衔。�19世纪中叶起，中国开始遭受西方列强的不断欺凌。中国的现代主权意识和国家意识开始形成，并以反对外国侵略、维护国家领土及主权完整为核心。历史及现实的外部压力使中国国家及主权意识中的反霸与反强权色彩更为浓厚，同时由于〃有容乃大〃的大国襟怀又使中国成为愿意接收外部各类先进文明的开放型国家。这就决定了改革开放的中国一方面愿意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进行正常交往，另一方面又对任何有侵犯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行为极为敏感与反感。中国人民对外部势力干涉其内政的强烈反应并不是什么〃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特别是遭受过殖民主义侵略的国家天生具有的国家与主权意识。美国的〃天赋使命〃如要在中国完成，那所激起的将是这个东方大国整个民族的强烈抵制。
其实，美国政府的以〃天赋使命观〃为基础的对外政策不仅遭到中国等东亚国家的强烈反对，甚至在其国内也没有什么市场。1993年下半年，美国Times…Mirror中心进行的数次民意调查，集中反映了美国各界对于当前国际事务的不同态度和观点。Times…Mirror中心的这项调查是苏联解体后美国国内进行的一次最为广泛的外交政策民意调查。它是由1993年7月至8月对649名舆论领袖的抽样调查、9月对2000名片通成年人和10月末对1200名成年人问询所构成的，然后将三次调查综合比较得出结论。因此这项调查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各种不同观点的比重和来源。其中最值得重视的是对舆论领袖们的调查。从被调查者的构成中可以知道，他们是美国政府决策的主要影响力量。其中外交界人士主要选自国务院以外的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防务与安全界人士主要选自国防部以外的华盛顿国际战略研究所，众所周知，这两个机构实际上是曾经担任过高级职务的外交家和战略家所组成，他们的观点常常直接反映了美国政府外交和战略决策的要求；企业界人士是从《幸福》杂志上榜的1000间大企业和金融界行政首脑中选出，所谓政界人士则来自50个州的州长和80万以上人口城市的市长，这两类人士往往是总统的后台老板或者是未来的总统，但又经常发出与华盛顿不一致的声音；学术界是由各大学校长和各主要思想库领导人的代表构成，科学界则是来自美国国家科学院和国家工程学院的成员，他们代表着美国政府决策的思想来源，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为总统提供可选择的政策取向；传媒界人士是由美国各大报刊、电视和广播的社论撰稿人、驻华盛顿处负责人和专栏作家所组成，由于他们对大众态度的重大影响力，可以称为〃真正的舆论领导者〃。此外，宗教界代表着美国各大教派，文化娱乐界则是出现在美国名人榜上的各类艺术家和文学家，这两部分人往往使政府和大众的选择上带上浓厚的感情色彩。所有这些人几乎都是成年人，2/3以上拥有较高学位，40％具有博士头衔。这些条件决定了他们中大多数人能够从美国的长远战略利益来作出政策选择，从而证明了政府分歧的深刻性。
在这次测试中，无论是精英阶层还是下层民众，绝大多数都改变了传统的美国外交战略目标，认为外交政策首先应当为美国的国内议程服务，而不是为了传统的国际战略概念诸如‘地缘政治〃、〃遏制共产主义〃等。这种大幅度的改变当然影响着对于具体外交政策目标的排列。无论是哪个集团，都肯定是把〃加强美国经济竞争力〃放在对外战略的最优先考虑的地位。这实际上是把外交政策从属于美国国内政策，与冷战时期大为不同。在这次调整中，美国的精英阶层对于外交政策中的传统价值观相当冷漠。在所列的11项外交政策目标中，〃促进人权〃所得支持率仅居第七位，〃促进民主化〃则居第九位。
哀钟长鸣，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天赋使命观〃可以休矣！
2。冷战思维回潮
二战结束后，乔治。凯南的〃遏制苏联论〃奠定了美国对苏冷战的理论基础。而90年代的今天，美国又有人制造〃中国威胁论〃，提出〃遏制中国〃，企图挑起新的冷战。
