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克制保持沉着。她后来提起这件事时，她十分钦佩地说，“爸爸的手和脚都受了重伤，可他不顾一切把我抱在怀里去找医生急救。”不久找来一个外科医生，立刻采取措施，保护她那张“可爱的脸孔”，不留下永久性的伤痕。
由于车祸引起的受伤和治疗，大大推迟了玛丽同诺尔蒙克办理离婚手续的时间。玛丽的父母亲现在已经同意玛丽与海明威结婚。玛丽的父亲T·J·维尔斯还寄给海明威三本有关宗教方面的书作为他送给海明威的第一批礼物。在回信的时候，海明威首先表明自己对宗教的看法和态度。他谈到在三次战争中他的信仰所经历过的变化的过程。他说，一九一八年，他在战场上受伤之后非常惊恐，因此也就十分虔诚。他害怕死亡，相信自救，认为只要多多祈祷，自有效应。到了西班牙内战期间，他的这种思想观念有了明显的变化。主要是他看到宗教同法西斯主义结合起来。于是他认为一味为自己的利益而祈祷，未免太过于自私。尽管他失去了“灵魂上的安慰”，正如同一个被雨淋得又湿又冷的人一样。一九四四年虽然他没有祈祷过一次，却顺利地通过了几次危险。他认为在他个人的问题上，他已丧失了任何祈祷的权力，认为不管自己处境如何困难，要求别人帮忙是不应该的。对他或者波林来说，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理由作出解释，西班牙的国内战争是个重要的转折点。由于他得不到宗教上的精神安慰，又不愿意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信条，他干脆抛弃任何个人的信仰，转而象他小说里的主人公罗伯特约旦那样一心一意寻求生活的自由和幸福。
几个月后，厄内斯特对玛丽说，他们已一致同意不信奉玛丽的父母亲所信奉的基督教，也不信奉公理会以及清教徒对人类行为的错误看法，他所赞成的是享乐主义，情感主义和人道主义。他说，他和玛丽必须发展他们的行为准则——彼此信赖。这就须要象一个好的园丁那样给一座好的花园提供好的土壤。他们力图使自己做到体谅他人，了解他人，为人正派大方。自己认为对的就努力去奋斗；教育小孩子们也象大人那样去对待人生；写出能给他人带来永久欢乐的书；给世界留下美好的回忆，永远欢乐幸福。厄内斯特希望他的这些希望和要求和他的父亲海明威医生有所不同。不过他估计，在某些方面可能有所倒退。
过了夏天，厄内斯特的健康情况大有好转，但偶尔还有点头痛。他十分悲凉地用一种简短而醒目的香烟广告式的话说，“某些东西已经变质腐坏了。”但当《先锋报》编辑把约翰格罗斯的电影剧本的校正稿寄给他时，他多多少少想重新写点东西。他答应给该剧本写个序言。这本书里有一章“斯奇洛斯，海明威”专门描述十一个月前斯梯夫史蒂文生把格罗斯从师部带到厄内斯特的“指挥所”来的情况。厄内斯特后来写道，“当你象我们喜欢约翰那样喜欢某个人，敬佩他的勇气，欣赏他的幽默，赞扬他的人道主义时，你用不着为他的书或画册写序言。约翰的画同格里姆的童话插图有着密切的关系。既然史哥尼爱菲尔据说生活在美好的故事之乡，那么其中自有深刻道理的。我们读到他所描写的这一地区的生活，其吸引人的程度和格里姆所写的差不多。详细情况我忘记了。谁也记不住那些情况。”
八月底，玛丽乘飞机去芝加哥办理离婚手续。厄内斯特没有陪她前往，主要原因是他同玛萨的离婚需要他在古巴继续住半年。另一个原因是他不愿意因此去见住在伊利诺斯·里物·弗里斯特他的年迈的母亲。玛丽走后，厄内斯特写信给因胃溃疡住进阿拉巴马福特·麦克莱兰医院的巴顿将军。厄内斯特说，第四步兵师在巴顿将军的统帅下，已成为美国军事历史上最伟大的部队之一。厄内斯特为通过他本人把有关情报转告给别的记者提高了巴顿领导的部队的声誉而感到自豪。同他打交道最多的记者有：美联社记者汉克·高雷尔；娜娜杂志社记者；时代周刊和生活杂志的记者查理士沃登巴克等。厄内斯特说，对这些记者进行这样的接触和保护是十分必要的。因为这既可以保护他们的安全，又可及时把该师团的战绩见于报端，公诸于世，不必等到六个星期之后才由柯里尔报社独家报导。他还为自己能给“那脾气古怪的雷克莱克”提供了敌人在朗姆波立特和巴黎之间的军事布局的情报而感到自豪，虽然这些情报被第三军团的总监察官所否定。厄内斯特说，关于此事，后来美国战略情报局局长告诉他，美军最高领导机构授予海明威荣誉勋章，表彰他在朗姆波立特的出色工作。
