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你别这样说，”梅佳丽的脸很苍白，“等我从北山回来见面时，我们再说，
好吗？”
“好。”米建国又问，“什么时候走？”
“等我与歌厅商量了，让他们物色到接替的歌手后。我要对方方面面讲信誉。
估计再有一个星期吧。”
“走的时候我叫司机用小车送你回北山。”
“不，我自己坐长途汽车。”
第十二章
文工团的练功场在家属院侧边，砖木老结构，从五、六年前开始，即很少有人
练功了，进门前的砖石台阶缝里，长出东一簇西一簇的狗尾巴草。
余长文站在场里的小舞台前，没有开灯，光线灰暗，一股水浸浸的霉味进入鼻
子，漫进肺叶，使人蓦地打个寒颤。余长文看着肮脏的舞台上，宋涛的身影浮现在
眼里，那么忧郁、那么清晰，似乎是真人，更像是鬼魂。
余长文的眼睛再一次湿润了。
宋涛死的那一天晚上，任何人事前没看出一点征候。
宋涛吃完晚饭，到团长的家中找文工团团长，团长为儿子初中毕业考高中的事
在与老婆争执，儿子离录取线只差0．5分，按县里的高中规定，要想破格读书，必
须交10000块钱。想读高中的人多了，就是交10000，还堵不住大量的没有上线的考
生，团长为此跑了一个星期，找宣传部，找文化局，找某个县委副书记，给高中的
校长打招呼，欲请人家吃饭，可惜的是，连校长的影子都见不到。现在的校长早都
学精了，刚一公布考试分数，就躲得不见踪影，谢绝那些求情的人的“捉拿”。
“就是找到也没用的，”县委宣传部唐部长管宣传文化这条线，与团长熟，团
长求到他门下，他得帮一帮，但讨论起这个事，唐部长只有苦笑，“我去年也帮人
找过校长，”他说，“倒是买我的面子，但他一个人不敢批，说是校委会集体做出
决定，谁要是减免了哪个人的收费，就从谁的工资里扣。校长愿意帮我的忙，减20
00，也就是他自己掏2000帮忙。这一说，谁还好意思。”
“总还有点特殊的尺度吧？”团长的脸都皱成核桃壳了。
“当然，”唐部长回答，“后来依次找到了校委会所有5个人，他们集体开会研
究，减了2000，那个家长还得交7000。今年是10000了，免2000，你还得交5000。”
团长回家告诉老婆，唉声叹气说，文工团一个要垮杆的单位，没有任何好处给
任何人，求人也是白求，干脆，把孩子弄到离城十里的白马镇高中去读，那所高中
虽在城外，5年前新办的，教学质量也不错嘛，关键的是，已经打听了，那里招收分
数没上线的学生，每人只交3000元。
老婆为此大吵大闹，说嫁给一个搞艺术的算是倒了八辈子血霉，天老爷瞎了眼，
怎么让她的孩子跟上这么一个没有办法的爹。团长也气急了，一耳光刮在老婆脸上，
两人就此闹翻了天。
宋涛就是这个时候找上团长家的，靠在门外的墙上，冷冷地看着团长与老婆撕
扯，不劝也不拉。到最后，团长两口子在儿子的哭声中自己没了力气，团长松开手
出门吐痰时，才看见了门外站着的宋涛。团长问宋涛什么事，宋涛从来不上他家找
他什么的，他有点奇怪。
“我今晚，”宋涛眼睛的光散散的，“请你听我唱歌。”
“唱歌？”团长像是听到北山县外的山头上落下一个外星人一样，老婆留在脸
上的四条血红的抓痕也变白了，“我没听错，你是说听你。听你一个人唱歌？”
宋涛点头，“你一定得去，一定。”
团长本想推辞，他家的事就够他烦的了，他现在不是想听谁唱歌，他是想听雷
鸣电闪，听核爆炸，他会在毁灭的爆炸声中找到发泄的快感。但宋涛的眼光很骇人，
从来没看见一个活人会用这种眼光盯一个人。
团长打消了推倭的念头，答应他会按照宋涛的约定去排练场。
宋涛要找的第二个人是业务副团长，副团长铁打的规矩，每天晚上8点到凌晨3
点，一准在宿舍区三楼一个女演员家与几个麻友大战方城，按时下流行的顺口溜，
叫作“喝点跟斗酒，吃点麻辣烫，看盘歪录像，打点小麻将。”就算是小康生活了，
