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哲一直走到疯子的住所前，那窗上没有玻璃，糊着一层塑料纸，塑料纸上已经积了厚厚一层灰尘。马哲在那里转悠了一会，然后朝弄口走去。
来到街上他看到派出所的一个民警正走过来，他想逃避已经来不及了，因为民警叫着他的名字走了上来。
“你来了。”民警笑着说。
马哲点了点头。“你知道吗？昨晚上大家虚惊一场。说是疯子又回来了，结果到今天才知道是一场恶作剧。我们找到了那个昨晚在街上乱叫的人，可他也说是听别人说的。”“我听说了。”马哲说。
然后那民警问：“你来有事吗？”
马哲迟疑了一下，说：“有一点私事。”
“要我帮忙吗？”民警热情地说。
“已经办好了，我这就回去。”马哲说。
“可是下一班船要三点半才开，还是到所里去坐坐吧。”
“不，”马哲急忙摇了摇手，说：“我还有别的事。”然后就走开了。几分钟以后，马哲已经来到了河边。河边一如过去那么安静，马哲也如过去一样沿着河边慢慢走去。此刻阳光正在河面上无声地闪耀，没有风，于是那长长倒垂的柳树像是布景一样。河水因为流动发出了掀动的声音。马哲看到远处那座木桥像是一座破旧的城门。有两个孩子坐在桥上，脚在桥下晃荡着，他们手中各拿着一根钓鱼杆。
没多久，马哲就来到了小河转弯处，这是一条死河，它是那条繁忙的河流的支流。这里幽静无比。走到这里时，马哲站住脚仔细听起来。他听到了轻微却快速的说话声。于是他走了过去。疯子正坐在那里，身上穿着精神病医院的病号服。他此刻正十分舒畅地靠在一棵树上，嘴里自言自语。他坐的那地方正是他三次作案的现场。
马哲看到疯子，不禁微微一笑，他说：“我知道你在这里！”
疯子没有答理，继续自言自语，随即他像是愤怒似地大叫大嚷起来。马哲在离他五米远的地方站住。然后扭过头去看看那条河和河那边的田野接着又朝那座木桥望了一会，那两个孩子仍然坐在桥上。当他回过头来时，那疯子已经停止说话，正朝马哲痴呆地笑着。马哲便报以亲切一笑，然后掏出手枪对准疯子的脑袋。他扣动了板机。
三
“你疯啦？”局长听后失声惊叫起来。
“没有。”马哲平静地说。
马哲是在三点钟的时候离开河边的。他在疯子的尸体旁站了一会，犹豫着怎样处理他。然后他还是决定走开。走开时他看到远处木桥上的两个孩子依旧坐着，他们肯定听到了刚才那一声枪响，但他们没注意。马哲感到很满意。十分钟后，他已经走进了镇上的派出所。刚才那个民警正坐在门口。看着斜对面买香蕉的人而打发着时间。当他看到马哲时不禁兴奋地站了起来，问：“办完了？”“办完了。”马哲说着在门口另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这时他感到口干舌燥，便向民警要一杯凉水。
“泡一杯绿茶吧。”民警说。
马哲摇摇头，说：“就来杯凉水。”
于是民警进屋去拿了一杯凉水，马哲一口气喝了下去。
“还要吗？”民警问。“不要了。”马哲说。然后他眯着眼睛看他们买香蕉。
“这些香蕉是从上海贩过来的。”民警向马哲介绍。
马哲朝那里看了一会，也走上去买了几斤。他走回来时，民警说：“在船里吃吧。”他点点头。
然后马哲看看表，觉得时间差不多了，便对民警说：“疯子在河边。”那民警一惊。“他已经死了。”“死了。”“是被我打死的。”马哲说。
民警目瞪口呆，然后才明白似地说：“你别开玩笑。”
但是马哲已经走了。现在马哲就坐在局长对面，那支手枪放在桌子上。当马哲来到局里时，已经下班了，但局长还在。起先局长也以为他在开玩笑，然而当确信其事后局长勃然大怒了。
“你怎么干这种蠢事。”
“因为法律对他无可奈何。”马哲说。
“可是法律对你是有力的。”局长几乎喊了起来。
“我不考虑这些。”马哲依旧十分平静地说。“但你总该为自己想一想。”局长此刻已经坐不住了，他烦躁地在屋内走来走去。马哲像是看陌生人似地看着他，仿佛没有听懂他的话。
