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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颜渊、季路（子路）恭恭敬敬侍于夫子身旁，夫子却对他们这种样子不以为然，说：“盍各言尔志？”再一次，情形要散漫些——夫子和学生们随随便便地在一处坐着，其中，有个叫曾点的学生甚至无拘无束地自个儿在一旁摆弄乐器玩儿。这时，夫子拿出“个人志向”的问题要他尽管照自己的意愿回答。子路、冉有、公西华三位弟子都踊跃而率性地答了，末了轮到曾点，“点，尔何如？”老师发问了，曾点居然不慌不忙，“鼓瑟希，铿尔”，这才丢开瑟来回答老师的提问。而被扣上“师道尊严”帽子的夫子却那样宽厚，那样平等温和，“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这就是他当时对微显踌躇和自觉不恭的曾点发出的鼓励。“师道尊严”在哪里？我们今天能见着这种尊重学生个性和思想自由的态度吗？也正因了孔子的这种态度，曾点才能无所顾忌地道出如下和“夫子之道”标准南辕北辙的人生追求：“莫春，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大学之道与教育理想（2）
与其说孔夫子是师道尊严，在这儿，毋宁说是学道尊严。这当然不是夫子在装扮自己，而是他教养人才的一贯立场。对此，我们可以从孔子在不同场合的一系列言论中看得出来：
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
思而不学则罔，学而不思则殆。
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
在孔夫子看来，只知不能识的人，只学而不思的人，举一而不能反三的人，以世之好恶为己之好恶的人，纵使修得满腹学问大约也如朽木一般“不可雕也”。人的成才不能简单地归结于知识的获得，而在于独立的见解，超拔的鉴识和判断，卓越的洞悉和创见。
蔡元培在执掌北大时期，是这一思想自由学风最鼎盛的时期。正像鲁迅所指出的，正是这一学风，培养了北大师生的独立精神，培养了他们对既成的文化、知识、权力进行不断质疑与批判的精神。
鲁迅说：“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第二，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
蔡元培离任校长之后的北大又是如何呢？1924年，梁漱溟先生辞去北大教职。有人问他原因，他大致作了如下回答：觉得当时教育不对，对学生毫不关心；先生应与青年为友——帮着他们走路；所谓走路，指的是让包括技能知识在内的一个人全部的生活往前走；教育应当是着眼一个人的全部生活，而领着他走人生大路，于身体的活泼、心理的朴实为至要。梁先生的看法，让我们想起上述《论语》中描摹的情景：“莫春……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今日之高等院校，“品性感应品性”，“人感人”之教育状况如何呢？不知孔老夫子或梁漱溟先生来到今日之高校是何感想？
我们对教育的理解已变得非常狭隘。
我们素有视读书为改变身份地位、加官晋爵之当然途径的传统。事实上，也几乎是惟一的途径。这种情况，决定了我们并无“求知”的渴求，而只有“求仕”、“求名利”的祈望。因此，知识从未成为目的，只有手段的意义。并且即使作为手段，其主旨也非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发展到今天，甚至用作假的自欺欺人的手段来作为获取知识（技术职称）的手段，作为一己的利禄之途。我们关于“幸福”的理解，大体是“金榜题名”、“光宗耀祖”，当然还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因此，读书和“求功名”几乎是同义的，并千百年来为国人所普遍接受和肯定。而今天，又是拜金主义比较盛行的时候，同时在人们的眼里，“拜金”又与权力联系在一起，这样，加官晋爵这种传统意识形态就更会深入人心并随时可能激活的。所以，当前教育确实难脱传统的阴影。
