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报·大家大讲堂 作者: 钱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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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报·大家大讲堂 作者: 钱穆等- 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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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一部分,这不是一种好的发展吗?中国人画人像,着重眼睛与神采,我们求神似多于求貌似,写文章更是一种艺术,中国文化发展下去,是讲艺术的道德的,而不是讲〃力〃的。         
  日本人宇野哲人是一位汉学家,年纪比我大20岁,他活到99岁逝世,他96岁那年我去日本见到他,他告诉我他的养生之道有三点:   
  第一是在精神上,学习庄子书中的〃不将不迎,应而不藏〃,保持精神上的和谐平衡。   
  第二是向鹤学习。中国人一向很欣赏鹤,鹤的寿命长?他向鹤学习,饮食只求七分饱。   
  第三是运动,他喜欢射箭,可以一个人在院中练习。   
  我觉得他对中国文化很有心得,完全是艺术化了的生活。   
  说起运动,中西分别非常大。中国人的运动总是选那些可以不论室内、室外只较小的场地就可,亦不需特殊的器具,并可以一个人单独去做的,那就运动亦艺术化了,这与西方便大不同。中国艺术与〃力〃似乎是不大一致的。我们会觉得力量愈大,人所受到的压迫感也愈大。例如教堂,西方人建造的教堂非常伟大,令人有不可逼视的畏惧感,中国的祠堂寺庙则只使人有静穆感和亲切感。我这样比较不是想说明那个好那个不好,只是想说明中国艺术是不宜用〃力〃来批评的。 
  胡:我们读西洋史诗,讲的是神,是女人,是战争,是力的表现。我们读中国的诗经,讲的是生活,极少讲世外的神,反对战争,何以中国人的现世思想开启得那么早?又中国早期的史学也是文学,请问这与西方有何不同? 
  钱:中国在《诗经》以前已有甲骨文时期的文化了,可惜未尽保存下来。若以为中国文化一切开始于《诗经》时代,那是不正确的。我们的确可以在《诗经》中看到古代中国人的文学、历史、哲学及其政治观念,以后就非文有文,非史有史,非哲有哲,分不开了,与西方之文是文,史是史,分得清清楚楚大不相同。诗经是文学,但可以看到政治、历史,这是中国最早发现的作品,是中国民族性的〃赤子之心〃。 
  胡:钱先生对中国前途的看法如何?   
  钱:非常乐观。对中国的前途我数十年来的看法都一直是乐观的。孔子说:〃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这话是可信的。我自己不好,我的儿子也不好,我的孙子也不好吗?总有一代会好的。蒙古人统治了我们一百年,我们一个小和尚就带领大家打倒他们了。又例如岳飞,他也不是什么特殊的人物,并未受到怎样好的栽培,但他就是冒出来了。文化熏陶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我们不可因为一时的逆境而丧失了信心。我非常崇拜孙中山先生,他是广东香山人,从小在香港受教育,学的是西医,更在外国生活过,但他的思想态度行为表现却是十分中国的,他肯在民国成立辞去临时大总统职位,汤武革命与尧舜禅让,他一身兼而有之,那不是一件大值惊奇的事吗?他后来又从广州只身北上去与张作霖、段祺瑞谋和,虽不幸即溘然身亡,但其治绩昭然,仍可令人作深长思的。我上面列举历史上各时代一些人物以及孙中山,是想提醒大家不要轻视我们数千年的文化熏陶,我们以后仍然会随时有人才出来领导我们走向光明的前途。 
  胡:据我们所知,钱夫人对教育问题很有研究,才刚刚完成了一本书《中国教育史》,可否请钱夫人给我们讲些办教育的心得?   
