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在燕大师生的心目中，实际上就是校长了。这时，国内的形势日益紧张，国民党在军事上屡遭失败的情况下，对各大学进步师生的迫害日甚一日。同时，学生运动也就一浪高于一浪。在历次的反迫害、争取民主自由的学生运动中，燕京大学的教职员工在陆志韦先生领导下，总是千方百计地支持学生，保护学生。除了发表支持的宣言外，每当学生们进城去游行示威，总会发现有中外教师紧跟着。有人误以为是在监视，其实这都是受陆志韦先生的委托来保护学生的。每次游行胜利归来后，总会有学校派来的汽车把体弱的同学接回去。遇到有国民党特务或警宪捣乱，外籍教师就会出面把他们吓回去。
陆志韦与燕京大学（7）
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当局的北平特别刑事法庭对燕京大学31位同学发出拘捕传票。当天的各地报纸上也都刊登了国民党对全国范围内各大学学生的拘捕传讯名单，这就是有名的“八·一九黑名单”。19日晨燕京大学便被国民党军警包围了，并要进入学校搜捕。当时正是暑假，黑名单上的31人中，有些同学已经毕业离校，有的是暑期回家了，但也有些同学留校未走。作为校务委员会主席，陆先生挺身而出，一方面与国民党当局交涉，以赢得时间，一方面采取措施，劝说名单上的同学紧急撤离。到当日下午2时名单上的同学都已安全撤离
学校之后，陆先生才与国民党派来的军官开始了谈判，讲好约法三章：（一）军队不入校，徒手警宪进来三四十人。（二）只查人，不查物件；只查学生，不查学校。（三）只查名单上的学生，不查不在名单上的学生，他们无论有无嫌疑皆不得逮捕。并提出学校不予合作，只派校警领路，其余一切由警宪负责。陆先生把这一切通知了学生自治会，并表示：“如果警宪临时交出第二批名单，校方绝对不予理睬，并立即向当局提抗议，就说学校没法办了，请他们接管好了！”
下午4时左右，来了60多名警宪，准备进校搜查，陆先生按约法三章议定的条件，只让40名警宪徒手进校，并召集全校师生到贝公楼大礼堂讲话。
会场内挤满了师生员工，讲台下国民党警宪虎视眈眈。当陆先生步入会场时，全场鸦雀无声，每个人的心都像灌了铅似的沉重。陆先生态度极其严肃，内心的悲愤凝集在他的目光中。他的声音有些哽咽。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今天这样的聚集，在燕大历史上还是头一回。从前有一回跟今天的情形有点相像，那是三十年（1941年）12月8日早晨10点钟。所不同的，那一天来的是仇敌，是日本人，今天来的却是我们的同胞！是同胞，将来共患难的日子还多着呐！”听到这里，不少师生饮泣起来，而会场上的国民党团长和警宪们却都脸色苍白，局促不安。陆先生接着说：“军警搜查学校，在民主国家是非常事件。但是，学校说的话已不能见信于人，我们没有力量拒绝搜查。而且我站在学校行政的立场上，对于‘非常’时期的‘特殊’法令，连意见都不能表示。”他深知师生们对此无比愤慨，他再三地解释说：“我并不是怕事。我出生入死，是曾为中华民族经过患难的……我对于同事们负责，特别中外籍教职员，因为用民主的眼光来看，今天你们会看见看不惯的事。我作为中国人，只有惭愧！同学们要守纪律，有话事后再说，一切由我负责。……凡是不属于本案（指“八·一九黑名单”）的人，不论有无嫌疑，今天绝不许逮捕。关于这一点，我用性命来担保！”说到这里，陆先生悲愤之情凝于眉梢，眼含热泪，注视台下，神态严肃至极。台下师生静聆陆先生讲话，没有发出一点声音，空气好像都冻结了。陆先生的话像一支利箭刺向国民党反动派，在场的军警呆若木鸡，不知所措。
学生自治会本来要求派代表监视警宪的行动，被陆先生劝阻住了。陆先生还表示说：“中西教职员，要有不放心的，你们可以跟在后面观察观察，将来有个见证也好。可是我不指派你们去，你们自己负责。”于是40名徒手军警宪，后面跟随了一大帮中外观察者，由校警领路去校内各处搜捕黑名单上的30名学生（原为31名，其中吴其进已毕业留校两年，曾经被拘捕并由校方保释）。当然，陆先生心中有数，结果是一无所获。