不管这话是真是假，巴顿都把它放在心里。他立即回信给海明威，告诉他，在他离职退休前，准备向上级提议授予海明威铜质星形勋章。他说，“我的建议书是以你给我提供了（在不违反日内瓦章程的前提下）非常宝贵的情报资料为依据的，其中包括你安排我同法国的游击队员见面以及越过法国边界追击敌人的情况。我没有提到你在圣波依斯用手榴弹打击敌人的情况。就我个人来说，我希望你能获得更高一级的勋章。不过，我不知道这个希望能否实现。”
玛丽在芝加哥未回。在此期间厄内斯特接到了巴顿将军和巴克朗哈姆将军的信。朗哈姆和他的妻子彼德接受了厄内斯特的邀请，到古巴度假。九月二十二日他们抵达芬卡作为期两周的访问休假。朗哈姆刚从欧洲回国出任国防部情报教育处处长。厄内斯特第一次见到朗哈姆的妻子。他发现她风度好，十分迷人；为人坦率、诚恳、勇敢和聪慧。她的原名也叫玛丽。身材和玛丽维尔斯差不多，只是她的头发过早地变得灰白了。他们去哈瓦那观看拳击比赛，晚上去娱乐场。他们在弗罗里达饭店或中国人开办的饭店吃晚饭；到俱乐部打鸽子；乘小艇“彼拉”号和她的辅助艇《温斯顿》出海钓鱼。
朗哈姆对这些活动表现得十分热心。厄内斯特对于朗哈姆赞扬他在战争中所作出的贡献，表面上显得很不好意思，心里却十分高兴也非常感激。他常常把话题转到谈论过去的战争和有关世界政治、日本的投降、俄国的地位，原子弹等方面。当朗哈姆告诉海明威他从未读过《春潮》这本书时，厄内斯特立即从书柜里拿一本给他，并站在朗哈姆背后看着他读。厄内斯特看到朗哈姆读书的样子不禁笑了起来。朗哈姆想，他一定笑自己智力的迟钝，只是没有明讲出来而已。他们吃中饭时喝可口的红色葡萄酒，席间，厄内斯特回忆起他的童年生活，提到有一次他捉弄一位姑娘，说他作了一首进行曲。实际上那支曲子是抄袭别人的。
中饭后，朗哈姆习惯睡一下午觉，厄内斯特和彼得却继续交谈。彼德是个性格直率，不人云亦云的女人。她认为斗牛十分残酷，古巴丛林里可能有毒蛇出现。厄内斯特不同意她的看法。因此两人激烈地争论起来。厄内斯特在写给玛丽的信中怒气冲冲地表示，他不喜欢这种正面的攻击。朗哈姆夫人认为海明威对女人感到厌恶只是暂时的。他公开指责他的母亲是个飞扬跋扈，盛气凌人的泼妇。是她迫使他父亲自杀。他也无情地谴责玛萨。朗哈姆夫人却认为葛莱丝和玛萨是海明威一生中唯一两个敢于起来反对他的人。海明威十分蔑视玛萨向他要回她母亲作为礼物送给她的一片银质调羹。
“瞧这玩艺，”他边说边拿起那片小巧玲珑的调羹，“正是因为这片调羹是她结婚前所有的，现在就想把它要回去。这样的事你敢相信吗？”朗哈姆夫人自然是同情玛萨的，认为她的要求无可非议。于是她十分巧妙地对他建议说，他大概也不希望自己身边保留上面刻有玛萨姓名标志的东西吧。
厄内斯特听了只是摇摇头，接着又振振有辞地谈起了他以前的婚事。他直言不讳地说波林把他的好朋友哈德莉从他身边抢走了。波林拥有哈德莉所没有的财富，而那个时候他正需要有人在经济上帮助他。后来，波林自食其果。当她千方百计阻止他和玛萨相爱时，他明确地告诉她，“玩火者必自焚”。但他又淡淡地说，除了玛萨以外，对以前几次的婚姻破裂，他应受到谴责。他草率地对待同葛莱丝的婚姻关系，轻易地离弃她，他自认应负完全责任。朗哈姆对此竭力保持缄默不予表态。自此，他们之间再没有发生任何争论。这种情况一直保持到朗哈姆夫妇离开芬卡的前夕。玛丽此时还未从芝加哥回来。厄内斯特又谈到俄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在争论中厄内斯特的一些话使朗哈姆夫人想起财务管理人和她有名的伞。“厄内斯特，”她问道，“你的伞在哪儿？你所说的话听起来都是在向我让步”。厄内斯特站了起来，两眼冒火，脸上刹地涨得通红。他手里紧紧纂着一只酒杯，差点向她脸上砸去。当朗哈姆夫妇离开古巴时，彼德才意识到，她和厄内斯争论时是站在厄内斯特所厌恶的人那一边——世界人口中的女性。当然，玛丽维尔斯是例外。
