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看到他们的家是这样的不和睦，妻子整天哭哭泣泣，洪水喜怒无常，高华堂生气了，他一手牵水，一手平山，使它们夫妻和好，使洪水不再随意发怒生气，不再拐带着妻子的嫁妆和资财到处撞荡了。
高华堂的再次介绍打断了陈永贵对事故的联想，高华堂指着斜对面的四条山梁说：“这脚下的山，是九里沟渠的起点，对面那个小短山梁叫三里岗，再那边的一条岭子叫西岭，再朝那边的一个岭子叫台子岭，从台子岭再朝西去叫五里蹽坡，看得见的这些田共812亩，1600多个田，这些田是从1952年开始到现在才改成的。其实真正的改田也只是到了入社以后才大力进行的，才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原来也有人改田，但很少，我们这里叫翻山堰，光绪二十七年（1868年）立有石碑为证。
那时虽已修了翻山堰，但我们这里只两三家地主有田，穷百姓看着水从地边过却不敢浇地，庄稼眼睁睁的旱死，没有饭吃。几家地主争水打的头破血流。经官府解决才立下此碑以免纠纷；这里的人很早以前就懂得改田的重要，所以有一个说法：“一水顶三旱”，一个工改的田只要能栽兜秧苗就划算。穷百姓虽懂这个道理，但没地可改，就是改了田地也不让放水，土改以后土地成了人民的，人们都想把自己的地改成田，但困难还是很多的。
单干时，改田各自为阵，各改各的，随弯就地，能改多大就改多大，只要能成田就改，改出来的田七大八小，高低不等，很大一部分田，虽然改成了，但根本不能用牛耕种，只能靠人工挖田栽秧。这里虽然不缺牛，但不少的田没有一头牛长，如果把后边拉的犁算上，一头牛加犁在田里转身也难。单干是改不好田的，只有互助了才能多改田。人们的思想是各自为政，不能成块，也不能成片。儿童课本上有一篇课文道的很是明白：“单干好比独木桥，走一步来摇三摇，互助组好比石板桥，风吹雨打不坚牢，人民公社是金桥，通向共产主义路一条。所以，我们这里改田还经过了一个从互助组的田到人民公社的田的过程。由小田到大块田，由分散到大片，由大片变成水平线盘山转的田，所以我们要走人民公社的道路；只有人民公社的道路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
山上到山下，一坡一坡，一山一山连成大片的改。从下朝上看，那一面一面的山田自下而上绕山转，象梯子一样一直绕到山顶，山顶上正好是冬日的睛天，雾收到了山顶，正好遮住了最上端的田埂，就象通向天宫的天梯被烟雾燎绕着。从上朝下看，田里长着绿油油的麦苗象铺着绿毡子的一级一级的台阶。高华堂向参观的人讲着，陈永贵又想到他们那里和这里都是大于45°的山坡地，所不同的就是他这儿有居高临下的水，没有这样的水，也可以把它改成梯子一样的地呀。对！回去了一定要把我们那里的山坡也一面一面的改成梯地。他想到这里，就不由自主的小声问了高华堂一句：“你是啥会儿想起来要把这样的山坡改成山坡田的？”陈永贵这一问，就勾起了高华堂温温的历史回忆
上部 饥饿诞生理想
一、高华堂的童年
高华堂的父母都是穷人，是讨饭中结成的夫妻。那年来到大长井口的一条小沟里，就在这里结草为屋。男人开荒种地，女人靠要饭维持生活。贫穷和劳累的折磨，使高华堂的父亲过早去世了。
他们的草屋建在沟脑的山坡上，一条沟被年复一年的山水冲洗得干干净净，白花花的一直铺到沟口，两面山坡上有父亲一镢头一镢头挖出的二三亩挂轴子坡地。父亲死后就靠他唯一的大哥一个人来用挖镢耕种。
高华堂大哥1900年出生，身材魁梧，很是勤劳。每天早晨吃罢野菜和稀苞谷糁，一边吸着自己种的旱烟，一边穿着草鞋打绑腿。他们家开的是挂轴子坡地，只能种包谷、荞麦和粟谷。坡陡土少，苞谷长的跟烟袋杆一样粗，苞谷穗长的象鸡头那么大，每个穗上也只长有稀稀拉拉的几十棵粒，人们称这种苞谷叫野鸡更，这是说野鸡随便伸一下头都能啄到苞谷粒。每年在那坡地上掰下的苞谷穗连苞谷壳也只有几背篓。大哥比高华堂大十几岁，家里的体力劳动全靠大哥一人。