依据美国克莱蒙研究院向骏的分析，〃中国威胁论〃的理论基础是奥根斯基等人提出的〃权力转移论〃。该理论认为当两个敌对团体的政治、经济及军事等力量呈现均势时，战争的可能性便会增加。而发起战争者常为综合国力较弱又不满现状的一方。从国际社会现实分析，中国正在成为潜在的战争发起者，美国则是原有国际体系的维护者。正是在这一理论背景下，美国国内的〃中国威胁论〃全盘泛起。
这种理论首先宣扬中国正在成为在经济和军事方面的世界性大国，而且器具外侵性。对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增长，美国一方面十分重视，一方面又十分担心。美国芝加哥对外关系委员会1995年3月发表的调查报告说：1994年10月到12月调查时，美国会、政府、企业界、报刊、大学和研究机构等领导人中有91％认为中国今后10年将在世界上发挥更大的作用；1990年调查时，这些领导人中有73％认为〃美国在中国有重大利益〃，1994年调查时上升到95％；1990年调查时这些领导人中有16％认为中国发展成为世界性强国可能成为〃对美国重大利益的严重威胁〃，1994年调查时上升到46％。美国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皮尔斯伯利认为，当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在2020年超过美国时，〃中国威胁〃就可能成真。
制造〃中国威胁论〃，挑起新冷战的另一手是将中国列为意识形态上的主要对手。由亨廷顿挑起的〃文明冲突论〃可以说为此奠定了理论论据。而美国《外交政策》季刊1995年春季号刊登兰德公司资深政治学家、中央情报局全国情报委员会前副主席、《民主陷阱：冷战后世界的危险》一书的作者格雷厄姆。富勒写的一篇题为《下一个意识形态》的文章则在亨廷顿的理论基础上更进一步。他公然提出中国等第三世界国家将是对美国为首的西方意识形态的挑战者。
富勒在文章中直言不讳地提出：“我们生活在西方的政治和经济观念几乎毫无疑问地支配世界意识形态的明显时期。但是，由于美国寻求把它的价值观普遍应用于全球问题，西方原则目前所处的支配地位碰到了麻烦。基本的西方观念依据三项基本原则：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人权和世俗自由民主以及国际关系中的单一民族独立国家。……既然共产主义已成为历史，世界上下一个意识形态对抗将是什么性质的呢？不大可能会有明确的意识形态；实际上，向西方提出挑战的下一个意识形态很可能是一种反对西方的价值观和制度的混合体。这种反对将是拒绝接受穿上西方外衣的'现代化'以及所有随之产生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混乱。在最坏的情况下，这种拒绝可能需要请求一个有组织的非西方国家集团提供领导。”一个可能处于领导地位的激进的国家理论将会呈现什么现象？它很可能是深厚的历史文明的沉积、一种对本国文化的民族优越感、一种有意义的历史角色的某种延续、想当地区领袖的貌似有理的要求、或许还有过去在采取现状的理论的过程中的某些经验、以及由于西方的殖民主义使它未能实现它的文化——历史使命而产生的一种特殊的受挫感的结合。在这一点上，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国家包括中国、印度、伊朗、埃及和俄罗斯。“
关于中国，富勒特别指出，〃中国有其幅员和人口方面的优势，有一支迅速发展的军队，另外，由于有了海外华人资本的输入，其经济已开始高速发展。今天，中国至少已经摒弃了马列主义的经济理论，在某些选定的地区搞自由市场，但是，列宁主义型的资本主义的成功可能已达到了顶点。中国对其在历史上所受的苦难记忆犹新，同时还有一种未能完成使命的感觉。它是不结盟运动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参与者，在50年代，它还把阶级斗争理论发展为贫穷的农业国与富有的工业国之间的国家斗争的理论。虽然中国显然已远远超越了比较简单的毛的意识形态阶段，但它依然极有可能成为被排斥的国家的领导的角色。使它可能扮演这个角色的有以下几种情况：不能实行政治自由化及随之而来的动荡和混乱的结果；新疆、西藏和内蒙的分裂引起恐外感并引发专横的反应；以及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问题，比如说不能对付国营部门企业倒闭造成的大规模失业问题。中国现在直言不讳地反对民主化、人权和危及旧的共产党秩序的'和平演变'等西方价值观，这也使它具备了成为这种角色的资格。“
