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大麻膏……”他喘不过气来地通知说。
接下来对厨房、走廊、浴室、所有的门窗、地板的每一块木板、每一厘米墙壁都进行了同样一丝不苟、有条不紊的检查。
任何一件物品，甚至任何一粒尘屑，一小块斑污、一个碎纸片——一切都可能留下这天夜里发生的事的痕迹，一切都可能成为解开所发生的事的谜底的唯一线索。
进行这样的检查需要时间和力气，但主要的是，需要坚强的神经，持续不断的高度的注意力集中。不能对任何东西有所疏漏，哪怕是最小的、乍一看不值得注意的转瞬即逝的东西。
谢尔盖甚至好像已经习惯了做这样的检查！但他发现自己有时不由得想把什么东西，完全微不足道的东西放过去。
喏，不知一张什么照片最后被新贴上一圈边，好像真了不起似的。揭下来！什么都没有？那么现在往下进行。书架？把书检查一下。不，要一本一本地单独检查。要一页一页地翻：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万一书页之间……
什么都没有？现在继续往下进行。严格按照表针进行。墙跟前笤帚后边是什么？一堆垃圾？腐烂了，腐烂了……
谢尔盖就这样每一秒钟都在给自己发号施令，同时机警地注视着其他人。
最后，事故的总体情况明朗了，渐渐地露出端倪，犹如把一幅画描下来以后，用蘸湿的手指在上面小心翼翼地摩擦一阵。
总之，谢苗诺夫晚上回家了。他单独一个人回来的。他肚子饿了，在厨房里做好了饭，端到房间的桌子上，坐下来。他饿得受不住，先吃了一点猪油土豆，然后从长颈瓶里倒了一杯有人放了毒的“伏特加”，一饮而尽，此外，直接就着罐头瓶吃了一条油浸熏泰鲱鱼。但他没有来得及再吃别的东西……稍晚一些时候，又来过一个人。他用钥匙打开外面的门：完好无损的锁上没有发现万能钥匙的任何蛛丝马迹。无论是一个还是几个来人都非常匆忙，而且他们知道他们需要什么。他们没有寻找任何东西，没有拉开餐具柜或者写字台的一个抽屉，床连碰也没有碰一下，没有打开衣柜，他们立刻把衣柜推开，连忙从墙壁上的秘密藏室里把一件很沉的东西拖了出来。秘密藏室里有大麻膏，多半是装着大麻膏的手提箱。但是最有意思的资料是检查手枪所得到的。手枪上发现有指纹，看来是形形色色的人所留下的指纹。形形色色的人！这一点至关重要。
行动小组在谢苗诺夫家里工作了几个小时……
那个星期天早上，格奥尔基·乌尔曼斯基放任自己睡个痛快。他闭目而卧，浑身懒洋洋的，昏昏欲睡。他时而醒来，时而又怡然自得地睡去。一些不知什么样的思想不慌不忙地、混乱不清地、连续不断地涌现出来，又猝然中断，另一些思想又涌上来……
当他睁开眼睛时，看见的是挨着他睡觉的长沙发的一张低矮的小桌子，小桌上的台灯宛若一朵带茎的弧形花朵，还有一只方方正正的闹钟，旁边是烟灰缸和一包烟。
当他又一次睁开眼睛时，看见旁边的一张小桌子上摆放着封面花花绿绿的各种杂志：《接班人》《科学与生活》《青春》《银幕》……他订的杂志真可谓应有尽有！……而地毯上，桌子下边，一对黑色的哑铃从椅子腿后边露出来……没有看见写字台，这是一张豪华的、浅色的芬兰式写字台，带有漂亮别致、深浅不一的抽屉，有放打字机的可移动式搁板。这张写字台是他去年从莫斯科托运回来的。坐在这样的桌子后边工作真是一种惬意的享受……
格奥尔基美美地伸了个懒腰，又微微闭上眼睛……不，睡意突然消失了。
一种模糊不清、忐忑不安的感觉使他彻底醒了。他看了看表。哎呀！十点多了！
格奥尔基果决地撩开被子，登上拖鞋，只穿着裤衩背心便向前厅里的信箱跑去。他拿着一沓报纸回来了，慢条斯理地打开最上边的一张，贪婪地浏览着文章和电报的标题。他看得入了迷，索兴站在房间中央，直到把全部报纸浏览一遍。然后他俯身拿起哑铃，开始练起来，时而下蹲、屈体，时而把手臂举高，时而向两侧扩展，直到额头上冒出汗珠，气喘吁吁。