每次出去要饭高华堂都是跟在妈的后面，妈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个子又不大，拄着个棍子，挎着个野藤子编的篮子，棍子既可拄着走路又可以打狗。那时候有钱的人家都养狗。
有一次要饭，人家没有饭了就给舀了一碗汤喝，高华堂一喝觉得比饭还好吃，就叫妈尝了一下，问这是啥汤，妈喝了一小口说：“娃子，这是白米汤”。他问妈，我们那里有恁多地，也有恁多水咋不多种白米，都吃白米饭、喝白米汤多好！，妈说：“娃子，要吃白米饭得要先改田，有了田才能长出白米来”。高华堂说：“等我长大一定要改田，把所有的地都改成田。”妈说：“娃呀，那地不是我们的，那水也是人家地主的呀”。
高华堂就从此下定决心，长大了一定要获得土地，把所有地都改成田，叫穷人们都有白米饭吃都有白米汤喝。
从高华堂能记事起，他妈就显得很苍老，身体一直不好，瘦小的个子佝偻着腰，花白的头发一脸的皱纹。每次出沟要饭都要从高家大院过，虽然他们同是高家的宗族，但人家是个富家，他们是个要饭的。院里住着的一户，人们都称呼他高大爷，他的真名子也没人过问过。他家里办了一个私塾学校，只有几个娃子读书。请了一个教书的先生，瘦高个，穿一件黑布长衫，戴一顶黑瓜皮帽，帽顶上有一个红疙瘩，窄长脸，黑里透黄，戴副老花眼镜，看人时把头低下一点向前倾，从眼镜的上边看人。高华堂每次和他妈从那儿过，都舍不得走，总要趴到窗子上瞄几眼听一会。有一回他正趴着窗子朝里看，那位先生出来了，摸着他的头对他妈说：“这个娃子，从相上看，他将来早成器，叫他也到我这里来念书吧，将来对你们也有好处。”他妈听到这里，麻利一把拉起儿子就走，边走边叹着气说：“娃呀，不是妈不让你读书，你看我们家连饭吃的都没有，哪有钱让你读书啊。”他妈这几句话深深的刺痛了高华堂幼小的心。自那以后，每次要饭从那里过，总是拐弯过去，再也不从那个学堂门上过了，以免他妈伤心。
他渐渐的长大了，和妈一起出去要饭怕人家笑话。就每天和大哥一起上坡做活。可大哥总嫌他太小没有力，让他在地边玩，这样半做半玩的高华堂到了15岁，他觉得自己不小了，不能光靠哥哥一个人养这个家了，应该出去挣饭吃了。在家里苞谷糁搅得都很稀的，逢啥节日想吃顿好饭也只是把苞谷糁搅的稠一点就算是吃的好了。就是每年过年也只是拿苞谷到沟外换一点白米回来掺上小米做一顿干饭，这叫做两米饭，这就很不错了。吃这种饭不能吃快了，大口的吃就噎人，能叫人噎的直打嗝和掉眼泪。每回做这饭，他妈总是坐到边上打草鞋，让他哥弟俩吃。一边打着草鞋一边说：“吃慢点，莫噎着了，锅里还有。”
二、当长工
高华堂逐渐长大了，就要求在外面找个事干。每次说了大哥总疼爱的说：“你还小不能出去做活。”可高华堂总是缠着大哥说我都成人了还叫我在家里。在他多次的纠缠下大哥总算是答应了，也就是在他16岁那年，大哥就答应他去给当地的最大地主刘太锋的二儿子刘应典当伙计（就是长工）。那时当伙计有两种，一是大伙计，二是小伙计。大伙计是一年到头给地主干农活；小伙计是一年到头为地主放牛和做家务活。
刘太锋是郧县城北走45里、方园上百里最大的财主，家住大长沟口也就是翻山堰的堰头。一个大山坳里，主房座东向西，依山傍水盖了一大片房子，有前庭房，后院子，厢房，马厩，还盖有旅店和各色各样货物的大高行铺面，象一座小型的古时商行街市的样子，街道一律用青石铺面。他们是半农半商。有几百亩地租出去收租，还留一部分土地靠长工耕种。他们家商行的各种货物齐全，不亚于县城的商行。每年一到腊月那里更是热闹非凡，周围上百里的人家都到那儿卖山货，买年货。有挑脚的、吆骡的、背背篓的和背包袱的远客，他们还开店铺供远客住宿。要不然，那方园几十里的儿童斗口时，都会说“你算啥子！我还去过刘太锋家的呢？你去过没有？”可见当时刘太锋商行的繁华了。