陆先生的讲话，鼓舞了同学们与反动势力斗争的勇气。学生自治会在被搜捕后发表的《抗议全面大迫害暨本校被非法搜查告社会人士书》中，引用了他开头的几句话，并对陆先生的爱国行动予以肯定。
迎接解放
1948年秋天，局势急转直下。东北即将全部解放，四野大军准备进关，国民党的残兵败将麇集平津。这时，平津各大学纷纷议论是否向南撤退的问题。胡适曾向陆志韦先生发出向南迁移的邀请，燕京大学也有些人动摇了，也来游说陆先生，劝他作出燕大南迁的决定。几年来，陆志韦先生逐步看清了国民党腐败、专制的本质，对它已不存在任何幻想。而通过与进步学生和共产党人的接触，对共产党已有了一定的认识，特别是和叶帅的交往，对他影响很大（军调部在北平时，叶剑英同志去访问过他，赠给他毛主席著作和从延安带来的毛毯）。因此，他拒绝了胡适南迁的邀请，胡适走的第二天，他和卓明谈起此事时说：“谁要走，自己走。要校长下令南迁不可能。”他并与燕大主张南迁的人展开激烈的辩论，指出燕大绝不南迁，原因是：第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一定会过得更好些；第二，要撤退，退到哪里去？无处可去，因为全国都会解放；第三，学生必须留下来，他们的前途在此地，我也要跟他们一同留下来。在陆先生和大多数进步教职员的支持下，燕京大学决定留了下来。这也给南方的各教会大学作了榜样。当然，陆先生当时并不知道他的决定是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的。
与“八·一九黑名单”的灾难同时降临到人民头上的是金圆券。那是国民党政府通货膨胀、经济崩溃的必然结果。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学生生活之苦可想而知。1948年春季开学，报到学生845人，其中425人获得了助学金。到秋季开学时除了极少数人之外，几乎所有的学生都申请各种救济。那时，学校经费也十分短缺，美国托事部经常以各种借口延宕拨款，而物价飞涨，朝夕有别，教职员工的生活也受到威胁。陆先生一方面向托事部力争，一方面在国内向民族企业家求援，千方百计把燕大维持下去。
解放战争的炮声自远而近，辽沈战役之后，东北人民解放军挥师南下，华北人民解放军也尽拔京畿附近各城，战争已逼近北平了。1948年12月11、12日，国民党的军队像潮水般地沿着公路从西北方向往城里撤退，有骑兵，有步兵，也有机械化部队，白天挤满了道路，夜里在灯光火把的照明下也在撤。看来人们企望已久的日子快到了。为了防止敌人狗急跳墙，垂死挣扎，学生自治会组织了护校活动，外籍教员也参加了日夜值班。西校门正在交通要道上，为了避免乱军闯入，就关闭起来，并由几位外籍教员值守，以应付那些见了同胞像凶神、见了美国人像孙子的国民党残兵败将。陆志韦先生以及学校其他负责人，通夜在临湖轩值班应变。
12月13日，天色阴沉，冷风阵阵。隆隆炮声从西北方向传来，随后又是不断的机枪声、步枪声。过不多久，打开校门一看，已见不到国民党溃逃的军队了，路上静悄悄的。枪炮声自清晨至黄昏断断续续，并且延续了一夜到天明。全校师生几乎全部通宵未眠，紧张的气氛中夹杂着欢乐的情绪，因为不言而喻，天快亮了！夜里，在校园北侧的圆明园旧址里发生了前哨战，密集的枪声就在咫尺之外，照明弹的白光划破了燕园的夜空，流弹已飞进朗润园，打到了小山坡。15日黎明前，有人轻轻拍着西校门，说：“开门吧，别怕，我们是人民解放军。”一位美籍教员半信半疑地让校警把门开了个缝，他发现在门外站的不是国民党的军人，而是一位十分年轻的解放军干部和两个士兵。这位干部没有佩带武器，而那两个士兵是全副武装。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那么和善：“请问在战斗中燕京大学有没有受到损害？”又问：“燕京大学是否需要什么帮助？”看来，这个日子终于到来了，燕园解放了。
陆志韦与燕京大学（8）
陆志韦先生在12月16日召集教职员开会，他告诉大家：“我们已经解放了！”
