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指纹可以在荷兰找到，”施蒂尔里茨说，“可以在马德里、东京、安卡拉找到。”
“还有什么地方？”
“我可以回忆一下，然而这至少要花费十四五个小时。我们不但要耽误吃午饭，而且要耽误吃晚饭……”
“没关系。我准备挨饿。顺便提一句，您的瑜伽禅宗认为，饥饿是最有效的良药之—……喂？回忆起来了吗？”
“如果我现在被捕了，并且您正式通知我这件事，我就以被捕者的身分回答您的问题。如果我现在没有被捕，我不打算回答您的问题。”
“我不打算回答，”缪勒模仿着施蒂尔里茨的语调重复道，“我不打算回答。”
他看了看表：假如现在罗尔夫走进来，他就从发报机说起；然而罗尔夫耽误了时间，所以缪勒说：“请您尽量一字不差地复述一下，您在任何人都绝对不得入内的机要通讯室打过电话之后都做了些什么？！最好按照时间顺序，一分钟一分钟地复述。”
“他没有亮出第三张指纹照片，”施蒂尔里茨暗想，“看来他还掌握一些别的情况，也许现在应该敲打他一下，使他下一步不至于这么自信。”
“应该把那些玩忽职守的通信员送交法庭审判。他们把钥匙留在门上，像兔子似的钻进避弹所。我走进机要通讯室之后，遇见党员同志鲍曼，和他一起待了两个多小时。至于我同他谈些什么，我当然不能告诉您。”
“请别过分计较，施蒂尔里茨，不要过分计较……我毕竟比您资格老，军衔比您高，年龄比您大…”
“他这样回答我，似乎暗示我并没有被捕，”施蒂尔里茨迅速地察觉到这一点，“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就说明他们还没有拿到罪证，但他们正等待着罪证，也希望从我这里拿到罪证。看来我还有一个成功的机会。”
“请原谅，高级总队长。”
“这就好了。总之，您和鲍曼谈了些什么？和党员同志鲍曼？”
“我只能当着他的面回答您的问题，请正确理解我的意思。”
“您要是能够背着他回答我的问题，也许您就可以为自己开脱一下，也就用不着回答第三个问题了…”
缪勒又看了看表。大概罗尔夫现在正沿着地下室的楼梯走进来。缪勒一向认为他可以十分准确地感觉出时间。
“我准备回答您的第三个问题，如果它只涉及我个人，而不涉及帝国和元首的利益的话。”
“它只涉及您个人。这几个指纹是我的部属们在一个俄国女报务员的手提箱上发现的。这个问题您最难回答。”
“为什么？这个问题我恰好不难回答，因为我在罗尔夫的办公室里检查过这个女报务员的手提箱，这一点罗尔夫可以证实。”
“这一点他已经证实过了。”
“问题在什么地方？”
“问题在于，还在这只手提箱转交给我们之前，区盖世太保分局就取下了您的指纹照片。”
“他们不会弄错吧？”
“不会。”
“那么偶然性呢？”
“偶然性可能会有。不过这个偶然性是令人信服的。在柏林的所有寓所里一共有两千万只手提箱，为什么恰恰在那个俄国女报务员用来保存自己物品的手提箱上发现您的指纹呢？这一点怎么解释？”
“嗯…嗯……这一点的确很难解释，或者说几乎无法解释。假如我处在您的位置，我也不会相信我的任何解释。我理解您，高级总队长，我理解您…”
“我非常希望您做出令人信服的回答，施蒂尔里茨，我向您保证，我对您非常同情。”
“这我相信。”
“罗尔夫马上就把那个俄国女人送到这里来。我相信，她会帮助我们弄明白，您在什么地方在这只手提箱上留下了指纹。”
“俄国女人？”施蒂尔里茨耸了耸肩说，“是我在那所部队医院里抓住的那个女人吗？我的视觉记忆好极了。假如我以前遇见过她，我一定记得住她的面孔。不，她不会帮助我们的……”
“她会帮助我们，”缪勒反驳说，“一定会帮助我们－－”他又在贴胸的口袋里摸了摸，“这就是……从伯尔尼带来的。”
缪勒说罢给他看了看：这是普莱施涅尔送往伯尔尼的施蒂尔里茨的密码电报。
