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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我们对中国历史精神资源的梳理，我们看到，中国具有深厚的私学传统，这种私学传统在中国古代的社会结构中具有重大的担当，为古代中国文明做出了令人难忘的贡献。孔子、朱熹、武训是中国私学的杰出代表。近代以来，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中，私学传统焕发了新的时代风采和神韵，张伯苓和陈嘉庚便是私学的经典代表，他们为中国贡献了南开大学和厦门大学。陈嘉庚先生是富而好礼的代表人物。他对中国文化并没有深透的研究，他为什么能够倾其所有进行厦门大学的建设呢？私学传统对他有强烈的触动。这个“私”，绝对不是现代人所理解的“自私”，而是以一己之力，勇敢地担当一个国民对社会的责任。近代中国社会命途多舛、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官学根本不能承担国民教育。以陈嘉庚先生为代表的企业家，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兴起了捐资助学的义举，这种行动的背后，未必有多么高深的理论，是一种非常朴实的作为。近代中国，特别是民国时期，文化生态、政治生态、经济生态之间呈现着一定张力的互动，相对来说，经济生态和文化生态之间，具有较为和谐的互动。那时候的企业家，特别是成功的企业家，多是儒商，他们识大体，为了在社会上更为体面，企业家往往愿意和文化人交朋友，喜欢捐资助教，以便能够拥有源源不断的人才，最终使企业具有更高的文化品位和社会声望。那时候的企业家确实具有很大的社会担当。
张伯苓先生出身北洋，目睹时艰，对作育人才有一种自觉。张先生认定：中国将来之希望，纯在人才之多寡。本校之创立亦即其以教育人才为目的，其引全国人民皆能觉悟，学校正如一小试验场，场内之人皆有信心，具改造社会之能力，将来进入社会，改造国家，必有成效。毅然与严修老先生联袂进行现代新教育的实践，本着“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精神，创立了南开系列学校，南开大学成为中国近代私立学校的典范。相对私立中学、私立小学而言，一所私立大学的成功对社会的影响既深且远。我们看到，近代中国社会有许多事情没有走上轨道，但是，近代中国的报馆、出版社、大学办得是异常出色的。
具体来说，《大公报》、商务印书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燕京大学，对启迪民智、推动文明、促进现代化，厥功甚伟。张伯苓先生并没有因为南开大学是私立学校，便降格以求，张先生和严修老先生都认为，他们所从事的是一项社会事业，在为中国培育人才。所以他们的目光非常正大、视野非常宽广、理念非常纯正、操守非常巍峨。张伯苓先生自言：“我不给孩子留财产，我给他们留德。”尽瘁教育，淡泊一生。私立学校的经费，除了学费，主要是募捐。张伯苓先生风尘仆仆，在国内外奔波劳累，时有所获，便建设一个新南开。但筹得巨款张校长安于陋室。张学良为答谢张校长帮助整理东北大学，前往张宅拜望，怎么也没想到仅有两扇小门的小院子，竟是张校长的公馆。后来张学良叹曰：“偌大的大学校长竟居此陋室，非我所料，令人敬佩。”张伯苓先生可以称为中国近代私立学校的圣人，并与蔡元培先生、梅贻琦先生、竺可桢先生一起成为百年中国史上具有一流境界的大学校长。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私立教育的反思：传统与现实（2）
时序进入20世纪50年代，随着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流传久远的中国私学传统遭到了无情的抨击和残酷的对待，到了1956年，私人所举办的一切事业，学校、企业都被扫除尽净，官办学校、官办企业垄断一切。中国近代所形成的市民社会夭折了。政府把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都纳入了计划经济的轨道，这种政治安排的结果便是政党逾越政府、国家逾越社会。50年来中国所实行的一套制度安排，从表层看似乎是学习苏联，其实从社会学的视角观察，这套制度安排的文化理念还是“乡土中国”的老一套。只不过血缘宗亲的
不平等换成了城乡的不平等、大城市和小城市的不平等、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的不平等，在经济领域，国有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的不平等、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不平等，在教育领域国立大学、省立大学的不平等。
所幸1978年开始，历史开始回到正常和健全的轨道，私人的领域和空间开始扩展。经过长时间的脱臼，断裂的历史似乎穿越时空隧道，一夜之间，好像回到了从前。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25年了，这一段时间说短也不算太短，中国又是一个史学传统异常发达的国家，总应该有些史家对这段历史进行系统总结和理论提升。我们初步梳理这段历史，发现一个规律：哪个领域率先允许民间人士进入，那么这个领域的改革就相对比较深入，这个领域肯定涌现风云人物，必然对中国社会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中国农村诞生了那么多杰出的企业家，我们内心油然生出一种敬意，我们以往太低估中国农民的智慧了。中国市场准入制度如此不平等的情形下，农民企业家扎根在中国这片热土，坚强地挺过来了。一个理性的政府应该是现代市场规则的制定者、市场体系的监督者，绝对不应该同时又是市场中与民争利者。
25年来，中国的知识界对当代中国的出版业亦有一个公正的判断。除了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三联书店几家老店，河北教育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辽宁教育出版社迅速崛起，不能不说是中国出版界主事者让权的结果。中国教育界主事者从来都没有想到在大学也来个真正的改革，大学变成了官场和市场的双重奴仆，现代大学精神在悄悄地哭泣。大学里聚集了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这些人理应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智囊团，主事者把大学的权力下放，我觉得至少中国大学不会像现在这样死气沉沉，说不定还会生机勃勃呢。