再者，目前高校已掀起一股易名之风。易名者，系讲究品牌效应也，正确一点说，是拔高品位也。从来未听说将大学易名为学院的，而是学院易名为大学，学校易名为学院，甚至几个中专相联合易名为学院。“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百家’之学府也”；“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生资格而已也，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蔡元培语）。按照这些标准来衡量今天的新大学新学院，合格者几何？
但为着撑起这个名牌，就不惜一切方法去制造学问和学术，制作专业和教授，于是泡沫学术、泡沫专业应运而生，于是有其名而无其实的“教授”就横空出世。其结果这些“教授”又唤起一些不学无术之徒采用百般手段，通过买版面和购书号的方式，进而大量炮制学术垃圾——论文和著作，于是堂而皇之的恶性循环愈演愈烈，几乎达至不可收拾的地步。
今天大家所抱怨的是教育质量的下降，学生眼光太窄，以获得某种谋生技能而满足，“才”气不足，整体素质粗劣；学术上追求泡沫，不求真务实，不追求真理，神圣被消解，崇高被颠覆，学术被纳入现行的商业秩序，丧失了自身的精神价值向度。所有这些，其原因不言自明。在今天，高等教育的平面化和平庸化趋势仿佛不可遏制，即使有谁努力去抵制它，似乎也很难成功地捍卫蔡元培式或洪堡式的理念对于大学教育的既有影响。这是现代高等教育的内在困境。
这种浊气与泡沫、假冒与伪劣，已遍及各个角落。所以谢泳在《过去的教授》一文中，直言道：“说到过去的教授，我们年轻的一辈真有说不出的感慨，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都是教授，前后却不大相同。……就学术而言，今日的教授更应当感到面红耳赤心有愧才对。今日的教授已不再是学衔、学问的标志，而是工资的一个级别，一个分配住房的资格，再加上一个享受公费医疗的待遇而已。”这里谢老夫子的话虽有些偏激，然对当下的思考却是严肃的，并不是空穴来风。
但是，无论如何，高等学校总不应该成为假冒的学术产品市场和交易所之类。“大学就它所从事某些高等学问研究，以及它以人性的全面发展为目的，而非以现实的特殊功利为目的而言，可以说它是象牙塔。”这“象牙塔”里的成员，当然不是远离尘世的世外高人，但也应是具有一定社会身份和真才实学的人士。换言之，高校的教师质量是保持学校声望和地位的最重要的因素，最优秀的教师才能做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还能够取得最大限度的外界支持。因此，一所大学能否成功，关键在于看它是否有一流的师资队伍。世界级教育家、第一流的大学校长除洪堡、蔡元培外，还有哈佛大学前任校长科南特，90年代中期的哈佛校长博克，前任加州大学校长麦克·黑姆，斯坦福大学第五任校长史德龄和被誉为“硅谷之父”的副校长兼教务长特曼，都不约而同地以全力实施他们心中的教师和学术顶尖的战略目标。
斯坦福大学创建之初，创始人斯坦福先生马上着手抓教师队伍建设。据第一任校长乔丹回忆说：“斯坦福先生要我物色最优秀的教师。但他坚决不要那种徒有虚名或游手好闲的人担任教授。”按照这一要求聚集到斯坦福大学的第一批教师人数虽少，但都是拔尖级的。斯坦福大学经历了首任校长奠基，第三任校长韦伯的起飞之后，到第五任校长史德龄和副校长特曼任职时已开始了更大发展阶段。全面提出“学术尖顶”构想的，即是“硅谷之父”特曼。为了吸引冒尖人才，特曼解释说：“一个运动队里与其个个都能跳6英尺高，不如有一个能跳7英尺高。”同样的道理，他主张：如果有9万美元在手，与其平均分发给5位教授，每人得1。8万美元，就不如把3万美元支付给其中一名佼佼者，而让其他人各得1。5万美元。只要是尖端人才，特曼会不惜工本。在树立尖顶系科上，特曼考虑的突破口有三个：化学、物理和电子工程。结果，化学这个项目稍逊，但也聘到了著名化学教授卡尔·杰拉西和威廉·约翰逊，并因他们的到来而吸引了大批新秀。物理学成绩斐然，最突出的是布洛克因发现核磁共振现象而获得1952年诺贝尔物理奖。电子工程由特曼自身挂帅，从而使“硅谷”成为该大学“教育”与“实业”结合的典范，并使该大学成为工业研究和开发的核心。