刘应典家请了高华堂在内的三个大伙计一个小伙计（放牛的）。那两个大伙计都是三十多岁的人了，都是老实巴交的，高华堂虽小但他勤快，讨得那两位欢喜。坡上的活是他们的，高华堂只打杂和挖那犁不到的地边，但挑粪一类的活就和他们一样干。
去时讲定的，一年的工钱是二斗苞谷。一天三顿吃的都是苞谷糁，农忙时搅的稠点，农闲时就搅的稀一些。有时放点绿豆或小豆，但都还能吃饱。高华堂在那里干的时间长了接触的人也多了，他想他都是一个大小伙子了，老是象这样的给人家干活，总不是个长事。要么得做个啥生意，要么就出门去学个手艺，都比给人家当长工强。做生意赚钱快，可没有一文钱，古来的人们都称“生意无钱、客无本”。他只有一身的力气哪有一文钱？只有学个手艺，手艺学成挣的钱是我们自己的。我挣了钱也能叫我妈吃上饱饭，还能买米做干饭吃，喝上米汤。他想我今年就算了，明年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这样的再干了，但他只是想，也没给谁说。过小年的前一天，刘家给他们几个大伙计每人量二斗苞谷，回去过年，吩咐正月节（正月十五、十六）一过都按时再来。
高华堂把二斗苞谷背回去给他妈说：“妈，这可稠稠的搅几顿苞谷糁吃。”那时的穷人家，锅里不放上野菜吃苞谷糁饭就算是过年了。
虽然刘应典的家离他们家只有几里路，但他一年未回来，到家了这才知道大哥今年已接了媳妇，因为两家都穷，就没有接客吃酒，边在外打长工的高华堂也没告诉。大嫂模样长的不错，还怪勤快的，晚上一吃了饭，她就给大哥端洗脚水，然后就到厨房里帮妈洗刷。就乘这个时候跟大哥说：“大哥，我明年不去刘家干活了。”大哥一听，正在洗脚的手都不动了，盯着他好半天才说：“咋弄的，有谁欺负你了？干的好好的人家又没欠你的工钱，一年二斗苞谷你都背回来了，还有个啥说的。”高华堂说：“大哥，不是这个意思，你看我都是大人了，老是帮人家不是个事。你给我找个师傅，我明年出去学个手艺，三年手艺出师了，我以后挣的钱是我们自己的，帮人家一辈子有啥用，学个木匠铁匠都行。”大哥听了，想了一会也觉着这话说的有理。就甩掉两只手上的洗脚水说：“这倒也是个正理，行！三叔就是个木匠，我抽空和他说一下看他行不行。”第二年的正月初三，大哥去给三叔拜年，就便跟三叔说了高华堂想跟他学木匠的事，三叔一听一口答应说：“自己的侄儿子我哪有不带的，过了正月节叫他来就是了。”
三、学木匠
木匠三叔高文计，家住沟外高家大院，离高华堂家也不很远，要饭也经常从他们门口过。
那时学手艺规矩也很多，首先是要置一桌酒席，请师傅到场，再找一位师爷到家，写个字约：师傅包徒弟三年出师，徒弟出师时（就是离开师傅单独做活），给师傅办个四色礼的篮子谢师，师傅要给徒弟一整套工具，因徒弟在当学徒这三年，除了过年之外是不准回家的，吃住都在师傅家，外边有活就和师傅一起出门，若外边没活，就在师傅家里给师傅做庄稼；或在家里挑水，喂猪打柴，挑粪，啥活都干，一早一晚还要给师傅倒洗脚和洗脸水，早晨还要给师傅倒夜壶，要是徒弟多了，还抢着做，都巴望师傅早点把自己教出师。
三叔的木匠手艺在当地还是吃得开的，不管是盖房子划起架，做嫁妆或是桌椅、家具，都做的很好。做木匠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上半年是做棺材和盖房子的多，下半年做嫁娶的家具多。麦秋两季的收种时间手艺活都少，徒弟们都在师傅家收割安种，高华堂在三叔家已学了一年多了，那天正是冬月里，正是做木活的时季，正在给常文理家做活，保长高文英跑过来看见，就一把拉住高华堂说：“好小子，你兄弟俩按规定三丁抽二两丁抽一，你躲到这里做活，不去当兵我到那儿去找当兵的？”，不由分说用绳子一拴当天就送到了乡长李洪保的家里。当时乡公所设在洞耳河，也就是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