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却只是一味地麻醉自己。原始人的头脑总是救药物迷住、被药物催眠。如果那些抛弃西方社会的人开始表对得像原始人一样，那就不是一种反叛，而是一种反应、一种倒退。
他们的行为必须像新人类。他们必须向着一种新的、全然的。全面的意识前进，接受人的所有不一致的可能性。动物和人的区别就在于：动物的可能性是固定的，而人的可能性是无限的、但是它们只是可能性而已、人可以成长，但是这种成长必须得到帮助。我们必须在全世界开设这种能够帮助成长的中心。
头脑必须接受逻辑的。理性的训练，但它同时也必须接受非理性的、无理性的训练。理性必须接受训练，同时感情也必须接受训练。理性的训练不应该以感情为代价。怀疑必须在那里，信任也必须在那里。没有任何怀疑的信任是容易的，没有任何信任的怀疑也是容易的。但是这些简单的套路现在不管用了。现在我们必须创造一种健康的怀疑、一种持久的怀疑，怀疑的头脑和信任的头脑必须同时并存。我们的内存在（inner being）必须能够从一端移到另一端：从怀疑移到信任，然后再移回去。在客体的研究上，一个人必须是怀疑的、小心的、谨慎的。但是在与此相连的另一个向度上，信任却提示你不要怀疑。两者都是需要的。
问题在于怎样同时创造相反的两极。这就是我所关心的。我会不断地创造怀疑，又会不断地创造信任。我看不出这里面有任何天生的矛盾，因为对我来说，重要的是运动，从一极移到另一极。我们越是固定在一个极端上，它就变得越困难。比如，在西方，你养成了剧烈活动的习惯。然而你总是睡不好。当你开始睡觉的时候，头脑需要从活跃的状态进入不活跃的状态，但是它做不到。你在床上翻来复去；头脑继续兴奋不已。为了睡觉，你不得不吃安眠药。但是强制性的睡眠不可这让你得到很好的休息；它只是表面的休息。在深处，这些骚乱还在继续。你的睡眠变成了一场噩梦。
东方的情况正好相反。东方人可以睡得很好，但是他们活跃不起来。即使在早晨，东方人的头脑也觉得懒洋洋的，想睡觉。千百年来，他们一直睡得很好，除此以外什么也没有于过，而你们于得很多，但是你们产生了不安、不自在。因为这种不自在，你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白费功夫。你们连觉也睡不着！
所以我强调既要训练头脑活跃、也要训练头脑不活跃。最重要的是，要让头脑学会运动——这样你就能够在两极之间来回运动。你可以训练头脑从一极移到另一极。在任何活跃的状态中，我都能马上进人不活跃的状态。我可以跟你们谈上几个小时，我也可以马上停止谈话，进入深深的、内在的宁静。除非你的内在也产生这种可能性，否则你的成长就会受到阻碍。
未来必须允许内在的两极之间存在一种深深的和谐。除非两极之间产生这种运动，否则人的探索就结束了。你无法继续前进。东方已经疲惫不堪了，西方也已经疲惫不堪了。
你们可以交换两者的观念，但是以后，两百年之内，同样的问题又会出现。如果你们只是彼此交换态度，那么你们就开始进入一个循环。
如果每一样东西都必须被接受的话，一个人怎么才能知道生活中什么是他应该追求的正确目标呢？
追求目标本身就是理性过程的一部分。未来因为理性而存在。这就是为什么动物既没有未来也没有目标的原因。它们生活，但是没有目标。理性创造理想；它创造目标；它创造未来。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什么是正确的目标。真正的问题在于是否要有目标。
新一代人在询问是否要有目标。你一有目标，你就开始脱离生命。你开始根据你的目标来塑造生命。眼未来相比，现在没有很大的意义。它必须被塑造、必须跟未来协调。一个指向目标的头脑是理性的。而一个指向生命的头脑是非理性的。所以，这不是一个怎样拥有正确目标的问题。问题在于怎么才能使理性不再是头脑的唯一现象。