  钱夫人:那可不敢当。我只是教了几年中国教育史,把历年所讲写成了这本书,不敢说有办教育的心得,今天不妨大家随便谈谈交换意见那就好了。   
  现在台湾也在提倡现代化,有人说现代化不是要完全西化,也要保留中国好的方面的传统。但却没有人指出一条正确路来,一条糅合了现代化配合中国固有传统美德的中庸之道。以台湾目前教育而言,过分强调现代化就产生出很多问题来,譬如说现代化力倡科技教育,过分提倡科技而忽略了德性修养是要出毛病的。我们不是说不要科技,而是不能以科技作为教育基本。我们办国民教育,如果只讲科技而没有传统道德作基础,年轻人就会在人生中失去方向,而产生很多社会问题。我们这次来港前不久台湾报上报导学校中发生的一件大事,国民学校的学生竟然自己制造炸弹,随意丢弃而伤害了人,这也是科技!现代人的生活多少都离不开科技知识,做坏事也要科技知识来配合。年轻人有了科技知识而内心却没有传统道德的规范,这是会出问题的。我的《中国教育史》一书很看重传统道德的教育,有人批评我说我太保守了,不宜再站在一个守旧的观点来看现代教育,我认为针对当前社会许多不合理的现象,我们讲教育的人不能不从传统教育精神里找出路。今天我们有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看教育问题,一个是西方观点,一个是中国传统观点,西方观点看教育偏重学校教育,着重知识的传授。中国传统观点,则是看重全人生的,传授知识与品格修养以及为人处世,都包括在教育的范围之内。台湾目前的教育情形是偏向于西方路线。        
  胡:据我了解,台湾口头上说是传扬传统精神,实际上主要走的还是西化路线,特别崇拜美国。   
  钱夫人:如果大陆也事事走西方路线,教育也只讲科技的话,将来的后果更不堪设想。台湾地方小,有了问题很快就可看出毛病来,大陆地方大人口多,有了问题一时不易看出,等到发现毛病,要改正就费加倍时间亦不容易。 
  台湾近十年来注重发展工商业,过重物质生活,社会上功利观念很重,大学生未出校门已为前途感到苦闷,他们有些不知道怎样去适应现代化,有些由国外回来的学者提出现代化的口号,却没有针对现实人生告诉大家要怎样做。 
  金:大概他们想,样样学足美国就是现代化。   
  钱夫人:有学生跑来问我,既然你说教育是包括全人生的,那么请你谈谈我们应该怎样处理婚姻问题。今天青年男女的婚姻问题真成了社会一个大问题,台湾的情形有点特殊,女多于男,女孩子找结婚对象颇不易,学校与许多社会团体常举办各种社交活动,鼓励青年男女参加,开放的社交也是现代化啦。有位女同学跟我说:〃如果我不参加这些活动,别人笑我不够现代化,如果我常参加,我又觉得违背了我的意愿,我进大学为的是求学问,不是专来找对象的。〃这个问题我也不能给她一个具体的答案。 
  台湾在现代化口号的冲激下家庭制度也起了大变化。年轻人结婚,成立了小家庭,多半与父母分居,小家庭中男女一同出外工作,生了孩子乏人照料,有的是为解决生活不得不夫妇一同出外工作,这也情有可原,但有许多并非是为生活。讲现代化就看重功利讲物质享受,鼓励男女都投入社会活动而忽略了家庭,女的出外工作对家庭对子女总不免有影响,这一来连夫妻的感情也受到影响,听说台湾近年来离婚率增高,破碎的家庭很多。有学生问我,怎样才可以对国家社会有贡献呢?我说,我们不要动不动就提出国家社会的大目标,我的话你们也许不同意,认为我落伍,我认为今天我们的国家社会最迫切的需要是美满的家庭,特别是女孩子立志建立一美满家庭,就是对国家社会的大贡献了。国家社会是由家庭组成的,我们的下一代不能生活在正常美满的家庭里,他们长大了,非但对国家社会没有益,反而会造成许多社会问题。 
  近年来我在《〃中华〃日报》写〃楼廊闲话〃一专栏,每月一篇,主要是针对当前的社会问题,提出一些中国过去传统文化的观念来作讨论与批评,我认为过去的文化思想如不能对我们当前的问题有贡献,就不值得我们今天再来研究了。 
  我写这个专栏并不全是我个人的意见,是我们夫妇共同讨论的意见。我希望能提起大家的兴趣,对如何从过去传统文化思想寻找出一条能配合现代化的路,以解决我们今天所遭遇到的许多问题,这实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也不是少数人能解决的问题,总希望大家渐渐能从人生实际问题上去思考,如何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相互配合,找出一条今后我们可行之道。 
  胡:台湾要现代化,中国大陆也要现代化,香港更不要说了,在中国人生活的社会中,目前台湾是比较有条件在现代化中保存中国优良传统的地方,钱夫人在这一方面的努力,是很难得的,令人佩服。今天和钱先生钱夫人谈话得益不少,非常谢谢你们抽出宝贵的时间接受我们的访问。         
  第二卷 中国文化与现代化   
  白先勇:中国需要一场新五四运动   
  世界上已经没有〃纯文化〃,中国文化本来就不纯。但话又要说回来,中国毕竟有自己的一条文化系统,这就是文化的根。我觉得海内外中国人需要的,是在2019年即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前,有一中国文化的复兴。这个文艺复兴须是更新发掘中国几千年文化传统的精髓,然后接续上现代世界的新文化,在此基础上完成中国文化重建或重构的工作。 
  问:巴金说,作家是靠作品说话。但是,现在不该写的劣质小说充斥于世,而大家喜欢的小说家偏偏又惜墨如金。像您白先勇先生,自《孽子》以后,几乎没有作品问世。而您以前的小说,部部都是精品。为什么写得那么少? 
