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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英勇勋章》是克莱恩第二部重要作品，出版于1891年。这是一部描写美国南北战争的战地小说，它通过一个士兵在战场上的经历反映了当时的战争生活。作者从未参加过战争，而这场战争在他出生前六年的1865年就打完了，但这部小说却被公认为是描写南北战争的作品中最好的一部。据说一些参加过这场战争的老兵们都赞赏作者杰出的想象力和语言表达能力，认为这部小说是对南北战争最出色的记录。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亨利·弗莱明是北军的一名战士，参战之前打仗心切，向往战争的传奇生活；可是一旦战斗打响，他却临阵胆怯，不知不觉做了逃兵。逃跑途中，他被另一个为战争吓破胆的逃兵打伤头部。回到部队，他谎称自己失散后在右翼战场作战受了伤，同伴们信以为真，夸奖他勇敢。此后，弗莱明象换了一个人似的，在战斗中冲锋在前，奋勇杀敌，他的英雄行为受到上司表彰。战斗胜利结束，弗莱明还为自己的往事感到羞愧，但他想到自己经历了战斗的考验，战胜了死神的威胁，心灵发生了根本变化，他又觉得问心无愧了，头上那鲜红的伤疤成了标志他勇敢精神的勋章，他要追求的是安宁，和平……。
这部作品从一个大兵的角度去描写战争，作者的兴趣不在故事情节，而在突出主人公从幼稚到成熟过程中对外界的心理反应。他精心描写的不是战争本身，而是主人公在战斗中的感受，使战争场面局限于个人所见，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至于战争的双方是什么立场，这场战争为了什么，作者并不关心。作者的这一观点无疑代表了相当一部分美国人的态度。但总的说来，小说的立场是反对战争，反对一切战争，因而对20世纪的反战小说又有一定影响。
克莱恩在美国19世纪末叶的文坛上，犹如一颗瞬息即逝的明星，尽管匆匆而去，却发出了耀眼的光芒，照亮后人沿着他短暂的创作生涯去寻找那些文字以外的东西。
法兰克·诺里斯 （FRANK NORRIS，1870—1902）出生在芝加哥，在旧金山长大。由于家庭的影响和环境的熏陶，诺里斯从小对绘画产生了强烈的兴趣。1887年他前往巴黎学习绘画。使人感到意外的是，他在那里的两年学习并没有显示出绘画才能，而是迷上了英国小说家约瑟夫·吉卜林、法国作家雨果和左拉等大师的作品，尤其是左拉的自然主义对他影响最大。在那里他开始了写作。他的处女作是由三章组成的浪漫主义叙事诗《伊弗奈尔：一个法国世仇的传说》。1889年，诺里斯带着这部诗稿回到美国，第二年夏天进入加利福尼亚大学读书。1894年毕业后又到哈佛大学路易斯·盖茨教授主持的写作研究班继续深造。毕业后他以记者为业，长期活动在美国西部，并到南非、古巴等国当战地记者。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时他就开始了长篇小说《麦克提格》的创作，在哈佛又得到盖茨教授的指导和鼓励，1896年他又带着未完成的《麦克提格》手稿从哈佛回到旧金山，打算在工作之余把它写完，谁知一搁就是两年。其间他创作了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海上传奇小说《莱蒂夫人号的莫兰》。直到1898年，他才决心请几周假，写完了《麦克提格》这部书。
《麦克提格》于1899年正式出版后，诺里斯立即蜚声全国，连当时赫赫有名的大作家豪威尔斯也撰写长篇书评，称《麦克提格》的问世是“美国小说发展史中的一个里程碑”。诺里斯把这本书献给了自己最尊敬的老师——盖茨教授。同年，由豪威尔斯推荐，诺里斯到新成立的道勃莱兑出版公司当编审。不久，他又发表了长篇小说《布里克斯》（1899）。和《一个男人的女人》 （1900）在采访西部农场时，他深感代表垄断集团的铁路资本与农场经营者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他决心写出《小麦史诗》三部曲来表现这种矛盾和冲突。第一部《章鱼》出版于1901年，诺里斯把它献给了自己的妻子。1902年10月25日，诺里斯患急性阑尾炎，在旧金山医院动手术时，因受感染不幸逝世。1903年，即诺里斯去世半年后，《小麦史诗》第二部《深渊》出版。他去世前写的另一部小说《凡陀弗与兽性》出版于1914年；《作品集》共10卷，包括诺里斯所有小说和评论，出版于1928年。而《小麦史诗》第三部因他的突然去世而没有完成。