理性必须有目标；没有它们，它就无法存在。但是这不应该成为独裁的；它不应该是唯一生长的枝条。理性必须存在，它是必须的，但是人的头脑还有一个空的部分，它不能有目标，它只能像动物、像孩子一样存在。它只能存在于此时此地。这个空的部分，这个非理性的部分，会体验到生命的、受的、艺术的深层领域。它不需要进人未来。所以它能够深深地进人此时此地。理性必须得到发展，但是这一部分也必须同时得到发展。
曾经有不少科学家有很深的宗教人格。这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发生。它也许是一种深深的和谐，也许只是关闭一个缺口、再打开另一个缺口，没有一点和谐。我可以是、个科学家，然后我可以离开我的科学世界，到教堂里去祈祷。假使这一样的话，这个科学家就不是在祈祷。这不是真正的和谐；这是。深深的分裂。科学家和祈祷者之间没有内在的对话。科学家根本没有到教堂里去。当这个人回到实验室的时候，祈祷者就没有了。两者之间有一种深深的分裂；他们没有搭在一起。
在这样一个人的身上，你发现的是分裂，而不是和谐。他会说出让自己感到内疚的话。他会发表一个科学家的声明，完全违背他作为祈祷者的头脑。所以，有很多科学家都过着精神分裂的生活。他们的一部分是这种东西，另一部分又是另一种东西。这不是我所说的和谐的意思。我所说的和谐的意思是：你能够从一权移到另一极，同时任何一极都不关闭。这样科学家就会去祈祷，而宗教的人就会去实验室。没有分裂，没有间隙。
要不然，你就会变成两个人。通常增况下，我们是很多人；我们有很多人格。我们认同某一个，然后我们又改换装备，变成了另一个。这种装备的改换不是和谐。它会在你的存在中引起很深的紧张。你用这么多特征在一起不可能感到自在。只有当我们有了一种观念，认为人天生就是一个整体——不再拒绝对立面，我们才会拥有不分裂的意识，才有能力移到相反的一极。
怀疑是科学家的工作的一部分。信任也是它的一部分。它们是从两方面来看同一个事物的不同的向度。所以，一个科学家可以在实验室里面祈祷；这没有什么不对。怀疑是他的工作的一部分、是他的工作的工具，信任也一样。不存在天然的分裂。当一个人能够轻松自如地从一极滑向另一极了，他甚至感觉不到这种运动。你在运动，但是你感觉不到这种运动。只有在碰到什么障碍的时俟，你才会感觉到运动。如果那里有一种深深的和谐，你就不会感觉到任何运动。
还有一点：当我说“东方”和“西方”的时候，我的意思不是说西方从来没有东方的头脑，或者东方从来没有西方的头脑。
我谈论的是主流。什么时候我们应该写一部世界史，不从地理上划分世界，而从心理上划分世界。在它里面，东方将会拥有很多来自西方的面孔，西方也会拥有很多来自东方的面孔。所以，我的意思不是说西方不是两种倾向都有。我的意思是说西方主要倾向于理性成长，甚至宗教也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基督教信仰曾经那么占据优势的原因。
耶稣是一个非理性的人，但是圣保罗却有一个非常科学的头脑，一个非常理性的头脑。基督教属于圣保罗，而不属于耶稣。在这么一个没有规矩的人的身边不可能形成这么大的一个组织。这是不可能的。耶稣是东方人，而圣保罗不是。科学和基督教信仰之间一直存在着纠纷。两者都是理性的。两者都试图把宗教现象合理化。基督教信仰必然要被打败，因为宗教现象本身就是非理性的。就宗教而言，理性没有作用。所以基督教信仰必然要被打败，而科学必然会胜利。在东方，科学和宗教之间从来没有冲突，因为宗教不需要理性世界的任何东西。两者不属于同一个范畴，所以它们之间没有战争。
宗教怎么会变成理性的呢？这是因为宗教本身，每当宗教必须系统化的时候，都会发生这种现象。一个佛陀或者一个耶稣并不追求任何理想。他们过着自然的生活；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成长。他们长得像野生的树一样，然后这些野生的树就成了追随者们的理想。这些追随者开始创造各种模式；偏爱、真理和谴责。宗教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具有很深的宗教人格的人，他们是自然的，另一部分是根据理想创造宗教信条、教义、规范的追随者。然后佛教徒就有了一个理想——“一个人必须像你陀一样”——压制也就产生了。你必须以种种方式破坏自己，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成为那个理想。你必须变成一个仿制品。
