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实际投资到1995年9月累计已达1054亿美元，中国外汇储备已达800亿美元。据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所估计，即使是低增长，中国也将在今后10年中以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面貌出现。202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可达5万亿美元。《中国商报》估计目前中国的对外贸易额约占世界贸易总额的3％。不管采取何种方式，21世纪以前中国都会逐渐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市场。1994年中国的劳动力是6。15亿，人均收入可望在2000年以前上升到6000美元。改革开放18年中，中国消费品市场扩大了12。7倍，消费品零售总额年递增率平均达到17。2％。1991—1995年，中国居民消费水起起均每年增长8。6％，进出口贸易平均每年增长19。5％，到2000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将达到4000亿美元，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将进一步扩大。中国市场具有难以估量的潜力。据世界银行估计，今后10年中国仅基础设施建设即需7500亿美元的资金。仅电讯一项，中国计划在今后10年内安装上亿条电话线，而这才不过是刚刚开始满足其庞大需要的一个零头。哪怕只是少量打入中国市场，也将会给美国创造数以百万计、千万计的就业机会和丰厚的利润。美国麦当劳高级副总裁斯塔曼最近谈到为什么要向中国发展时说，只要有1。“10的中国人买得起大号麦当劳汉堡包，就是1亿顾客，足够500家连锁店卖的了。德籍华裔学者喻钟烈先生指出：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中国第一次在世界平面上置身于难得的机遇。世界商业中心的行程从15世纪意大利的威尼斯经英国伦敦、美国纽约，越过大西洋和太平洋，历时500年后正在敲响中国的门户。历时200年的国际分工变迁的历史行程也正在从西向东，从欧美老牌的工业国向远东新兴工业国转移。中国将随着世界商业中心与国际分工两个历史行程的东来，而掀起第二次影响巨大的东方”文艺复兴〃，出现空前的经济繁荣。这一发展前景对任何贸易伙伴来说都将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正如纽约投资分析家克莱门托女士最近所指出的：“任何经济大国如果想在贸易自由地区实现繁荣都不能忽视中国。〃美国如果想制止日益衰落的趋势是不能错过这趟东方快车的。美国国会研究部1996年6月发表的一份专题报告表明，自1980年中美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以来，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额急剧上升，已从当年的48亿美元增至1995年的573亿美元，尽管从绝对贸易额看，中国还是美国较小的出口市场，但近年来中国已成为美国增长最快的海外市场，以21％的年增长率递增。1995年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额达11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6。5％，比1990年增长144％。中国已成为美国的第六大贸易伙伴，美国则是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同时美国还是中国的第三大投资者。1979年至1995年，美对中国的实际投资金额为107亿美元，占外资在华直接投资总额的7。8％。其中76亿美元是1993年至1995年期间投入的，而1995年一年新增的直接投资为31亿美元。自1990年以来，美国年投资额已增长了620％。美国商务部最新数据确认美国对中国直接投资有利可图。这些数据表明1993年的起均收益率为9。6％，制造业领域的收益率从1992年的9。1％上升到1993年20。8％。美中商业理事会称：中美之间的〃这种商业关系给两国带来了重要的收益。美国公司面临国内和欧洲的老化市场，需要进入中国市场以求增长和保持全球竞争能力。中国需要美国所能提供的经验、技术和市场。美国的消费者受惠于中国廉价商品。〃中美不同的经济结构决定了中美经济关系是一种互补和互利型的，而不是竞争型的，更不是美日间的那种对抗型的和争霸型的。中国经济的发展对美国来说是一种正面效应，而不是负面效应。中国经济愈繁荣，中美之间经济交流的规模与空间也就愈大；美国对华投资与贸易的市场愈加广阔，中国吸收和容纳美国资金和商品的潜力愈大，双方经济合作的层次与气质就愈高。随着双方经济关系的有序化与法制化，双方经济交流的渠道将更加通畅和安全。这对中美双方来说都是有益的，而不只是有益于那一方的单行道。至于中美之间目前存在的贸易逆差问题，这并不是问题的实质。美洲银行集团执行副总裁张之秀（Julia Chang Block）等许多经济专家都公正地指出：造成这一逆差的重要原因是美国错误的经济政策压制了美国的出口。美国对中国长期保持〃经济制裁〃，人为地妨碍了中美之间的正常经济活动，限制了美国对中国出口的规模与层次。同时美国一年一度的最惠国待遇的辩论也增加了中方对美国公司作为长期供货人是否可靠的疑虑。其次，据布鲁金斯学会报告，美中双边贸易的逆差至少被夸大了40％，因为美国商务部的数据没有顾及美国公司出售给香港的产品有一半最终又出口到中国，美国从中国购买的产品有2。”3要通过香港企业家之手。第三，这一逆差中有很大部分是因为美国将其从香港和台湾地区的部分进口算在了中国大陆的头上。随着香港和台湾公司将疲劳动为密集型生产转入中国大陆，美国与香港和台湾的逆差在1987年至1992年间减少了约130亿美元，而同期美国和中国的逆差则增长了155亿美元。实际上是香港和台湾将其顺差转嫁给了中国。考虑到上述因素，中美之间的所谓贸易逆差并不是一个大问题，它完全在正常值范围之内。只要美国放弃错误的经济政策，这一逆差自然就会很快消失。何况在资本灵活流动和全球贸易时代，简单地计算双边贸易逆差已没有多少意义，反而容易导致误解。
