祷上帝，但愿他现在对我们还那样善良友好。”
“弗里茨·努什，”那人重复着把将军的名字记在本上，“在兰斯多尔夫。街名记得吗？”
“不记得了……”
“很可能问讯处不会把将军的地址给我们……”
“他年纪很老，有八十多岁，已经不在军队服役。”
“可是他的脑袋好使吗？”
“什么？”
“不，没什么。我只不过担心他血管硬化。要是我有权的话，就强行命令所有年过七十的人停止工作，把他们送到专门设立的老人区。老人是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祸根。”
“您怎么能这样说呢。这位将军心地非常善良……”
“好，还有谁？”
“要是说出柯恩夫人的名字呢？”凯特心里琢磨着，“这可能很危险，虽然我们只在她那儿稍事休息过，可我们当时身边带着箱子。如果他们把照片拿给她看，她会想起来的。她本来是个很合适的人选，因为她丈夫是党卫队的少校……”
“您和阿依海勃莱纳夫人联系一下。她住在波茨坦，她有自己的房子，在市政厅附近。”
“谢谢。这就好办了。金夫人，我尽量让这些人出面做您的保人。对了，现在还有一件事。你们楼房的看门人从找到的箱子中认出有两个是您的。明天早上我和看门人一起来，我们当着他和大夫的面把这两个箱子打开。也许有些用不着的东西您当场可以处理，我拿这些东西去为我们的胖娃娃换点衣服。”
“明白了，”凯特思忖道，“他想要我今天就和我的朋友联系。”
“多谢了，”她说道，“上帝会报答您的好心的。上帝是从不忘记行善的人……”
“这算不了什么，祝您早日恢复健康，替我亲吻您的胖娃娃。”
这人叫来一名女卫生员，并对她说，“要是她请您打电话到什么地方或转交便条，立即打电话给我——打到家里或办公室都行，随时都可以，随时都行。”他重复了一遍。“如果有人来找她，就通知这儿，”他说着递给她一个电话号码，“这些人住的地方离这儿有三分钟的路程，您随便找个借口把来访的人留住。”
施蒂尔里茨走出办公室时，看见两个人提着埃尔温的箱子经过走廊。他可以从千万个箱子中认出这个箱子：里面装着电台。
施蒂尔里茨显得漫不经心，不慌不忙地跟在那两人身后。他们高兴地谈论着，把箱子送到二级突击大队长罗尔夫的办公室里。
第二节
——摘自德国中央保安局第四处党卫队二级突击大队长罗尔夫党员的鉴定：
“1940年参加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纯阿利安人。性格——北方人性格，英勇豪迈。与同事关系融洽。忠于职守。对德国的敌人深恶痛绝，毫不留情。是一名优秀运动员。家庭和睦。无不正当关系。曾受到党卫队首领的多次嘉奖…”
有一瞬间施蒂尔里茨的脑子里出现了一个疑问：是立即进人二级突击大队长的办公室，还是以后再说。但他当机立断，鼓足勇气敲了两下办公室的门，没等回答便推门来到罗尔夫面前。
“您怎么？准备撤退？”他笑着问道。这话仿佛不是有意说的，是此时此地在脑子里自然而然产生，便脱口而出。
“不，”罗尔夫答道。“这是电台。”
“您查获的？物主呢？”
“是个女的。据我了解，电台的男主人完蛋了。这女人带着刚生下的婴儿躺在‘博爱’医院的隔离室。”
“带着刚生下的婴儿？”
“是的，这坏家伙的头部砸伤了。”
“糟糕，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审她呢？”
“我认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应该审问她。要不然磨磨蹭蹭，延误时机。没什么可等的。问题主要出在我们警察局的一个笨蛋身上，他把几只箱子，其中包括这只箱子的照片给她看了，还问她是否认出其中有她的箱子。谢天谢地，她不会逃跑，因为她的婴儿在那里。眼下不允许任何入进人婴儿室。我不认为她会丢下孩子逃跑……不过，这也难说。我决定今天把她弄到这儿来。”