“可你为什么不这样想呢？”
“我也不知道。”马哲说。
局长不禁叹了口气，然后又在椅子上坐下来。他难过地问马哲：“现在怎么办呢？”马哲说：“把我送到拘留所吧。”
局长想了一下，说：“你就在我办公室呆着吧。”他用手指一指那折叠钢丝床。“就这样睡吧，我去把你妻子叫来。”
马哲摇摇头，说：“你这样太冒险了。”
“冒险的是你，而不是我。”局长吼道。
四
妻子进来的时候，刚好有一抹霞光从门外掉了进去。那时马哲正坐在钢丝床上，他没有去想已经发生的那些事，也没想眼下的事。他只是感到心里空荡荡的，所以他竟没听到妻子走进来的脚步声。是那边街道上有几个孩子唱歌的声音使他猛然抬起头来，于是他看到妻子就站在身旁。他便站起来，他想对她表示一点什么，可他重又坐了下去。她就将一把椅子拖过来，面对着他坐下。她双手放在腿上。这个坐姿是他很熟悉的，他不禁微微一笑。
“这一天终于来了。”她说。同时如释重负似地松了口气。
马哲将被子拉过来放在背后，他身体靠上去时感到很舒服。于是他就那么靠着，像欣赏一幅画一样看着她。
“从此以后，你就不再会半夜三更让人叫走，你也不会时常离家了。”她脸上露出了心满意足的神色。
她继续说：“尽管你那一枪打得真蠢，但我还是很高兴，我以后再也不必为你担忧了，因为你已经不可能再干这一行。”马哲转过脸去望着门外，他似乎想思索一些什么，可脑子里依旧空荡荡的。“就是你要负法律责任了。”她忧伤地说，但她很快又说：“可我想不会判得太重的，最多两年吧。”
他又将头转回来，继续望着他的妻子。
“可我要等你两年。”她忧郁地说。“两年时间说短也短，可说长也真够长的。”他感到有些疲倦了，便微微闭上眼睛。妻子的声音仍在耳边响着，那声音让他觉得有点像河水流动时的声音。
五
医生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男子，他有着一双忧心忡忡的眼睛。他从门外走进来时仿佛让人觉得他心情沉重。马哲看着他，心想这就是精神病医院的医生。
昨天这时候，局长对马哲说：“我们为你找到了一条出路，明天精神病医生就要来为你诊断，你只要说些颠三倒四的话就行了。”马哲似听非听地望着局长。
“还不明白？只要能证明你有点精神失常，你就没事了。”
现在医生来了，并在他对面坐了下来，局长和妻子坐在他身旁。他感到他俩正紧张地看着自己心里觉得很滑稽。医生也在看着他，医生的目光很忧郁，仿佛他有什么不快要向马哲倾吐似地。“你是哪一年出生的？”
他看到医生的嘴唇嚅动了一下，然后有一种声音飘了过来。“你哪一年出生的？”医生重新问了一句。
他听清了，便回答：“五一年。”
“姓名？”“马哲。”“性别？”“男。”马哲觉得这种对话有点可笑。
“工作单位？”“公安局。”“职务？”“刑警队长。”尽管他没有朝局长和妻子看，但他也已经知道了他们此刻的神态。他们此刻准是惊讶地望着他。他不愿去看他们。“你什么时候结婚的？”医生的声音越来越忧郁。
“八一年。”“你妻子是谁？”他说出了妻子的名字，这时他才朝她看了一眼，看到她正怔怔地望着自己。他不用去看局长，也知道他现在的表情了。“你有孩子吗？”“没有。”他回答，但他对这种对话已经感到厌烦了。
“你哪一年参加工作的？”
马哲这时说：“我告诉你，我很正常。”
医生没理睬，继续问：“你哪一年出生的？”
“你刚才已经问过了。”马哲不耐烦地回答。
于是医生便站了起来，当医生站起来时，马哲看到局长已经走到门口了，他扭过头去看妻子，她这时正凄凉地望着自己。
六
医生已经是第四次来了。医生每一次来时脸上的表情都像第一次，而且每一次都是问着同样的问题。第二次马哲忍着不向他发火，而第三次马哲对他的问话不予理睬。可他又来了。妻子和局长所有的话，都使马哲无动于衷。只有这个医生使他心里很不自在。当医生迈着沉重的脚步，忧心忡忡地在他对面坐下来时，他立刻垂头丧气了。他试图从医生身上找出一些不同于前三次的东西。可医生居然与第一次来时一模一样的神态。这使马哲感到焦燥不安起来。