《章鱼》在诺里斯所有作品中是最杰出的一部。故事发生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摩埃托斯农场，外号“州长”的曼克斯奈·德力克虽年过60，却精力旺盛。他有两个儿子，老大在大学毕业后当了律师；老二哈伦成了他的得力助手。铁路筑好后，这一带农场的土地都由政府拨给了南太平洋铁路公司，公司原答应低价把土地租给农场主，但先是提高运粮价格，后又提高土地出租价格，致使农场主们纷纷破产。德力克老汉向纽约州罗彻斯特市一家农机公司订购了一批农具，也受到铁路公司的盘剥和刁难。愤怒的哈伦忍无可忍，率领众人上法院告状。然而，他们非但没有告赢，反招来大祸。铁路公司动用武力强行没收了铁路沿线的土地，农场主为保卫农场同对方发生了武装冲突。结果“这些农场都让章鱼的腕足紧紧地吸引住了……这头怪物害死哈伦。害死奥斯特曼，害死了勃格德森，害死了胡芬。它使得曼克奈斯变成了穷光蛋……被逼得神经错乱。”
小说以那场械斗冲突为高潮，以德力克家族和其他农场主的死、伤、衰、败为结局。也许这样的结局太压抑，作者在小说的最后一章安排了一个意味深长且大快人心的情节：那个趾高气扬的铁路公司代理人斯·贝尔曼掉进大轮船的麦仓里被活活淹死了。这似乎象征着小麦的洪流有一天会滚滚而来，淹没铁路公司这头吃人的怪兽，“善”最后战胜“恶”的一天终将到来！
《章鱼》气势宏大、生活气息浓厚，矛盾冲突尖锐，是一部真正的美国西部社会斗争史，也是第一部以经济斗争为主题的美国小说。章鱼是一种软体动物，它有八条长而有力的腕足，腕内侧有许多吸盘。它经常潜伏在海底捕食各种鱼类和甲壳动物。诺里斯用它比喻那些贪得无厌、专以掠夺他人钱财为职业的铁路公司老板是十分贴切的。那些乌黑闪亮，向四面伸展的铁轨就象章鱼那长而有力、还会喷射墨水的腕足。就农场主题材而言，诺里斯的研究较加兰更进了一步。尽管作品的某些部分还残留有自然主义的痕迹，但这并不损害它作为一部具有杰出的现实主义主题的小说在美国小说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诺里斯只活了32岁，创作也只有短短的10年，但他却经历了浪漫主义到自然主义最后过渡到现实主义的过程。他那出色的创作实践，杰出的作品以及在文学理论上的精辟见解，使他成为19世纪末期美国现实主义文学中一位出类拔萃的小说家，并为20世纪的新现实主义和“黑幕揭发运动”起了先导作用。
欧·亨利（O·HENRY，1862—1910）原名叫威廉·西德尼·波特（WILLIAMSIDNEY PORTER），是美国现代短篇小说的创始人。他只活了48岁，却创作了273篇短篇小说和一部长篇小说，其数量之多，速度之快达到了令人惊叹的地步。
波特出生在北卡罗来纳州中部小城格林斯勃罗，家境贫寒，幼年丧母，由祖母扶养成人。他先后当过牧童、药店学徒、药剂员和绘图员，1891年在州首府奥斯汀第一国民银行任出纳员。因厌倦银行工作及精神苦闷，他养成了酗酒习惯。1894年10月，银行发现他的帐目短缺了现金，经法院审讯后宣布不再追究。于是他离开奥斯汀，去休斯顿一家名叫《滚石》的幽默刊物做美编，翌年又受聘担任《休斯顿邮报》的专栏作者。1896年，银行的检察机关仍坚持追究波特的责任，再次传讯他。仓猝间，他抛下妻子，隐姓埋名去中美洲的洪都拉斯等地避难。不久，得知妻子病危赶回家里探望，1897年1月被押往奥斯汀受审。次年波特以贪污银行公款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送往俄亥俄州哥伦布监狱。