“言之有理，”施蒂尔里茨表示同意。“那儿派人监视了吗？应该监视。她有可能和自己人联系。”
“是的。我们安插了一名卫生员，并派我们的人替代了门卫。”
“那还有必要把她带到这儿来吗？否则设置的圈套会完全落空。如果她突然决定要找自己人联系呢？”
“我也正犹豫不决，举棋不定呢。我担心她会清醒过来，您是知道这些俄国人的，要乘其不备，一鼓作气才能出奇制胜……”
“您为什么认定她是俄国人呢？”
“情况是这样发现的。她生孩子叫喊的时候，说的是俄语。”
施蒂尔里茨朝门口走去，微微笑了笑说：“那就应该尽快搞清她的问题。不过……她一旦要和自己人联系，那放长线，钓大鱼，可就精采了。您以为他们的人现在就不会到各医院去寻找她的下落吗？”
“这种可能我们还没有仔细研究过……”
“我奉劝您……今天研究还为时不晚。祝您顺利，马到成功。”施蒂尔里茨在门旁转过身来，说，“这案子很有意思。现在主要是不要操之过急。我还建议您先不要向高级领导人汇报，要不然他们会催命似的迫使您快干。”
施蒂尔里茨已经把门打开，忽然拍了一下脑门，笑了起来：“我像患脑动脉硬化的病人那样糊涂了……我是到您这儿来要安眠药的。大家都知道，您有疗效很好的瑞典安眠药。”
在谈话中往往最后一句话给人的印象最深刻，而且容易记住。设法使对方谈自己所需要的话题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如何巧妙地结束谈话。施蒂尔里茨认为，现在如果有人问罗尔夫，谁来找过他和因何事找他，他一定会回答说，施蒂尔里茨来找过他，向他要疗效很好的瑞典安眠药。机关里有一半人服用的安眠药都是罗尔夫提供的。
……和罗尔夫谈话后，施蒂尔里茨当即决定，要装出一副怒不可遏的模样，他上接找到施伦堡，向他报告说：“支队长。我最好说我有病，不过我也确实有病。我请求准假十天到疗养院休养，不然我身体会支持不住的……”
他对间谍机关上司说话时，脸色苍白，甚至发青。这不仅是因为事关凯特的命运，同时也决定着他的命运，他知道，他将会面临怎样的处境：如果审讯进行到第五个小时她还不开口，他们将会用手枪对准新生婴儿的后脑，并声称要当着母亲的面枪杀孩子。这是缪勒这老奸巨猾的家伙惯用的要挟手段。他们还从未朝任何一个孩子的脑袋开过枪，这倒并不是他们有什么怜悯心，缪勒手下的那帮人可以干出比这更伤天害理的残酷勾当。只不过他们清楚地知道，这样做的结果是，母亲会神经错乱，发疯，整个行动计划将因此而失败。但这种恐吓手段是行之有效的。
施蒂尔里茨的脸色现在所以惨白、铁青，井不是因为他知道，一旦凯特把他供出，他将会受什么样的罪。事情很简单，他是装出一副怒不可遏的样子。一个真正的间谍和演员或作家有相似之处。不同的是，如果演员表演时矫揉造作，他会遭到烂西红柿袭击的危险，倘若作家胡编乱造，毫无逻辑，会受到读者鄙视讥讽的报复，而对一个间谍来说，却是生命攸关的问题。
“是怎么回事？”施伦堡惊诧地问道，“您怎么啦？”
“我认为，我们全都被缪勒蒙在鼓里。上次在弗里德里希大街上出了件丢人现眼的蠢事，如今变本加厉，更为恶劣了。他们搜捕到一个携带电台的俄国女人，看来她的活动非常频繁。这个电台我已搜寻了八个月，可到头来为什么这案子却落到了罗尔夫的手里。他好比猫不懂代数一样，对无线电一窍不通。”
施伦堡伸手去拿电话筒。
“没有必要，”施蒂尔里茨说，“毫无必要。这样会发生内部磨擦，出现间谍和反间谍机构之间常有的明争暗斗。不必了。请您批准我现在到那个女人那儿去，把她带到我们这里来，哪怕进行一次初审也好。也许我盲目自信，自以为是，但我会比罗尔夫审讯得更好。然后再让罗尔夫去审讯这个女人。对我来说，最主要的是案子，而不是功名。”
“您去吧！”施伦堡吩咐道，“可我还是给党卫队司令打个电话。”
“您最好到他那儿去一趟，”施蒂尔里茨说，“我不怎么喜欢这种纠缠不清的事。”