父亲往房间里望了一眼。
“报纸，不用说，你已经拿出来了吧？”他问道。
格奥尔基朝旁边点了点头，同时用力推举哑铃。父亲也是大高个子，穿着条纹睡衣，不慌不忙地把报纸拿走了。
母亲、父亲和格奥尔基在厨房里用早餐，他们像过星期日那样从容地吃着早点，彼此交流着各种新闻。
后来，格奥尔基点上烟吸了一口，回到自己房间。他打算给当地一位作者书写一篇评论，登在自己的报纸上，今天应该把它写出来。
格奥尔基不急不忙地把纸摊在桌子上，把夹着许多书签的要加以评论的书挪到自己跟前。这时，他突然觉得迫使他醒来的那种惊惧不安、忧心忡忡的感觉仍在心头涌动。这种感觉甚至变得更加明朗、更加强烈了。格奥尔基蹙了蹙眉头，强使自己不去考虑这个，把昨天开始动笔写的评论粗略地看了一遍。然后他很快地、感人地（他这样觉得）写完了一段：“……但是这些掩盖不了这部中篇小说的主要优点——它的严肃性、真诚和激情。”下边好像应该紧扣这些优点来写。就是说，写“严肃性”或者写“提出的问题”更好一些……
但这时他突然又想到了玛丽娜，她那一绺绺浅色的鬈发，那双如此深情纯真，不知为什么非常忧郁，甚至惊恐不安的眼睛，她那轻盈优雅的身姿，她穿着的带红色衣兜、翻口衣袖的朴素大方的灰色连衣裙，一一浮现在他的想象中。他的心加速地怦怦跳起来，于是他思忖道：“你到底藏到哪里去了？
你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格奥尔基顿时感觉到一种按捺不住的愿望，急欲要跑到什么地方，干点什么，马上把自己的焦虑不安跟谁谈一谈。
他冲动地把写了半页的纸推开，又点上烟吸起来，身子往后一仰，靠在沙发椅背上。
怎么办？也许应该去找那个谢苗诺夫，要求……或者给科尔舒诺夫打个电话？这样不妥。毕竟是星期日。人总得有时间休息休息才行。那么到底怎么办呢？这样无所事事也真受不了！……但实在无可奈何。眼下实在拿不出任何办法。
格奥尔基长出了一口气，又着手工作起来。他聚精会神地看了一会儿摊在自己面前的那张纸，下意识地浏览着刚才写下的几行字，然后把某个字删掉，添上别的字，渐渐地开始写顺手了。
前厅里电话突然响了，格奥尔基倏地从桌子后边站起来，朝门口跑去。
“喂。”他急如星火地对着话筒说。
“是……格奥尔基吗？”传来一个怯生生的、使他浑身一颤的女孩子的声音。
“对，对！是我！您是哪位？是玛丽娜吗？”
“是的……”
“玛丽诺奇卡！您在哪儿？”格奥尔基失声喊道。
“我……我收到您的便条了。所以我想……”
“请您先告诉我您在哪儿！您从什么地方打来电话？……”
“我不知道……”姑娘用刚刚能听见的声音说。
“您怎么会不知道呢？！”
“我在一座房子里……地址我不知道……我想告诉您……”
“别忙，别忙！您先快点回家吧！我们找您找得好苦！”
“不，不，我不能回去！”她害怕地大声喊道。
“那好吧。可以给您打电话吗？往您现在所在的地方打电话？您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我真的不知道。”姑娘带着一种绝望的语调回答说，并突然急忙加了一句：“哎呀，有人来了！……我是想告诉您，您不要再找我了……”
“玛丽娜！”格奥尔基出人意料地喊道，“您看见窗户外面有什么？”
他自己都搞不明白，他为什么提出这个荒唐的问题。
“我？……”姑娘的嗓音里流露出惊诧。“一座绿色的小平房……房子后面是教堂……”她小声说，显然是用手掌轻轻捂住了话筒，“再见，格奥尔基……不能再说了……”
只听见短促的嘟嘟嘟的终话声。
格奥尔基机械地挂上电话，擦了擦脑门，手直哆嗦。他用心不在焉的眼神扫视了一下前厅，努力集中思想，使自己从这次谈话中恢复平静。玛丽娜到底出了什么事？她在哪里？怎样才能把她找到？……不！见鬼去吧！星期日有什么了不起！……