在狱中，波特忍受着精神上极大的折磨。不久，因监狱医务室需要一个药剂员，于是波特在囚衣外面罩上白大褂，干起了老本行。这工作对波特来说是轻车熟路，空余时间较多，为他创作小说提供了有利条件。1899年的圣诞节快到了，他思念亡妻，尤其挂牵托亲戚抚养的女儿。身无分文的他拿什么给女儿作圣诞节的礼物呢？他从“圣诞礼物”联想到穷苦人家因无钱买礼物所产生的痛苦，想到没有职业又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将会凄惨地度过圣诞之夜……于是，一个完整的小说情节形成了，他为这个作品取了下面的标题：
《口哨狄克的圣诞礼物》。小说写成后，他不敢署真名，于是就把刚刚翻阅过的一本法国药典书的作者欧·亨利的名字署了上去。这次尝试居然获得了成功，小说于圣诞节前夕在著名的《麦克吕尔》杂志上刊登出来。这位通过第三者把稿件秘密传递出去的匿名作者拿到了稿费。当然，他女儿的身边也终于出现了圣诞老人送给她的礼物。
第一篇小说发表之后，波特的创作欲望骤然高涨起来。一篇又一篇小说从哥伦布监狱的医务室悄悄地制造出来，又偷偷地送到外面的杂志上发表。这些作品以它们清新幽默的语言风格和出人意外的情节博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可是谁也不知道这位“欧·亨利”先生究竟是何许人。由于“表现得好”，波特于1901年7月提前释放。三年半的囹圄之苦对他来说真可谓意义重大，进去时是“贪污犯波特”，出来时已是“小说家欧·亨利”了。为了让自己和别人尽快忘掉这段不愉快的经历，也为了使自己成为一名真正的小说家，波特一出狱就来到文化中心纽约，正式使用“欧·亨利”作为名字，而把“波特”永远留在了哥伦本监狱里。
欧·亨利的作品中最著名的是短篇小说集《四百万》，这个集子共收进25篇小说，人们最熟悉的《麦琪的礼物》、《警察与赞美诗》、《爱的牺牲》、《带家俱出租的房间》等堪称世界短篇小说的杰作，均收入这个集子之中。小说集之所以叫作《四百万》，是因为作者不愿作纽约城里四百个百万富翁的追随者，而甘心作四百万纽约市民中的普通一员。他的小说描写的都是这四百万普普通通、在生活的艰难之中奋斗挣扎的小人物。作者怀着深厚的同情心写出他们的不幸和欢乐，向人们展示出一幅幅真实生动、具有感人力量的生活画面，使读者对这些小人物的不幸遭遇产生强烈的艺术共鸣。
欧·亨利的作品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首先，他是运用夸张艺术的大师。他的夸张不只是表现在细节的描写上，更主要的是体现在人物形象和情节结构的基本方面。有时夸张到几乎使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但仔细想来又觉得非常符合生活的真实。比如《警察与赞美诗》中索贝的一系列举动令人感到滑稽可笑；而更难以令人置信的是，他的惟一目的就是为了去坐三个月监狱以度过寒冬。吃白食，耍流氓、砸玻璃，偷雨伞，一切都是为了坐牢！可是那些警察就是不抓他，就连他调戏的妇女也竟是个妓女。然而当他听了教堂里的赞美诗，决心重新作人时，警察倒把他当成小偷抓了起来。这些极度的夸张，在小说结尾产生的悲剧意识反衬下，不仅令人信服，而且还觉得作者的夸张合情合理。
其次，出乎意外的故事结局是欧·亨利作品的又一重要艺术特色。他常用出奇制胜的结尾使读者惊叹不止。这一手法在他的作品中俯拾皆是，《麦琪的礼物》、《最后一片藤叶》、《催眠术家杰甫·彼得斯》等无不如此。再如《人生的波澜》，山民兰西与老婆爱丽拉到治安官那儿闹离婚，治安官要去了兰西仅有的五元钱作为手续费，若判决离婚，兰西还得付给他老婆五元钱作赡养费。兰西无奈，夜间假扮强盗从治安官那里抢回了那五元钱，第二天判决后付给了爱丽拉。就在两口子最后分离的瞬间，感情的纽带又把他们连在了一起，于是治安官又为他们重新结婚收了五元钱手续费。兰西与爱丽拉本是去离婚，结果却是重新结婚，虽被治安官敲去了五元钱（本应是10元），却换回了两人的感情修好。这种结尾的突变，与其说使读者意外，毋宁说使读者惊喜。“含泪的笑”即寓悲剧因素于喜剧情节之中，是欧·亨利作品艺术风格的又一重要方面。这些作品中不乏对社会的种种丑恶现象的辛辣讽刺，使读者产生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