身入这样的大敌之中，也只以新编六旅的队伍而逃脱。队员们都是以刘伯承之首级为目的。可是异常兴奋的队员的希望，都被奇袭王堡之时，人家刚刚离出扑了个空而打消了。在那天又去王堡，进入东面的大山中追赶刘伯承。后来据俘虏说，刘伯承逃往西山去了。队员甚为惋惜的踏着石子跑到偏城与友军会合去了。”23 日，129 师师部又收到第五军分区的报告说：“小曲发现穿皮鞋、灰衣服的敌探100 余，有向王堡、会里前进模样。”刘伯承和李达决定立即转移。面对狡猾、猖狂的日军，129 师也采取了严密的保密措施：凡有关军事秘密和129 师行动与驻地，一律不准在电话上明述，以防被敌探截取。日军“扫荡”八路军总部后，又转而“扫荡”129 师驻地，目标仍然直指首脑机关——129 师师部。根据总部突围的经验，129 师决定将直属队分成前后2 个梯队，成梯次配备，以免行动时挤在一起。
按照这一设想，刘伯承边看地图边进行布置：“不走大路，走小路，尽量夜行晓宿，行动要秘密。从涉县、黎城敌人的接合部突围，把握比较大。2 个梯队都要轻装，把可带可不带的、笨重的东西都坚壁起来，包袱越小越好。”刘伯承部署完毕后，来到后梯队检查准备工作。后梯队都是机关人员，还有许多家属，既有妇女，又有小孩，其中有刘伯承的夫人汪荣华、邓小平夫人卓琳。刘伯承看着后梯队的“娘子军”，感到她们不仅是战友的亲人，而且是党的财富。他再三嘱咐带领后梯队的蔡树藩、张迁发，一定要保证后梯队的安全。6 月8 日，部队开始转移。在山沟中转悠两天后，于10 日中午到了地势险要、沟壑纵横的张汉村。从张汉村再往前走，就进了涉县、黎城、平顺3 具交界处。这里是敌人包围圈的结合部，离涉县、黎城公路己不远，如能在当天晚上穿过公路，就会脱离危险区。为缩小目标，便于应付突发事件，刘伯承下令，前后梯队拉开距离。但事情的发展总是与人们的愿望相反。从张汉村出发后道路越来越难走。部队行动所走羊肠小道地图上没有标，只能靠看星星辨别方向。一路上，不能点火，也不能开手电筒，行军非常艰难。李达建议原地休息，天亮再走。刘伯承考虑了一下，说：“我们这么大个摊摊儿，才走了几十里路，电子的特务很多，我们不可能不暴露目标。在这里过夜，可能遭到偷袭。让大家打个盹儿，然后连夜返回张汉。鬼子怎么也不会料到我们还会返回原地吧？”刘伯承的想法令大家叹服不已。出其不意，往往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往回走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队伍在没有任何标记的小道上转来转去，直到11 日中午，才又回到张汉。正当大家以为可以松一口气，休息一会儿的时候，警卫部队从望远镜里发现不远的地方，有一小股敌人正在搜山。刘伯承马上命令部队避开敌人，钻入杨家山。部队刚翻上一道山梁，发现杨家山已被敌人占领。刘伯承举起望远镜，先观察了几个有烟火的方向，然后又转向没有烟火的西北方向。这一方向只有一条羊肠小道可以避开敌人的搜索。又是一条羊肠小道。刘伯承看了看地图，对几个有些犹豫的参谋说：“俄军统帅苏沃洛夫有一句名言：‘凡是鹿能走的地方，人就能通过。’他在1799 年就曾经率领一支大军，从人迹罕至的地方翻过了阿尔卑斯山，救出了被困在瑞士的俄军，创造了一个奇迹。我想，凡是羊能通过的地方，我们也能通过。鬼子自然不知道有这条路。我们就走这条路吧。”刘伯承带着队伍刚登上一个山岗，就见对面山坡上有一支队伍朝着他们走过来。开始，还以为是掉队的警卫部队赶上来了，就向他们靠拢。走到双方只有几十米的距离时，才发现对面来的是日军的部队！走在前面的汉奸还叫喊着：“出来吧，看见你们了！”刘伯承说：“不要慌，这是虚张声势。别理他们，不要开枪，我们悄悄地绕过去。”就这样，129 师前梯队在刘伯承带领下，镇定地钻入另一道山沟而没被鬼子发觉。过后，刘伯承说：“好险啊，差一点让鬼子‘抉剔’掉，去见马克思了。刚才跟鬼子打照面的时候，连他们的胡子我都看清楚了。这个‘抉剔’扫荡
啊，可以使敌我杂处，煮一锅饭敌我都吃，走一路敌我相混，可谓是极复杂、极残酷、极机动的斗争了。”日军对太岳区南部和太行区南、北部的大规模“扫荡”，历时一个多月，在付出惨重的代价后，不得不于6 月20 日由太南地区撤退。虽然1942 年日军还有第四、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但太行、太岳根据地在1942 年所遭受的几次“扫荡”中，以敌夏季”扫荡”最为残酷。经过这一次反“扫荡”，形势开始一步步地好起来。
