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气呢？”他多次这样问我，我一言不发，只把他的话当做咒语。那些打手也跟着道：“老爷要你讲为什么还不死！”于是我说，死亡的时间不是人力所能决定的。我的嘴唇肿得发硬，使我几乎无法说清这句话。周永昌见人们听不清我的话，便把我的意思告诉了他们。他说，生死不由人。他的话比我更简洁明了。
官员接着道：“你没拿一根绳子上吊吗？”（他想暗示我自行摆脱并试图让我绝望）我说没有想过上吊。“我会帮助你死的！”他反唇相讥道。突然，士兵们抓住了我，把我脸朝下按倒在地，其中一人开始用竹杖打我裸露的臀部。官员下令打我三十大板。打到二十下时，我觉得要昏过去了。这时，官员下令停止，因为上帝让他改变了主意。必须承认，这种酷刑完全是Pro nomine Jesu contumeliam Pati（为了耶稣的圣名，我甘愿受侮辱）。我承认自己为此而快乐，所以回到牢房时是高兴的。打发我离开之前，官员说次日还要传唤我，还会让人打我一顿以便帮助我死。周永昌被掌脸二十，另两名基督徒挨了十六大板后被释放了。
回到牢房后我感到浑身剧痛，使我觉得再经受几次这种酷刑我是必死无疑的。于是我坐在监狱院子里做起了祈祷，此举既是为死亡作好准备，也是为转移疼痛的感觉并使思想得以自由驰骋。我让仁慈的上帝充满我心间，把被我视为最后战斗的一切托付于它。上帝倾听了我的悲叹，让我充满了勇气和力量，还暗暗责备我对它的许诺未寄予充分的希望。结束祈祷后，我确信官员不会让我进一步受苦了——结果果然如此。
我的疼痛渐渐减轻，脸部消了肿，臀部未溃烂，十五天后就痊愈了。
在此我要指出，官员除欺压我外，那年还两次让人把我的名字从可以领点钱粮以维持生命的囚犯名单上划掉，这是想饿死我。但上帝让他改了主意，所以继续为我提供生存之必需。正当人们态度似乎有所缓和之际，上帝对我进行了考验，因为它让我经受的是内心的痛苦，所以格外令人辛酸苦涩。官员因战争指乾隆三十七年间川边大小金川叛乱而引起的战争。这场叛乱至乾隆四十一年方平定。——中译注需要被派到了金川，直至1773年10月才回到县里。他在县里只待了两周就又去了Tchintong，并在那里逗留到次年。想到他仍会回来以及他的残酷，我很是愁闷，也使我担心那些帮助我的人——尤其是可怜的邱姓家庭的命运。我祈求上帝别让他们因我而受到骚扰。上帝仁慈地答应了我。官员没有再去纠缠他们，尽管他始终都想折磨我。的确，他曾多少次以威胁、辱骂，以亵渎神明的污言秽语以及残酷的命令纠缠和折磨我啊！但当我们受难时，上帝就帮助我们，给我们以超自然的力量，这是我常感受到的；而当我们不经受折磨时，上帝又让我意识到自己的苦难和脆弱，以便让我永不怀疑自己的勇气只来自于它。
过了三个月，官员又动身去Tchingtong原文如此。此地名上文作Tchintong。——中译注了，直至1775年11月7日才回到本县。当年余下的日子里他没来监狱露面。1776年2月19日，他传唤了我，同时叫去了所有狱卒。资格最老的一名狱卒也在场；官员问他邱姓家庭为我做了些什么。这位老者答曰除了我偶尔接受这户人家少许酒以外，别的什么也没有。官员问是不是这户人家中某个人送来的；狱卒矢口否认，还说若有人能证明他违背了命令，他甘愿受刑。这一回答说服了官员。
狱卒退下后，官员冲着我说了种种侮辱性的甚至下流的骂人话。我低垂双眼默不作声。见我一言不发，他稍稍缓和了语气先是说我一脸凶手相，随之问我有没有匕首。我说没有。官员不知说什么是好，于是不再对我说话，但仍不停地说我坏话，还断言我是该死的罪犯，说他真想打死我。此类话他重复了多遍，其中还杂有亵渎我们宗教的辱骂。他觉得这还不解气，于是突然令狱卒把我所有应用之物拿到他跟前检查，又问众狱卒对我有何不满。狱卒们说没有。官员一时语塞，便提高了嗓门喊着我名字胡乱叫骂，并把我当成疯子。他还让狱卒们永远别听信我的话，丝毫别相信我可能给他们讲的关于我们宗教的事。要让这帮罪行累累劣迹斑斑的家伙答应知县这两点要求，那倒是毫无困难的。