  答:写作对我来说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我写得很慢,是典型的〃慢笔〃绝不是快笔。写作计划是有,但笔很〃拙〃。   
  埋首撰写《白崇禧传》   
  问:退休后应可多写一些吧?   
  答:希望如此,最近主要精力是写我父亲(白崇禧)的传记。   
  问:国内曾经出版了程思远先生的《白崇禧传》,他过去是您父亲的秘书,您认为程先生的《白祟禧传》如何?   
  答:我觉得基本上史实方面是靠得住的、蛮正确的,因为程先生许多年跟我父亲在一起,对我父亲一生很清楚。至于观点方面则另当别论。   
  问:从军政方面描述白崇禧事迹的文章书籍已不计其数,您写父亲,会不会对他不太为人知的家庭或其他方面更多的着墨?   
  答:书正在写,我不能透露太多。一些人或许以为我只关注文字,其实不然。我对中国现代史是很感兴趣的。   
  问:白崇禧先生到台湾后就不是十分快乐,而你们也在台湾生活了很长时间。你觉得台湾变化大么?   
  答:台湾变化极大,包括社会、政治和文化各个方面。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台湾〃百无禁忌〃、〃百家争鸣〃的景象,这与解禁前的情况截然不同。   
  问:以前台湾文学界有激烈的〃乡土文学〃之争,如今本土化已成主流,你觉得本土化趋势对台湾文字是利多还是弊多?   
  答:我觉得台湾真的蜕变成了民主社会。没有一个人或者一个流派可以影响全体作家。台湾作家已经十分个性化,各写各的,各讲各的,风格迥异,可说没有一定的流派。   
  问:余光中和洛夫都提到,正在开文学研讨会,不会讲闽南语的作家很受气。本土化似乎有点〃矫枉过正、走火入魔〃的情景,这对繁荣台湾的文学创作并不十分有利。   
  答:我认为开会与创作毕竟不是一回事。本土化对中文写作威胁不是很大,况且很多作家从来都不会参加,自己写自己的。开会只是几个声音大的人要讲话而已。一个普通埋头写作的作家根本不去听,也不在意别人讲什么,一个真正有独立思想的作家,外头吵翻天,对他也无甚影响。听别人讲什么再去写的作家,就不是很好的作家了。 
  问:以前的作家,像白先勇您,都是从国家、历史、民族的大格局中写家庭、个人的独特命运,看起来很过瘾。但现在台湾的文字,一碰到政治,就有〃泛政治化〃的情绪,像李昂的《北港香炉人人插》,政治的象征性或者政治斗争的含沙射影十分强烈,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答:我还是认为台湾作家五花八门,其中有一两个作家喜欢写政治性小说,这是他们的风格,不能以此概括整个台湾作家群都有如此倾向。在台湾文学多元化发展过程中,什么可能性都会出现,什么〃异色〃作家都会有,现在是一个谁也不听谁、谁也不怕谁的时代。更有意思的是,现在台湾社会是讲话的人很多,听话的人很少。大家一起讲,谁也不听谁。 
  台湾文学与大陆文学相异之处   
  问:正像武汉作家池莉所说,现在大陆十分风行您的小说,余光中先生的散文、洛夫先生的新诗等等,您对大陆的这种阅读现象是怎么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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