他提醒大家说，这个变革是个伟大的变革，是比起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改朝换代或是革命都要伟大的变革！
就在北平围城、燕园解放、城内外电话尚通的日子里，国民党人隔着火线，在电话里向
陆志韦发出最后“召唤”。正巧陆志韦不在家，卓明根据父亲的意愿回答说：“我们不走。”陆志韦回家后，同意儿子的答复。他轻松地说：“不要管它，我们看解放军去。”他不但决心留下来，而且对在燕京大学工作的绝大部分中国人都愿留下来而感到高兴。他愿和他们一道把燕京大学维持下来，把这座国际上有声望的大学从美国人手里接过来，转交给自己的祖国。他怀着美好愿望，领导燕京大学，走向新的时期。
（选自《文史资料选编》第40辑，1991年出版）
张寿镛与光华大学（1）
文/王慧章
在五卅反帝爱国怒潮中建校
辛亥革命以后，社会上传诵着古代的一首《卿云歌》，其中有两句歌词是：日月光华，旦复旦兮。上海有两所中国人自办的著名的私立大学，一所是马相伯先生办的复旦大学，另
一所就是张寿镛先生办的光华大学，两所校名都取自这首《卿云歌》。复旦、光华，象征着复兴中华，反抗帝国主义割宰和奴役的革命精神。
1925年5月15日，日本纱厂职工枪杀中国工人顾正红，伤多人，工人罢工反抗。30日，在上海南京路上，全市工人、学生和市民声援这一反抗运动，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收回租界的口号。公共租界的英帝国主义就开枪屠杀我爱国同胞，制造了震惊世界的“五卅惨案”。“五卅惨案”掀起了全国规模的爱国反帝怒潮，从上海扩大到北京、天津、南京、汉口、长沙、青岛、重庆、海丰、陆丰等大小近500个城镇，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五卅运动”揭开了第一次大革命高潮的序幕。光华大学就是这场爱国运动的直接产物。
英国巡捕在五卅血洗南京路那天的黄昏，有个原圣约翰肄业并曾目击惨案真相的交通大学的学生聂光樨奔至圣约翰大学（是美国圣公会办的一所教会大学）报告这一事件，全校的空气顿时震荡。当晚学生们就集会商议，决定第二天早晨不按惯例去学校教堂做早祷，而是去思颜堂开会，并约好也是圣公会办的几所中学的同学前来参加。6月2日再次开会，决定于6月3日在大学图书馆前升起中国国旗。30多年来，圣约翰大学的旗杆上一直飘扬着美国国旗，而这次却升起中国国旗，显示了久被压抑的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在苏醒。
谁料未隔多久，同学们发现国旗被校长卜舫济夺去，经推代表交涉无效，于是向童子军团借了一面，仍悬半旗，为五卅惨遭屠杀的烈士志哀。一时掌声雷动。卜舫济闻声出现，勃然大怒，蛮不讲理，将旗掷地，践踏于脚下。当场宣布：学校从当天起放暑假，全体学生必须立即离校！同学们压不住心头的怒火，附中同学杨子英睹此情况，放声大哭，愤慨地说：国旗横遭凌辱，是可忍孰不可忍！附和者552人，宣誓集体离校，许多爱国教职员工也纷纷响应，这就是历史性的“六三”离校事件。
筹百年之大计兮，信根本在树人
从圣约翰大学离校的师生员工决心诉诸社会，另建学校。获得许多学生家长的支持，特别是一些爱国的社会贤达的赞助，其中出力最多的是张寿镛和王丰镐（省三，1858…1933年）两位先生。
“五卅惨案”爆发，张寿镛适出任北洋政府任命的淞沪道尹。他对帝国主义者残酷屠杀中国人民，激起无比的仇恨，表示一定要报仇雪耻，主张教育救国，筹百年之大计兮，信根本在树人。“六三”离校事件后，他一方面以淞沪道尹的身份与英国帝国主义租界当局进行交涉，处理善后，同时应圣约翰大学大批离校的师生员工要求，立即着手筹办光华大学。得到王省三先生的热心支持。王省三先生是一位清末民初的洋务人才。光绪六年（1880年）补博士弟子员。光绪二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