朗哈姆夫妇在他家里作客期间，厄内斯特曾发生了几次头痛。他把这种现象归咎于精神上过份紧张。一方面急于写出东西来，另一方面想招待好客人，尽量让他们感到愉快。但他事实上是在欺骗自己。自他从战场回来，他一直感到很难安下心来写作。在战场上作战和同女人谈情说爱毕竟比创作容易得多。他把他脑神经受破坏归咎于他在“骗子工厂”的劳动，海上的巡逻活动，参加英国皇家空军对敌人的出击，跟随第四步兵师驰骋沙场以及生活缺乏节制喝酒过多。但是他认为参战三年对他身体健康的危害是暂时的。他并不承认他脑子里真正有毛病。他的理想仍然那末美好。他希望创伤能很快愈合，一切恢复到原来那么净洁，那么迷人和美好，就象早晨清新的空气那样受欢迎。作为一个作家，他的最大愿望就是创造一个新的永恒的世界。作家的神圣任务就是写作。写作就是他的真正的信仰，他的信条，他的政治和他的要求。他坚信，他的头脑的思维现在十分正常。他正在积极作准备，要大干一场。一方面在描述性上，另方面在创造性上。他真诚希望这两个方面付诸实现。
与此同时，他着手写另一个序言。这回是为一个叫“自由世界的宝藏”的文集写的。他写道：“现在世界大战已经结束。阵亡战士的灵魂已经归天。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陌生的世界，我们的职责是去认识它，但是并不容易。在战争中，人们必须奉公守法，遵守纪律，必须具有才识和胆略以及坚强的决心。在和平时期，他们的职责是对于旧的不合理的东西加以反对、抨击甚至反抗，同时始终不懈寻找一条通往全人类能共同过着幸福生活的社会的道路。美国在这次战争中显示出她强大的威力。值得庆幸的是她不是受人憎恨的国家。除了众所周知的成绩外，美国在这次战争中杀死别国的无辜平民比我们的敌人所杀死的还要多。这是我们感到十分痛心的。原子弹是一种能毁灭一切庞大之物，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一种炸弹。我们不应该象法西斯那样疯狂，恃强欺弱，横行霸道。我们也不应该有虚伪，假装虔诚或图谋报复之心。相反，我们要自己教育自己尊重别的国家的权利、地位和职责。
厄内斯特把自己在这个时期的思想完完全全地摆出来。接着他十分成功地写了两篇战后的短篇小说。这两篇小说作为剧本卖给电影制片厂，所得的报酬比他那本《丧钟为谁而鸣》还要多。第一篇《杀人者》卖了三万七千元；第二篇《佛兰西斯梅坎布幸福而短促的一生》得了七万五千元。写这两篇故事所花的精力和时间同他用一年五个月写一部长篇小说相比自然要轻松容易多了。另一个突出之处是，他的特别税额为二万四千元，而他的私人支票的存根上表明他手头尚有四百九十九元三角八分的结余。
圣诞节前夕他收到他过去在部队里给他开车的司机迪康一封恳求信。信里说有人指控他是个卖国贼。因此他急需要有人作证，证明他在战争年代里仇恨法西斯，跟随海明威打德国鬼子。迪康写道，“这一定是德国人最近耍的花招，抓到了我们一个人。如果你能给我出个证明，那就太谢谢你了。”厄内斯特立即为迪康出具证明。证明中强调指出迪康从雷姆波立特到巴尔战役都表现得很勇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厄内斯特还建议朗哈姆将军也给迪康写个证明。这种恶意中伤，凭空捏造的恶劣行径引起了厄内斯特的极大愤慨。由于德国人在法国留下的影响就象毒瘤那样还在起破坏作用，所以象迪康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