“这下完了，”施蒂尔里茨明白了，“这下彻底失败了。原来我是个白痴。普莱施涅尔要么是个胆小鬼，要么是个大笨蛋，要么是个内奸。”
“您好好考虑一下吧，施蒂尔里茨，”缪勒吃力地站起身来，不慌不忙地走出牢房去了。
牢门轻轻地关上的时候，施蒂尔里茨感到心里空落落的。这种感觉他体验过不止一次了。施蒂尔里茨觉得自己已不再用两腿站着，他感到自己的身子轻飘飘的，仿佛变成了别人的身子，同时四周的物体也变得更加鲜明，棱角也显得多起来。在这样的时刻，他居然会发现这么多棱角。后来他曾对这一点大为惊异，他也常常拿自己这种古怪的功能开心。他还能准确地区分花束中各种花朵之间接触的线条，甚至能看出这朵花或者那朵花处在哪个位置才能显得鲜艳夺目。他初次体验到这种感觉是在1940年深秋季节，在东京。当时他和保安处派驻德国大使馆的间谍头子在市区一条大街上漫步，在东京银行大楼附近，突然迎面走来一个老熟人。此人是他早年在海参团认识的，名叫沃伦尼卡·皮梅佐夫，当时是反间谍机关的一名军官，在国外，到处能够遇见俄国人；他们对什么都能适应，可就是过马路时总违反交通规则；后来施蒂尔里茨根据这个特征在国外认出不少同胞。这时，只见皮梅佐夫横穿马路向他跑过来，热烈地拥抱着他，以至于公文包从自己手里掉下来。皮梅佐夫抱着他高声喊道：“马克西姆什卡，亲爱的！”
在海参 ，他们相互之间称呼“您”。令人可笑的是，想不到皮梅佐夫有朝一日会亲呢地称呼他“马克西姆什卡”，而不再尊称他“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这是侨居国外的俄国人的特点：他们常常把素不相识的同乡当成朝夕相处的同事，而把熟人，即使是偶然见过一面的熟人当成亲密无间的朋友。施蒂尔里茨也准确地察觉到这一点，所以他很不乐意去巴黎和伊斯坦布尔，那里有许多俄国侨民，但他又不得不经常去往这两个城市。那次同皮梅佐夫不期而遇，施蒂尔里茨准确地做出一副蔑视而又迷惑不解的表情，用食指做了一个厌恶的手势，推开了皮梅佐夫，后者像挨了打似的馅媚地微笑着走开了。此刻，施蒂尔里茨发现他的衣领特别脏。他的领子上有各种精确的色调：白色、灰色和浅黑色。后来他回到旅馆，做了一个实验，把这些颜色在纸上画出来。他敢打赌，他画的决不比照相机拍摄的差，可惜当时无人和他打赌。就在这次东京街头邂逅之后，施蒂尔里茨对医生说，他的视力出了毛病。医生认为他由于经常过度疲劳引起左眼粘膜发炎，于是半年后他遵照医嘱戴上了墨镜。他知道，眼镜，尤其是墨镜可以改变一个人的面貌，有时会使人变得面目全非。但是，在东京事件之后马上戴墨镜是不恰当的，此后应该有半年的准备阶段。在这半年时间里，苏联驻东京的情报机
关自然要密切监视德国人的动静，看看他们中间有没有人对皮梅佐夫产生兴趣。德国人终究没有对他产生兴趣，大概保安处的那个军官认为这个穿着破鞋和脏衬衣的穷愁潦倒的俄国侨民是一个不值得重视的小人物。
他第二次出现这种空虚和自身失落之感是在1942年，在明斯克。那时他做为随员陪同希姆莱巡视苏联战俘集中营。俄国俘虏躺在地上，活人和死人躺在一起。这是一些骨头架子，是活人的骨骼。当时希姆莱感到恶心，脸色顿时变得刷白。施蒂尔里茨和希姆莱并排走着，此刻他心中有一种强烈的愿望，他很想掏出自己的瓦尔特式手枪，把弹夹里的子弹射入这个戴夹鼻眼镜的人那张布满雀斑的
脸。这种尝试实际上是完全可以实现的，想到这里，施蒂尔里茨顿时感到浑身发冷，一股甜蜜的恰悦涌上他的心头。“可是以后会发生什么事呢？”他向自己提了一个问题。“他们会安插另一个坏蛋接替这个坏蛋，并且加强私人警卫。就此了事。”那时候，即在克制住这个强烈的欲望之前，他感到自己的身子轻飘飘的，仿佛变成了他人的身子。此时，他对希姆莱的脸色具有一种极为精确的色彩感受力。他清楚地察觉到希姆莱面颊和鬓角旁的雀斑是淡黄色的，左耳朵附近的雀斑是浅褐色的，而脖子上的则是黑色丘疹状的。施蒂尔里茨像驱赶魔力似的驱赶着这种奇特的感受力。直到一年后，他才第一次对自己这种经常出现的奇怪的视力加以嘲笑……