“你哪一年出生的？”又是这样的声音，无论是节奏还是音调都与前三次无异。这声音让马哲觉得连呼吸都有些困难。
“你哪一年出生的？”医生又问。
这声音在折磨着他。他无力地望了望自己的妻子。她正鼓励地看着他。局长坐在妻子身旁，局长此刻正望着窗外。他感到再也无法忍受了，他觉得自己要吼叫了。
“八一年。”马哲回答。
随即马哲让自己的回答吃了一惊。但不知为何他竟感到如释重负一样轻松起来。于是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医生继续问：“姓名？”
马哲立刻回答了妻子的姓名。随后向妻子望去。他看到她因高兴和激动眼中已经潮湿。而局长此刻正转回脸来，满意地注视着他。“工作单位？”马哲迟疑了一下，接着说：“公安局。”随后立即朝局长和妻子望去，他发现他俩明显地紧张了起来，于是他对自己回答的效果感到很满意。“职务？”马哲回答之前又朝他们望了望，他们此刻越发紧张了。于是他说：“局长。”说完他看到他俩全松了口气。
“你什么时候结婚的？”
马哲想了想，然后说：“我还没有孩子。”
“你有孩子吗？”医生像是机器似地问。
“我还没结婚。”马哲回答，他感到这样回答非常有趣。
医生便站起来，表示已经完了。他说：“让他住院吧。”
马哲看到妻子和局长都目瞪口呆了，他们是绝对没有料到这一步的。“让我去精神病医院？”马哲心想，随后他不禁哧哧笑起来。笑声越来越响，不一会他哈哈大笑了。他边笑边断断续续地说：“真有意思呵。”
后记
三四年前，我写过一篇题为《虚伪的作品》的文章，发表在１９８９年的《上海文论》上。这是一篇具有宣言倾向的写作理论，与我前几年的写作行为紧密相关。
文章中的诸多观点显示了我当初的自信与叛逆的欢乐，当初我感到自己已经洞察到艺术永恒之所在，我在表达思考时毫不犹豫。现在重读时，我依然感到没有理由去反对这个更为年轻的我，《虚伪的作品》对我的写作依然有效。
这篇文章始终没有脱离这样一个前提，那就是所有的理论都只针对我自己的写作，不涉及到另外任何人。
几年后的今天，我开始相信一个作家的不稳定性，比他任何尖锐的理论更为重要。一成不变的作家只会快速奔向坟墓，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捉摸不定与喜新厌旧的时代，事实让我们看到一个严格遵循自己理论写作的作家是多么可怕，而作家源源不断的生命力在于经常的朝三暮四。为什么几年前我们热衷的话题，现在已经无人顾及。是时代在变？还是我们在变？这是一个难以解答的问题，却说明了固定与封闭的事物是不存在的。作家的不稳定性取决于他的智慧与敏锐的程度。作家是否能够使自己始终置身于发现之中，这是最重要的。怀疑主义者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命题的对立面，都存在着另外一个命题。这句话解释了那些优秀的作家为何经常自己反对自己。作家不是神甫，单一的解释与理论只会窒息他们，作家的信仰是没有仪式的，他们的职责不是布道，而是发现，去发现一切可以使语言生辉的事物。无论是健康美丽的肌肤，还是溃烂的伤口，在作家那里都应当引起同样的激动。所以我现在宁愿相信自己是无知的，实际上事实也是如此。任何知识说穿了都只是强调，只是某一立场和某一角度的强调。事物总是存在两个以上的说法，不同的说法都标榜自己掌握了世界真实。可真实永远都是一位处女，所有的理论到头来都只是自鸣得意的手淫。
对创作而言，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