大学之道与教育理想（3）
路易斯·特曼还同桑代克一道并称教育心理学的创始人，他提出的“智力商数”（IQ）概念为西方多数国家所广泛接受。
从斯坦福大学的经验看出，大学之“大”，“不是校舍恢宏，而是学术广大。这一无形养成的学风，使北大的后来人能容纳不同的学术观念。……北大这个‘大’的特点，谁能善于利用它谁就能从中受益。……不能说其他大学不具备这种‘大’的特点，似乎北大给人的
印象最新”（任继愈语）。这段话是任继愈先生就国内的北京大学与其他大学作出比较而言的，自然不会提到国外的大学，但在学术气度的广大上，当年的北大与斯坦福大学是一致的。然，比较起来，斯坦福大学的气度多见诸于工科，北大的气度多见诸于文科。正如蔡元培在诠释他的“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论时所说：“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常樊然并峙于其中。以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正因为这样，数十年来在这里成长着中国几代最优秀的学者。丰博的学识，闪光的才智，庄严无畏的独立思想，在历史思辨中的敏锐的洞察力，这一切又与耿介不阿的人格操守以及勇锐的抗争精神相结合。这便是精神合成的魅力。北大首任教务长马寅初，50年代又正式出任校长，50年代的大学校长与当时的蔡校长，其所处环境及责任、权力等均有很大差别。即如此，人们仍然感觉到马校长不时露出棱角。发表《新人口论》，主张控制人口增长，单枪匹马与权威挑战，与上述“北大精神”若合符节。
诺贝尔奖获得者索尔·贝娄在给《走向封闭的美国心灵》一书作序时说，在公众舆论控制的社会中，大学应当成为一个精神的岛屿。有了这个精神岛屿，大学才不会沦为一个精神荒芜的世俗之地，抑或才不成为一个人心浮躁、追名逐利的市肆里巷。这个精神岛屿是否有点像精英机构？这样说可能要遭到非议，因为精英就难免有些超凡脱俗，甚至刻意把自己用围墙封闭起来。如果是围墙的话，它可以把世俗利益的威胁和弄虚作假等时尚的诱惑阻隔在外面，把真才实学的知识风尚保护在里面，又有什么不好？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断言，没有知识上真刀真枪的精英，就会削弱社会创新和发展的动力；没有文化上的精英，再富庶的社会也往往会流于鄙俗，成为人欲横流、私心膨胀、邪念盛行、理想黯淡、良莠不分的名利场。
校长和制度谁更重要？（1）
文/周然毅
谈到大学的管理，很多人至今对蔡元培、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竺可桢这些昔日的大学校长们怀念不已。的确，在中国，一个大学的兴衰与校长的人品胸襟及办学思想极有关联。
一个大学校长首先应该是学者。即使不是一流的学者，也应该是二流学者。一个简单的道理是，不是学者，没有体验过做学问的艰辛，便很难理解学者、关心学者、尊重学者；学者的特点是独立思维，不人云亦云，以这种思维去办学，自然会既尊重大学之共性，又力争办出个性、办出特色。在这一点上，中国大学曾经有过很好的传统，早期的大学校长几乎都是赫赫有名的大学问家，以致几十年后人们提起的时候仍亲切地称之为“×××校长”，不像今天的许多大学校长是什么都不是的“几不像”：你说他是学者吧，可又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研究成果；你说他是政客吧，但他又有“教授”头衔，不过，认真一看就明白了，原来是个“管理教授”。
其次，大学校长应该是教育家，有自己的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回顾那些有名的大学校长，哪一个没有令人称道的办学思想？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办学思想是：“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思想自由、兼容并包”遂成为北大校训。清华校长梅贻琦说：“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