最后，富勒更加露骨地指出：〃民主与自由市场的价值观将经历一个发展与修正的过程，既然是西方最先提出了这些概念，那就应该由西方——特别是美国——最新摸索修正这些价值观，这既是为了确保这些价值观能适用于尚未达到那个水平的国家，也是为了西方社会本身，这一三向趋同的过程可能会提供最佳手段，提供抗衡驱策下一个意识形态的力量的吸引力和重要性。“
其实，美国制造〃中国威胁论〃的深层次原因还在于，冷战后美国对其世界霸主地位的自卑感与自尊感同时增强。一方面，美国感到世界格局多极化进程加快，其第一超独霸的地位受到来自多方的挑战，美国在诸多国际事务中自顾不暇，往日威风难以再现；另一方面由于原苏联的解体及美国今年国际经济与科技竞争力再居世界榜首，美国又想重温霸主旧梦。以此心态进行外交决策的结果必是先要寻找潜在对手，遏制启发展规模与速度，防止其对美国的一超地位构成威胁；继而全面推行新霸权主义，继续维护其霸主地位。
寻觅潜在对手的工作早在布什时期便已开始。布什在1991年提出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里就曾指出：新时期最重要和影响深远的战略发展之一，是〃日本和德国成为经济和政治领袖〃，〃我们常常发现我们之间是竞争者，有些时候在经济领域甚至是激烈的竞争者〃，〃随着欧洲共同体走向在1992年后形成单一市场的新里程碑，我们正进入一场西方关系的革命〃。布什政府时期，1992年美国国防部拟订的《1994—1995年度防务计划指导方针》内部稿中，更明确指出：苏联解体后，美国战略的一个〃首要目标〃和〃主要考虑〃是，要维护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防止重新出现过去苏联那样的新的全球和地区的竞争对手；美国要使其他先进工业国家〃不向我们的领导地位挑战，或是试图推翻已有的政治和经济秩序〃，要保持〃将德国和日本纳入美国领导下集体安全体系〃的既有秩序；美国必须保持强大军事力量的〃机制〃，〃威慑潜在的竞争者，使它们甚至不敢奢望发挥较大的地区性或全球性作用〃。这个内部稿被美国报纸披露后，在美盟国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后来，美国国防部在最后定稿时对上述段落进行删改。此后，美国官方文件竭力避免提到这些方面，但是，华盛顿决不会没有这样的战略考虑。
克林顿上台后，美国在欧洲着重依靠德国，把德国作为〃美国欧洲政策的基石〃，作为美国在欧洲的〃领导伙伴〃。美国在亚洲着重依靠日本，把美日联盟称为〃美国在亚洲安全政策的关键〃。
对于俄罗斯，1993年克林顿政府还把俄罗斯与前苏联其他地区看作是美国扩大〃市场民主制国家大家庭〃，〃能起最大影响〃的〃最重要例子〃，要把前苏联〃变成一个有价值的外交经济伙伴的地区〃。
于是中国在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领域便成了美国将要重点防范的唯一大国。因此，尽管克林顿政府不断表示不会围堵与遏制中国，而会更积极地〃接触〃，但无论如何，只要美国不愿看到中国的进一步崛起，美国对中国政策中的冷战思维就不会告终。
对此，美国《世界政策杂志》1996年夏季号曾刊登世界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英国《卫报》驻美国分社社长马丁。沃克（他著有《冷战：历史》，一书写的一篇文章，题为《美国的新霸权》。沃克在文章中对美国在中国东部沿海进行的遏制战略部署做了分析。“最初的迹象是在克林顿总统在台湾海峡部署第二个航空母舰特遣编队的同一个月显示的，这再清楚不过地表明美国决心继续担任这个地区安全的主要保证人。克林顿在4月份访问东京时与日本达成的协定使1960年美日条约的战略意义大大扩大。这项新协定的目标是显而易见的：美国将保持其在日本和亚洲的军事力量；日本将继续为此提供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