一个健全的社会，政治生态、经济生态、文化生态之间必然有一个很好的互动。改革开放25年，最重要的成果，是在经济领域，私营企业有一个很好的生长。我们说很好的生长，并不是说政府为私营经济提供了宽松的环境，而是私营经济突破重重关锁，一跃成为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点都不错的。私营企业家已经聚集了大量的财富，但是他们还不知道花在什么地方。他们发展到一定程度对社会必然有自己的关怀，有公心的企业家对社会肯定有担当，这是没有问题的。中国的私营经济已经发展到这一步。不追求声望的企业家是不可思议的，只有捐资于学校这样的社会事业，才能保持长久的声望。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的私营企业家往往喜欢向希望工程捐资。九年制义务教育应该由政府来担当，政府在义务教育上的缺位，必然影响一个民族的未来。香港李嘉诚先生、邵逸夫先生喜欢向国立大学捐资，这是企业家自由的选择，我们无由干预。
近十年来，中国私立教育有一个恢复和发展，但是这些学校生存所依托的往往是学费收入。最关键的是，所有私立学校的创设人，着眼的是把学校作为一个企业，致使中国私立教育一开始便采取市场化的模式。这是非常可怕的。所以中国的私立学校一开始，路径就走错了。中国私立教育和当代中国的公立教育其实是一对并蒂莲，学校的品位极低。为什么？主事者没有基本的人文关怀。所以依然处于粗放型经营阶段，还没有走上内涵再生产的路径。这里我们不讨论私立中小学，只说私立高等学校。几乎所有的中国私立高等学校都是职业学校。我在和一位私立高等学校的主事者交流时，这位自认为有教育家理念的校长，所念念不忘的是培养高级技工。技工还需要高等院校来培养，岂不怪哉？我们已经说过，中国是世界教育资源大国，所以学生的来源是绝没有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私立大学的校长更应该具有教育家的情怀，而不是企业家的头脑。
中国《教育法》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盈利为目的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奇怪的是几乎中国的私立大学都以盈利为鹄的，和《教育法》的规定正好背道而驰，这真是万分奇怪的事情。其实我们仔细考究，中国公立学校在1992年以后，便奔向市场化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学的人文关怀早已经被摒弃了。这时候我们要使私立学校不以盈利为目的，近乎儿戏了。这并不是说我们认同或者支持私立学校企业化，而是前面有公立学校的“榜样”，百年中国史上的张伯苓先生、陈嘉庚先生那么好的榜样便不为人所知了，不要说让私立学校的校长具有张伯苓先生的大学理念，就是给他们谈教育的公共性，他们都觉得异常奢侈。对他们来说，创设私立学校就是为了盈利，在一些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一些私立学校的校长甚至成为“明星企业家”。在当代中国，不要说理论是灰色的，就是法律都是可以虚置的，我们只能承认，生活之树常青。费孝通先生曾经就社会学被破坏30年，沉痛地指出：一门学科可以挥之即去，但不能招之即来。百年中国史上如此灿烂辉煌的私立学校传统，通过批判《武训传》已经挥之即去达50年之久，一个民族，有多少精神资源可供如此浪费、弃置？
魂兮归来！
作者简介：
谢志浩，男，1965年11月生，汉族。副教授。1989年本科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是稀有物种，无熊猫娇贵，喜遇萧延中先生。随之分配到河北轻化工学院（现科技大学中区）工作。长期从事中国文化史及中国学术史、中国大学史的教学研究。系闭门造车，其车糙极，拙极，贻笑大家。守先待后，薪火相传；兼容并包，文化自觉，是所望言焉。
浅议中国近现代大学的教育目标（1）
文/杨东平
中国近代大学的建立，大约可以1895年的北洋大学堂（天津大学前身）、1896年的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和1898年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开办为起点，迄今已经百年。但其由旧入新，成为现代大学的转换，大致发生在“五四”之后。比较显著的坐标，如1912年，由蔡元培起草、教育部颁布的《大学令》；同年，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在蔡元
培手中完成了现代性的改造。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传统大学逐渐完成了这种更新，与更多的新建立的大学一起进入现代之列。
这意味着对大学的功能、性质、使命、制度组织等等作出新的认知和构建，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和大学精神。在这一过程中，不难找到从“中体西用”到自由主义、国家主义等各类社会思潮、思想文化的表现和标本。同时，社会政治结构和官方意识形态的变动，使国家的教育目标与大学的宗旨处于一种紧张的互动之中；民族危亡的紧迫压力、民族振兴的直接需要，更是显著地影响了大学理念的形成。
确立现代大学教育目标的基本问题包括：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之间继承、批判或改造的态度，它既涉及中西文化的“体用”问题，也有源自西方的高等教育民族化、本土化的任务；在国家的发展目标和人的发展目标之间的恰当定位（国家主义，还是自由主义）；在大学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之间的取舍、选择（培养专家，还是通才）等等。在20世纪上半叶，国立、私立和教会大学等不同类型大学的实践，旧学或留学生出身等不同文化背景的大学校长的追求，都丰富、补充着现代大学理念的形成，从不同方向回应了现代大学面临的这些问题。
一
清末早期高等教育的举办者，多是旧学出身的绅商和知识分子，如创办北洋大学堂、南洋公学的官僚型绅商盛宣怀；协助张之洞策划三江师范、与马相伯、严复创办复旦公学的“状元资本家”张謇。1927年至1934年任暨南大学校长的郑洪年，是光绪年间的举人；暨南大学的另一位校长何炳松，是清末的秀才。曾任岭南大学校长、成为教会大学“华人校长第一人”的钟荣光，16岁中秀才，28岁中举人，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修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