在我看来，这就是犯罪。一个宗教的人格是美丽的，但是一个宗教的信条只是理性的产物。它只是理性在碰到非理性时所发生的现象。
难道佛陀没有理性的头脑吗？
他是非常理性的，但是他也有非常不理性的间隙。他对非理性也是很自在的。我们关于佛陀的概念并非真的就是佛陀的，它们只是在佛陀以后出现的传统。佛陀完全是另一回事情。
因为我们只能这么做，所以我们不得不通过佛教来达到佛陀。他们已经创造了两千年的传统，他们已经把佛陀大大地理性化了。他不是这样的。如果你深人存在的话，你就无法存在。很多次你不得不是非理性的——而佛陀正是这样！但是要了解这一点，我们就必须把整个传统放在一边，直接迎向佛陀。这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它可以发生。
如果我现在对一个理性的人说话，他就会不知不觉地丢弃所有非理性的内容。但是如果我现在对一个诗人说话，同样的句子、同样的话就会有不同的含义。一个理性的人无法看到这些话的诗意。他只能看逻辑、看论证。诗人以另一种方式看到这些话。这些话有一种色彩、一种诗意，它跟论证毫无关系。
所以，佛陀的形象是因看他的人而异的。佛陀出现在印度的时候，整个国家所有的非理性事物——吠陀经典、《奥义书），整个神秘主义——都经历着一场危机。这场运动声势浩大，尤其是在佛陀居住的比哈尔邦。佛陀是极有往力的、催眠的。他给当时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他们对佛陀的解释必然是理性的。如果佛陀活在另一个年代，在世界上一个不反对神秘主义的地方，他就会被人看作一个伟大的神秘家，而不是一个理智的人。人们所认识的形象属于特定的历史时期。
依我看，佛陀并非主要是理性的。整个涅磐的概念就是奥秘的。他甚至比（奥义书）还要奥秘，因为（奥义书），无论它们看起来多么奥秘，它们都有自己的合理性。它们谈论灵魂的转世。佛陀则谈论没有灵魂的转世。这比前者更加奥秘。（奥义书）谈论解放，但是你还在那里。要不然。整个事情就会当你谈论倒退的人时，你说倒退的意思是不是在跟社会创造的、社会可以接受的某个形象进行比较？
不是一个形象，是不同的东西。当我说他们的行为象孩子的时候，我的意思是说他们不在成长。他们在倒退。我没有任何形象说他们应该向它看齐。我有成长的概念，没有被追随的形象。我一点也不希望人们都按一个特定的形象改变自己。我只是在说：他们在往过去倒退，他们没有向未来成长。它必须成长；它不能倒退。这是一个是成长还是倒退的问题，不是任何形象的问题。
其次，当我说他们正在倒退的时候，我的意思是他们还在对一个过分理性的社会做出反应。他们的反应走到另一个极端去了。它的错误是相同的。理性必须被吸收，而不是政委在外面。如果你把它丢在外面，你就犯了跟你把非理性丢在外面一样的错误。
维多利亚时代曾经产生过一种人，他纯粹是一个表面、一个面具。他的里面没有活的存在。他是一个行为模式、一个礼仪模式——他比较像一张胜，而不太像一个人。这是有可能的，因为我们只选择理性作为每一件事物的标准。非理性的、没有规矩的、混乱的，都被推到一边，都被压制起来。现在没有规矩的一边开始反抗了，它可以做两件事情。它可以破坏，也可以创造。
如果它破坏，那么它就会倒退。那么它就会以同样的方式进行反抗——否认。它将否认理性的部分。然后你就变得像孩子一样：不成熟。你倒退了。如果没有规矩的一边是创造性的，它就不可能犯同样的错误。它必须把理性和非理性一起吸收进来。这样他的整个存在就会成长。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