施蒂尔里茨强迫自己的身体恢复原状，他感觉全身的肌肉在轻轻地颤抖。他约莫站立了一分钟，感觉到一股热血涌向面部，眼睛里冒出一些绿莹莹的尖尖的火花。
“这就对了，”他对自己说，“应该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完整的机体，像一个紧握的拳头。尽管这里的墙壁漆着三种颜色：灰色、蓝色和白色。”
这时他笑起来。他并没有强迫自己发笑。只是这些该死的颜色…让它们去吧。谢天谢地，缪勒走出去了。他干了一件蠢事，给了施蒂尔里茨思考的时间。如果你把对活人当成真正的对手，就千万不能给他思考的时间。缪勒，你自己大概也首尾不能相顾了吧。
第二节
缪勒带着几个最出色的密探乘车赶到罗尔夫和巴尔巴拉被暗杀的现场。
这几个密探都是经验丰富的老头儿，早在二十年代，他们就同缪勒一起捕捉过土匪，缉拿过希特勒的国家社会党员、台尔曼和布朗德勒的共产党人。缪勒只有在遇到极为罕见的案件时才动用这些人。他没有把他们转交给盖世太保机关，怕他们骄傲自大，因为盖世太保机关的每个侦查员都寄希望于鉴定专家、暗探和录音电话的帮助。而缪勒是恰佩克的崇拜者：这位作家笔下的密探是凭自己的智慧和经验取胜的。
“完全没有？”缪勒问道，“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一点也没有，”一个满头白发、面色蜡黄的老头儿回答说。缪勒不记得他叫什么名字了，只记得他们从1926年就彼此称呼“你”。
“这很像你在慕尼黑侦破的那桩谋杀案。”
“是在埃格蒙大街？”
“是的。我记得是 9号楼，…”
“8号楼。他把他们杀死在大街的双号门牌一侧。”
“你的记忆力真好。”
“你抱怨自己的记忆力吗？”
“我喝含碘的酒。”
“而我喝伏特加酒。”
“你是将军，你可以喝伏特加酒。我们哪有钱喝伏特加酒呢？”
“你可以接受贿赂嘛。”缪勒嘿嘿一笑。
“然后落到你的刽子手手里？不，我还是喝劣酒好。”
“喝吧，”缪勒赞同说，“喝吧。坦率地说，我甘愿把自己的伏特加酒换成你的劣酒。”
“你的工作特别忙吗？”
缪勒回答说：“暂时——是的。不过很快就要彻底结束了。那么，现在我们怎么办，啊？难道一点蛛丝马迹也没有？”
“让你的化验室化验一下杀死这对情人所用的子弹。”
“化验——他们会化验的，”缪勒赞同说，“一定会化验的，你用不着担心…”
第二个老头走进来，移动一下椅子，然后在缪勒身边坐下来。
“老魔鬼，”缪勒瞥了他一眼，心想，“这家伙还涂脂抹粉呢。对了，他的头发是染过色的。”
“怎么样，”缪勒问道，“你发现什么情况没有，格容特尔？”
“有一些情况。”
“喂，你的头发是用什么染的？”
“用指甲花染的。我的头发不是灰白色，也不是黑色，而是一种花花搭搭的颜色。易里杰死了。年轻姑娘喜欢的是年轻的士兵，而不是年老的密探…你听着，对面房子里住着一个老太婆，她在一小时之前看见一个女人和一个士兵。那女人抱着一个孩子，看样子行色匆忙。”
“那个士兵穿什么衣服？”
“什么穿什么衣服？穿军装。”
“我知道他不是穿裤衩。穿的是黑色军装吗？”
“啊……当然是穿黑色军装；您没有发给警卫部队绿军装。”
“他们乘坐的是什么汽车？”
“他们乘坐的是公共汽车。”
由于出乎意外，缪勒甚至稍微欠了欠身子。
“怎么乘坐公共汽车？”
“是的。乘坐的是十七路公共汽车。”
“他们往什么方向去了？”
“往那边，”格容特尔挥了挥手，“向西。”
缪勒突然从椅子上站起来，摘下电话听筒，迅速地拨通了号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