副团长与几位麻友都是此方针的奉行者，每晚的麻将，雷打不动。
宋涛先对副团长说请，副团长给以大声嘲笑：“你宋歌星也真是，什么时候了，
还这么认真？不要拉，你也坐下，也打一圈，麻桌上一坐，你什么病都会好。”
宋涛文请不行，破天荒地实行武谏，一把将不愿动窝的副团长拉下麻桌，全体
愕然。
“我、请、你、去！”宋涛几乎说得是咬牙切齿，眼里的凶光与杀人犯没有两
样。
副团长也按时到了排练场，与其说是请动的，不如说是被宋涛的神情吓住而被
押去的。
那晚，一共来了四位领导，除了刚才说的两位，还有长年休病假的文工团党支
部书记、和牢骚满天的团委会办公室主任。据后来听说，病魔在身的支书接到宋涛
的邀请时，先是一征，随即很仁厚很长者风度的笑了，把瘦削无力的手放在宋涛肩
头上使劲向下一按：“好，有出息，就应该这样使暗劲。”
场灯亮了，又黑了，仿佛是宋涛要最后看清台下领导们的嘴脸。
接着，他往一台旧收录机里放进伴奏带，在第二次亮起场灯时，宋涛苍白着一
张脸，站在舞台中央，向下面的四位领导以及闻讯赶来看热闹的十来位大人小孩，
很认真地报幕。
“第一首，歌剧《卡门》选段：《斗牛士之歌》；作词：法国，梅利亚克、阿
列维；作曲：比捷。”
他一引颈，高亢明亮，如果是在大歌剧院，肯定能倾倒一场子人。他唱起来就
一发不可收拾，《叶甫根尼·奥涅金》里连斯基的大段咏叹调，库尔蒂斯作曲的
《重归苏莲托》，一口气唱了七八首，都是风行欧洲大陆的有名的歌剧或独唱曲中
的优秀歌曲。最后，他唱起了一生中最热爱的意大利的卡普罗作词、卡普阿作曲的
有名的《我的太阳》，他在唱这首歌时，双臂举到天上，全身绷直，像一只展翅欲
上苍穹的老鹰。但他的眼睛又是那么忧郁，射出的光充分显示出鹰被折断了翅膀后
摇摇欲坠的无奈和奋争。他举手投足间传达出的感情信息压抑着在座的十几个人，
人们几乎都随着他的歌声发出粗重的喘息。本身音乐素养不错的业务副团长压低声
音对团长说：“不像他平时练嗓时唱的，倒有一种杀戮之气在里面，我总有一种说
不出来的感觉……”
副团长这句话未完，宋涛的歌声嘎然而止，他慢慢垂下头，耷拉下双肩，然后
整个身子向舞台上倒去。他躺在舞台上，一动不动。
人们静静地等待着他站起来，人们等着他把今晚的目的向大家申诉。可是他就
躺在那里，一动不动。
当人们终于醒悟了什么涌上去拉他时，他已成了一具尸体。
他被紧急送进医院，抢救无效，他在文工团的练功场内就死了，医生们的所有
措施不过是一种人道主义的表演。
原来，他在上台以前就喝下了足以致命又使他能够得到表演时间的一种慢性发
作的农药，他为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场演唱投入了全部，包括生命本身。
余长文参加了宋涛的追悼会，赵晶跟着他。赵晶一从余长文打来的电话里得到
宋涛去世的消息，当时就握着话筒哇哇大哭，随后丢下车间的工作跑到余长文的夫
子庙，为此她以旷工错误被扣了两天的工资以及一个月的奖金，她认为值。
“为了向宋老师告别，”她说，“扣两个钱算啥，砍头也不怕。可惜他们不敢
砍。”
余长文欣赏赵晶豁出去的劲头，他拥着她，两人默默地流了许久的泪。
那几天，为开不开追悼会的问题，文工团反复讨论，迟疑不决。
一种意见认为，宋涛的自杀使他把自己变成了反动，对于仇视社会、向社会抗
议的人，作为国家事业单位的文工团，是不能公开给他举行追悼会的，那不成了立
场问题，成了屁股坐在哪个凳子上的大是大非的问题了吗？
另一种人不同意随便戴这种上纲上线的政治帽子，他们说宋涛不是反社会，而
是被生命的沉重所压倒，他是为艺术而活的，他的艺术既然已走向穷途末路，他当
然也就成了这门艺术的殉葬，对他的这种为艺术献身的精神，非但不能非议，还要