庆祝刘伯承50 寿辰在共产党人中，祝寿本就不易见到，在艰苦的战争年代搞祝寿活动，则就更加不同寻常了。但在1942 年ힵ，在太行山中，却为129 师师长刘伯承搞了一次规模很大的祝寿活动。无疑，在血与火的战争年代，其意又绝不会仅限于对一个人生辰的纪念。1942 年是抗日根据地的斗争空前残酷的一年，根据地先后粉碎了敌第四次、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取得了反日军春季、夏季、秋季“扫荡”的胜利。这一年，也正是刘伯承50 寿诞。中共中央既是为了表彰刘伯承的革命功绩，也是为了鼓舞敌后抗日军民的斗志，决定在太行山举行刘伯承50 寿诞的庆祝活动。当组织上为此夫询问刘伯承的生日时，极不愿意宣扬自己的刘伯承没有说出自己的出生日期，害得组织庆祝活动的同志只好猜了一个日期：12 月16 日。其实这一日期与刘伯承实际出生的日期——12 月4 日相差了12 天。庆祝活动前，129 师《战场报》和太行山《新华日报》（华北版）编辑部各派一人，前去采访刘伯承。早早就等候在办公室里的刘伯承对两个采访者说，“你们要采访我些什么呢？”“请首长先谈一下自己的简历，我们想在您的生日公布您的年谱，让大家了解学习。”“算了！算了！”刘伯承像往常碰到这些问题时一样挥着手说：“莫谈这些好不好？你们都晓得，粉碎‘九路围攻’后，有个记者来访我，我先对他说：你只能写战士，不准写我。要不，我不同你谈。即使写出来，我也要把你的稿子撕掉！这也就是我今天要跟你们谈的‘简历’。你们要是没有别的事，就回去吧。我还有事哩。害得我等了半天。”原来两个记者比约定的时间晚到了，因此刘伯承还对他们说：“时间观念对于军人极端重要，有时胜败就在这分秒之间。”两个来访者，本来就因晚到而感到拘谨，经刘伯承这样一说，就更不知说什么好了。两人犹豫了一会，才说：“师长，这个年谱是为了给您庆贺50 寿辰写的，这是我们的工作嘛。”“庆啥子寿嘛！我不晓得。你们无事找事，不要这样搞好不好？群众都还没有吃饱肚皮嘛！去吧！去吧！”刘伯承又一次拒绝。碰到这样的采访对象，两个采访者一筹莫展，只好去请政委邓小平。“师长，我看讲还是要讲，这是党的决定，没得简历，咋个祝寿嘛。再说，这也是工作。”邓小平深知刘伯承的性格，来后也不多说，说完这几句转身就走。政委发了话，刘伯承就不得不考虑了，沉默了片刻，说：“要说这也是工作，那我就无条件服从党组织的决定。我这人没得啥本事，是被旧社会逼上‘梁山’的。那时候，国际国内，弱肉强食，清王朝腐朽败落，民不聊生，使人不得不立志仗剑拯民于水火，于是富国强兵的念头自然而生。1912 年，翥入重庆蜀军办的将校学堂，从此投笔从戎，距今整整30 年了。我是1926 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在此以前，我在川军熊克武部打了不少的仗，流了血。其中，除开讨袁护国、护怯等战争外，大都是打‘烂仗’嘛！”刘伯承回忆了自己30 年的战斗经历后说：“我深切地感受到：像我这样的人，如果不听
党的话，势必一事无成！”刘伯承最后说：“我的生日已经过去了，政治委员既然说这也是党的工作，那就不必管它是哪一天罗！”于是就有了“刘将军于1892 年（光绪18 年）12 月16 日，生于四川省开县赵家场”这样一段令刘伯承哭笑不得的文字。记者的笔使刘伯承自觉被推上了一个十分尴尬的位置。记者写道：“他几十年都过着革命生活，为民族国家事业，为人民利益战斗不息，不论在革命退潮与高潮时，都表现出艰苦顽强的意志。他常说：‘干坏了还得要干’，所以他为民族国家解放事业英勇战斗，对于党的决定和指示坚决完成，对于军队建设事业，如正规化建设、参谋工作、游击战争、教育训练、人民武装建设，都有伟大建树，为我国有名的军事家。”看过这段文字后，刘伯承深感不安，他挥毫写下了这样几个大字：勉作布尔什维克，必须永远与群众站在一起！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