他顿时怒从心中起，重又摘下话筒，连忙拨了电话号码。话筒里传来的是长音。格奥尔基一边急切地等着，一边用手咚咚地敲墙。“果不其然，他走了，”他愤然想道，“只顾自己休息，而这里……”他按了一下电话插簧，立刻又拨了另一个号码。但这一次干脆没人接。“他也不在班上。当然是休息了，”格奥尔基怀着幸灾乐祸的满足感断定说，“也许应该给亚历山大·马特韦耶维奇打个电话？”于是他开始第三次匆匆忙忙地转动拨号盘。
几乎一瞬间就有人接电话了。
“是亚历山大·马特韦耶维奇吗？”格奥尔基高兴地喊道。
“不是。您是哪一位？”
“我是乌尔曼斯基！”
“请您过一会儿再打电话，我们这里正在开会，对不起。”
“可是我……”
“对不起。”一个陌生的声音坚决地又说了一遍。
谈话中断了。
哎，他们在开会！这里发生了这种事，而他们却在开会！那好！……
格奥尔基怒不可遏地扔下话筒，疾步回到房间。他的两手直到穿衣服时还在颤抖。在前厅里，他一边使劲地把大衣穿在身上，一边把父母房间的门稍微打开一个缝，看到了他们紧张不安的神色。
“我马上就回来！”他焦急地说，“就是说没准儿，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说罢，他抓起帽子，砰地一声关上门，迅速跑下楼去。“一个叫乌尔曼斯基的人打来电话。”一个侦查员用手掌捂住话筒报告说。
罗巴诺夫摆了摆手：“告诉他，正在开会。让他过一会儿打来。”沃洛佳·扎特金汇报了自己昨天的发现。
科尔舒诺夫讲了同塔玛拉的会面。
“我认为，安眠药……”罗巴诺夫说。
这时，乌尔曼斯基的电话打断了他的话。他不耐烦地回绝了这个电话，结束说：“就是那个塔玛拉暗中投放的。”
“白天可能还有什么人来过。”赫拉莫夫像以往那样，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不动声色地说。
谢尔盖不禁暗自注意到，赫拉莫夫看来可能要跟领导争论起来。
“他不会把家门钥匙随便什么人都给的，”罗巴诺夫执拗地反驳道，“他对她信得过。”
“可是夜里有人来也带着钥匙。”赫拉莫夫毫不让步。
“既然她暗中投放了安眠药，她就已经把钥匙交出去了。”罗巴诺夫坚持己见。
但这时扎特金插话了：“有一个有趣的细节！”他忍不住喊道，“允许吗，亚历山大·马特韦耶维奇？”
“说吧，说吧，什么细节？”
“你们听我说。枕头下边放了一盒安眠药。是这样吧？为什么放在枕头下边呢？怎么，他睡前要服安眠药吗？可是人们睡前服用的一般是戊巴比妥钠、苯巴比妥、巴尔巴米、麦地那，还有鲁米那。可是……”
大家的笑声打断了他的话。
“你这是给谁开药方呢？”罗巴诺夫惊诧地问，“你要把谁毒死呢？”
“我不久前去过医药管理局。我了解了一下，”扎特金不苟言笑地解释说，“既然我们碰到了这种事，与安眠药有关，那么我才这么说。”他重又起劲地接着讲道：“谢苗诺夫不可能服用这种安眠药。明白吗？就是说，那盒安眠药是偷偷给他放在那里的。我敢保证，肯定是偷偷放下的。而且干得很仓促，根本没有动脑子思考。他们还知道，谢苗诺夫不会躺下睡觉了。就是说，这盒安眠药不是暗中给他，而是给我们放下的。其目的是要把我们搞糊涂。”
“由此看来，那个塔玛拉把安眠药的事告诉谢尔盖·巴甫洛维奇不是没有缘故的。”不知哪位侦查员插话说。
“就是嘛！”扎特金慷慨激昂地附和道，“总之……”他一时口讷起来，“我觉得这个会面十分可疑……”
笑声又一次打断了他的话。
“不，其实，”扎特金一边尴尬地试图结束自己的话，一边不时望望面带笑容的谢尔盖，“因为……”
“说得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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