大大宏扬，因为在今天金钱重于一切的年代里，对艺术的真爱已成了神话，许多人
只把艺术当商品，哪门艺术能赚钱就向哪个艺术倾倒。宋涛不是，宋涛虽然不可能
在艺术史册上青史留名，但他是真艺术家。
余长文到文工团团长家里去吵闹，说哪个敢不给宋涛开追悼会，他就放火烧哪
家的房子。
团长凄凉着脸色申明，他也为宋涛的逝世伤心到极点，不过这事得文化局拿主
意，只要上级领导一句话，就是把宋涛的追悼会开到省城的中心广场去他也敢。
余长文马不停蹄赶到王华鹏家，一进门，那张黑沉沉的脸就对着王华鹏，也不
管肖霄殷勤地要他坐下喝茶。
没想到王华鹏已听说了文工团的争论，他坚决地一锤定音：“文工团应该搞遗
体告别仪式，”他说，“毕竟是我们的同志，毕竟不是刑事犯，而是有一颗为艺术
的赤诚之心。宋涛的方式我们不可取，但作为个人，我对他的精神打心眼里佩服。”
告别仪式是低调的，就在文工团那个陈旧的练功场里，宋涛的遗体平放在舞台
上，文化系统各单位都没有以单位名义送花圈，四面的花圈上，只写着各位朋友和
同事的个人名字。
宋涛的父母从遥远的另一座城市赶来，白发人送黑发人，撕心断肠的景像令许
多男人女人流下悲伤的泪。
余长文站在宋涛的灵枢前，久久凝视着好友的脸庞，眼中泪水已经哭干。
赵晶傍着他，她顾不上害怕文艺界的疑问的眼光，她自认为是宋老师的学生，
学生送老师，天经地义。
哀乐在回旋，哀乐里，宋涛讲的一个故事在余长文耳边悠然出现。
曾听宋涛说过，他的父母在一个地质队工作，他们一群七八岁的孩子在地质队
驻地以外十多公里的乡村小学读书，每天要走十几里的山路，由于条件差，地质队
所有的孩子都是步行，连队长的儿子也一样。这天放学回家的路上，走到一半路程
左右，遇见一辆停在路边的手扶拖拉机，问司机去哪，说是去地质队找机修工帮忙
修理。嘿，这不正好吗，十来个小孩子一听都往拖拉机上爬。开拖拉机的老乡急了，
说拖拉机刹车失灵，怕出事。一小孩说，你不让坐，不给你修，我们地质队长的娃
娃在这里，他给他爸说不给你修。老乡一听没法，只好眼看着他们往上爬。7岁的宋
涛也往上爬，却与同样年龄的地质队长的儿子争抢着，两人挂在拦板外互不相让，
结果弄得都不能上下。
这时一只手拉住了他，是那个地质队雇的煮饭的山区大嫂的女儿，她13岁，在
读六年级，她一直对地质队的小孩子很好，上、下学时，宋涛都跟着她。
她对宋涛说：“这么挤，莫去跟他们争，你一会儿走不动了，我背你嘛。”。
就是那辆手扶拖拉机，没开出多远，在过一座桥拐弯时，一下子摔到干涸的沟
底，车上十来个孩子全部被摔死。
那一天仿佛世界末日到来，整个地质队塌了天，包括队长的儿子，还不算附近
农家的小孩，仅地质队一个单位就有九条小生命死于非命。三天后，地质队驻地的
山坡后面多了九座小坟，童年的宋涛永远失去了九个小朋友。
事隔不久，宋涛的父母调离了那个地质队，他们不能忘记煮饭大嫂的女儿，是
她救了他们孩子的命。宋涛母亲会裁缝，给那个姑娘做了一身新衣服，算是对她的
报答。宋涛拉着那位小姐姐不丢手，哇哇哭泣的童嗓哭碎了西天一抹仿佛染血的晚
霞。他幼小的心灵暗暗发誓，永远不忘这位姐姐，也永远不忘九位儿时的朋友，他
们是王军《地质队长的儿子》、马小涛、毛海、谭兵、刘春山、吴天民、张帅、胡
海军、李红红《唯一的女孩》。
许多年后，宋涛长成了大小伙子，在四川音乐学院读大学，春节时，地质队长
的夫人有事路过他家所在的城市，专门到他家来看他，一进门，那老妇人就紧紧地
抱着他，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她是在想她的儿子——宋涛儿时的好朋友啊。
宋涛给余长文讲这段往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