“您走吧，”施伦堡又说了一遍，“干您的事儿去。以后我们再谈牧师的事，明天或明后天我们需要他。”
“我可不会分身法，没有一心二用，同时抓两件事的本领。”
“您可以办到。间谍要么马上投降，要么宁死不屈，像缪勒那帮亡命徒采取特殊措施后招供的人是寥寥无几的。接触后最初几个小时您就会心中有数了。要是那位女士什么也不说，就把她交给缪勒，让他们去碰这个硬钉子。如果她供认了，这可算是我们的功劳，这个巴伐利亚人也就相形见拙了。”
施伦堡在气忿时便这样称呼他最痛恨的人之———盖世太保的头目缪勒。
第三节
施蒂尔里茨在急诊室出示了保安处的证章后，来到凯特的病房。
凯特一见到他，睁大了眼睛，泪水夺眶而出。她朝施蒂尔里茨探过身去，但他怕房间里装有窃听器，便急忙说：“金夫人，收拾一下吧。您已经失败了，但是一个间谍应该学会体面地认输。我知道您不会承认的，但这样做很愚蠢。我们截获了您的四十份密电。现在给您拿衣服来，您跟我走吧。要是您和我们采取合作态度，我保证您和您孩子的生命安全。如果您拒不供认，那我无法向您作任何保证了。”
施蒂尔里茨等了片刻，女卫生员把她的套服、大衣和鞋拿来了。凯特照他的做法佯装说：“我穿衣服，您是否出去一会儿？”
“不，我不出去，”施蒂尔里茨回答说，“我转过身去，我还有很多话要说，您考虑考虑，如何答复我。”
“我不回答您的任何问题，”凯特说，“我没有什么可回答您的。我不理解发生了什么事？我的身体还很虚弱。我想这误会一定会消除的。我丈夫是军官，是残废军人。”
此时凯特感受到一种特殊的、万分欣喜的心情。她见到了自己人。她相信，今后的考验无论怎么严峻复杂，最可怕的孤立无援的处境已经过去。
“别胡扯了，”施蒂尔里茨打断了她的话，“您的电台已经落到我们手中，电文也被我们截获并已破译，铁证如山，不容抵赖。我只要您做一件事——同意和我们一起千。我奉劝您，”他转过身来说道，尽量用眼神和表情向她暗示，他要说一些极为重要的话，她必须注意细听，“同意我的建议，并首先供出您所知道的全部情况，即使您知道得很少；其次，接受我的忠告，在两三天内立即开始为我们工作。”
他知道，最重要的话他只能在走廊上说。凯特只有在病房听了他所说的这番话，才能理解施蒂尔里茨将要说的最重要的话。通过走廊的时间只有两分钟，他刚才上来的时候，已暗自计算过了。
女卫生员把婴儿抱来后，说：“孩子准备好了……”
这时施蒂尔里茨的胸中感到一阵憋闷，这倒不是因为一个小小的初生婴儿现在必须去盖世太保，去监狱，去他一无所知的地方，而是因为一个妇女，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可能她也是个母亲，竟用如此乎静的声音，若无其事地说：“孩子准备好了……”
“您抱孩子会感到吃力的，”女卫生员说，“我来抱他上车。”
“不用了，”施蒂尔里茨说道，“您可以走了。让金夫人自己抱孩子。对了，您去看看，走廊上最好不要有其他病人。”
女卫生员走出病房，施蒂尔里茨打开门，让凯特先走。随即他扶着她的手臂，怕她抱不动孩子。当他发现凯特的双手在颤抖时，便把孩子抱到自己怀中。
“姑娘，听我说，”他嘴里叼着香烟，低声说，“所有情况他们都掌握了……你注意听。他们会让你给我们的人发报。你要讲条件，讨价还价，要他们作出各种保证，要求孩子跟你在一起。以孩子留在身边作为答应条件。他们会把我们的谈话都录下来，所以在我办公室始终要装扮得非常逼真，不露马脚。你说你不知道密码。我们的无线电报没有被译破。说埃尔温是译电员，你只是个收发报员。其他的都由我来应付。你说埃尔温曾到康德街和兰斯多尔夫和间谍负责人见过面。并说外交部有位官员曾找过埃尔温，在车里我给你看他的照片。”
“他是外交部东方局的高级官员海因茨·克尔纳。他一星期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