我承认，如此三番四次的威胁和层层设防确实使我十分忧伤，使我觉得只能等着被所有人必然地普遍地抛弃了。我目睹人世的艰险，我抱怨这一切，却未曾注意这些忧郁苦涩的想法销蚀着我的信念和希望。我常祈求其保佑的仁慈的天使无疑提醒了我。我有四次强烈感受到了内心的自责，我为自己的软弱而脸红，我祈求上帝宽恕；（一旦作了自省）我当即会感到自己与从前判若两人。信心、服从、无保留地顺从我主的意志——这一切重新又在我心头复活起来并得到了强化。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三部分艾若望先生遭受的迫害（7）
将近10月底，我在狱中经历了一场“内部迫害”，它是与我作对的囚犯们强加于我的。我受够了他们的侮辱，还常遭到毒打和用刀把我剁碎的威胁。他们议论道，即使杀了我，他们也不会被视为犯了新罪行：与其说因此会受到惩罚，不如说将获得奖赏。在此紧张环境中，我打定主意默不作声、耐心应对并祈求上天的佑护，我把自己的案子和自身防卫统统托付于它。囚犯们未敢真的下手，便决定向官员告状，希望他像无数次威胁过我的那样毒打我。
10月11日原文如此。这一时间似与上文不合。——中译注，官员来到监狱，再次问囚犯们是否有人看望我。这是控告我的绝好机会，可他们说没有，也没有人告我状，真令人称奇！官员遂向狱卒重申了针对我的各项命令，告之曰，如我逃脱，他就要丢官，而他们则要丢掉性命或至少要被流放。他始终认为我是个巫师。
正当我以为囚犯内部对我的迫害已告结束之际，它却再度兴起且变得比前更严重了。四天后，官员传唤了与我最对立的一名囚犯，其他囚犯催促他控告我；他果然干了，说我因为他不还债而跟他吵架（这根本不是事实）。上帝改变了官员的心思，因为他回答这名囚犯，说他可能没听清我的话。接着，官员问他我在狱中是否做祈祷；我的控告人说是的，不过是用外语祈祷的。
在结束这个张姓官员（他是如此害怕丢官并以迫害我而居功自傲）的问题以前，我要补充一点：1777年，他被革了职。至于迫害我的另外几个人，那个判我死刑的官员因别的事情被皇帝判了刑，三四年前已自缢身亡。成都（在这个城市的监狱里，我的处境是如此凄惨）那位主官也自尽了——至少别人是这么对我说的。那个给我上刑时可怕地肆意亵渎神明的人可耻地丢了官；还有那个我生病时不让我就医的人以及那个县丞老爷，即整个这场迫害的始作俑者也是这般下场。这便是我漫长的铁窗生涯经历的始末，它延续了八年，只因为某种奇迹才使我从中走了出来。
我们在本《书简集》第十三卷中已刊登了艾若望先生对其获释的叙述。一经获释，这位虔诚的传教士又以新的热情投身于传教事业。上帝降福于他的业绩：他发现了至今不为人知的某些地区，在那里撒下了福音的种子，希望结出丰硕的果实。在中国南部边陲，人们发现了一些未知的地方。艾若望先生仿佛是上帝指定担任这些地区使徒的人，他派了几名讲授教理者去了解该地情况，研究在那里宣讲福音可能遇到的困难及方便之处。下面是他们向他报告的内容。
倮倮人（Ｌｏｌｏ）居住的地方位于云南省南部。在某些地方，倮倮人混杂于汉人之中，但在稍偏远的地区他们则是独立的，由一名妇女统治，她可能是在国王死后继承王位的。他们向某个神明祭献牛和母羊，但不肯把神明的名字告诉讲授教理者——除非后者与他们一起祭献。他们也敬奉天地，说以前曾有十二个太阳和十二个月亮，一位天神见这些太阳烤焦了地上的万物，便只留下其中一个而把余者全毁掉了。
和汉人一样，他们于某些所在供着牌位。他们不实行土葬而行火葬，骨灰收拾好后悬于空中，认为死者灵魂就在其中。他们似乎热衷于占星术，还有记载宗教信仰的书籍。他们的文字与汉字不同，甚至行列的排列也迥异，因为他们不像汉人那样直行书写，而是像欧洲人及暹罗人那样自左至右横向书写。倮倮人似乎不像汉人那么傲慢；他们嗜酒，妇女的穿戴与中国其他地方一样朴素端庄。
我们的讲授教理者向这些异教徒宣传上帝是万物惟一的创造者。他们听得很认真，但不愿答应放弃当地敬奉的神明，否则，他们就无法结婚了。讲授教理者们在离开他们去向艾若望先生报告之际，聘请了云南两户基督徒家庭去倮倮人居住区定居，以便努力引导后者渐渐认识真正的上帝。
上述情况虽说相当粗略，却足以促使艾若望先生到这块新地方去作一番尝试了。他要亲自去看个究竟并竭力让这些可能与云南人说同一种语言的偶像崇拜者认识真正的宗教。
艾若望先生于临行前给达加托波利斯先生（Ｍ．ｄ’Ａｇａｔｈｏｐｏｌｉｓ）写的一封信中说道，决定进行这一尝试前，他面对上帝作了长久思考，因此坚信此次旅行将得到上帝佑护。他行走于艰难险峻的道路，翻过了几乎无法进入的山岭，穿越了广阔的既无水源又无树林也不长小麦、水稻的干旱地带，历尽艰险终于到达了不受汉人管辖的倮倮人统治区——尽管在临近中国的一些地方仍有多处汉人建筑物。
到达该地之前，人们可见到景色迷人的原野，有些地方还种着小麦。不过当地主要食物是荞麦及另一种与之类似的称为ＫｏｎＫｉａｏｔｓ的麦类作物。他们也有羊群，但总的看来显得很穷。
艾若望先生在五六户人家宣讲了基督教。他发现他们纯朴和蔼、没有傲气，言谈充满真挚，风俗中透着忠诚。女倮倮虽不像汉族女子那么腼腆，但却是稳重谨慎的。混杂其中的汉人不像四川省的异教徒那般凶狠。艾若望先生注意到了这个民族易于交往的特点，这使他认为，在此确立基督教的最佳办法是：从四川迁移一些虔诚的家庭在此定居，通过频繁的交往，他们可不遇许多阻力地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向这些异教徒灌输基督教的真理。（这一切可以）在一个名叫Ｓｏｕｔｅｊｅｎ的信奉基督教的大官的保护下进行，这位官员居住在倮倮王国附近，镇守着一条隘道——在上次战争中，阿瓦阿瓦（Ａｖａ），地区名，今属缅甸。——中译注国王的军队便是经这条隘道进来的。
为了有条不紊而且更加深思熟虑地开展工作，艾若望先生返回云南后与达加托波利斯先生进行了磋商，他听取了中肯的意见，邀请两户基督徒家庭去倮倮地区定居。为亲自给他们带路，他再次出发了，两三名中国教士陪伴着他。这些中国教士是经他培养担任圣职的，他把满腔的热忱、虔诚，尤其是把从圣绪尔比斯神学院（他在这里接受了最初的教会教育）获得的贫修、苦修和谦逊的精神都教给了他们。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三部分艾若望先生遭受的迫害（8）
他的一位教友迪阿梅尔先生（Ｍ．Ｄｕｈａｍｅｌ）写道，这位真正的传教士上次前往倮倮地区时状况相当不好，因为一段时间以来，他的健康受到了一些损害。然而在已经感到凉意的季节里，他的全部行装却只是一件衬衣、一条短衬裤、一双袜子及一床再薄不过的被子，他就这样把自己完全交给上帝去安排。上帝也丝毫没有亏待他：尽管饮食粗劣、住宿不便以及长时间在艰难的道路上行走而引起积劳，他（上次）回来时身体比出发时还好。如果他的热忱不因最近在那里新发生的骚乱（其后果是很令人担忧的）而受到妨碍，如果有办法迅即制止骚乱，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希望，他即将进行的第二次旅行将比第一次取得更大的成功。
报道艾若望先生动身去完成新使命的传教士从上文看，这位传教士是迪阿梅尔先生。以下的内容是迪阿梅尔先生自身的经历而与艾若望先生无关了。——中译注随后谈起了他自己的使命，还提及了他热心为异教徒孩子施洗所带给他的麻烦。他说，当我离开荣昌前往重庆西南方向的一等城市叙州府（今宜宾市）时，我遇见一个异教徒抱着一个垂死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