就安全领域而言，中国是美国处理地区安全问题，维护亚太地区和其的特定的不可缺少的伙伴。冷战后，虽然苏联的威胁解除了，但美国长期面临的矛盾与冲突并没有随着冷战的结束而消失。冷战后美国面对的是一个更加动荡、更加不确定的世界，冲突随时都可能发生，而又难以预测。遍布世界各地的地区冲突呈现日益增加的趋势。全球两极对抗的压力制约下的大量民族、宗教、领土和经济紧张形势随着冷战构成的强制力的解除而爆发出来。美国面临的安全环境更加复杂。如美国前国防部部长阿斯平所指出的，冷战后美国面临的安全环境有以下一些新的特点：一是一元威胁为多元威胁所替代；二是威胁的程度由危及〃美国的生存〃，变为“危及美国利益；三是威胁的地区由欧洲为中心扩散到世界各地；四是威胁由〃公开〃变得更隐蔽，由明确变得日益模糊；五是核武器的战略使用的威胁将被恐怖分子使用核武器的威胁所代替；六是美国面临的苏联军事力量的威胁为地区性政治军事力量的挑战所代替。在克林顿政府上台后先后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家军事战略报告》和《国防报告》也都认为，冷战后美国面临着若干新的安全挑战：一是新的核危险。一方面，世界上依然存在数以千计的核弹头和战略投射系统，即使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生效，俄罗斯仍将维持一个有3500枚战略核弹头的核武库。另一方面特别麻烦的是上述武器及有关材料有可能被偷盗或由存在着第三者获取的可能。目前除5个公开的核国家外，15个国家拥有弹道导弹，不出10年，拥有这种武器系统的国家将多达20多个。核武器恐怖使用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二是地区冲突。地区不稳定将是一个反复出现的挑战，除了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问题外，许多被严峻的冷战关系掩盖的对立大量涌现。古老的宗教、民族与领土争端的复活，与苏联解体而导致的当代紧张局势相结合，日益呈现一个更为广泛的威胁。冷战后美国的安全与其他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日益紧密相连，如果亚洲或欧洲出现动荡，对贸易造成重大破坏，将对美国经济造成重大影响。如今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4都与进出口有关，那些过去并非是美国安全关注中心的潜在问题在新的环境下，可能成为美国不得不关注的焦点。第三是跨国威胁。日益增强的全球相互依存性使每一个国家更易于受到不断增加的跨国威胁的危害，如国际贩毒、难民逃亡和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等。由于这些威胁具有跨国性质，仅靠某一个国家是无法应付的。
亚太地区是美国重大地区安全利益之所在。美国在亚太地区〃面临许多紧迫的安全问题和最有希望的商业机会〃。随着美国经济重心向亚太地区的转移，亚太地区在美国安全结构中的地位日渐突出。尽管亚洲昔日不是东西方冷战的主战场和前沿阵地，不处在世界宗教的主要重迭带和不同经济水平的民族的主要结合部，两极体制崩溃没有在亚太地区引起像欧洲那样大的主体震荡，但冷战后在欧洲引起动荡的基本因素在亚太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太平洋并不是〃太平无事〃的洋。特别是以下趋势不容忽视：一是核技术、核武器在亚太地区日益扩散的趋势。在中亚，哈萨克斯坦上千枚核弹头及其失控的可能性日益引仆人们的关注。在东北亚，日本拥有发展核武器及弹道导弹的足够能力，据专家估计，未来5年内日本可储存5—10吨钚，如果需要一年内即可实现核武装。朝鲜半岛的核风波至今尚未平息。在南亚，印度不仅储存了足以制造50枚核弹以上的武器级钚，而且成功地试射了射程为2500公里的〃烈火式〃中程弹道导弹。在西亚，除以色列已拥有核能力以外，伊朗、伊拉克也极力寻求掌握核技术。此外，台湾当局从1966年开始核研究，据报道目前已有生产核武器的技术能力。二是增加军事开支，增加军事科研和武器进口投入，不断扩充军备的趋势。80年代以来，日本军费急剧上升，目前已突破500亿美元，成为亚洲头号军事大国和世界第二军事大国。韩国、东盟国家军费都有较大增长。亚太国家武器装备进口已超过素有〃军火库〃之称的中东。在世界进口武器最多的15个国家中，亚太国家就占了7个。其中印度、日本和阿富汗是世界5个头号武器进口国中的3个。三是领土与海洋权益争端日益激化的趋势。在领土归属方面，不仅有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纷争，而且有两极格局崩溃带来的新问题。日本与俄罗斯围绕千岛群岛的争执，日本与韩国之间的竹岛之争，印度与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对立，印度对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中国9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公然侵吞，印尼与巴布亚新几内亚之间的领土争端，日本对中国钓鱼岛事实上的占领，中国南沙群岛被多国瓜分的局面，土库曼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对阿姆河地区的领土要求等等，都可能成为危机爆发点。在海洋权益方面，联合国海洋法生效后，各濒海国在海域划界领海开发上的主张互相交叉、互相重迭、互相对立的问题日益突出，也随时可能导致局势紧张化。四是宗教矛盾和民族冲突日益扩散的趋势。伊斯兰世界涉及40多个国家10多亿人口，其中80％在亚洲，西亚和南亚是伊斯兰两大中心。伊斯兰势力与其他势力的冲突，伊斯兰教内部不同教派之间的冲突，以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传播，都给亚太地区的稳定带来重要影响。五是经济领域的摩擦日益上升的趋势。日本已对美在亚太地区的经济霸主地位提出了挑战，美国中央情报局题为《日本2000年》的报告称〃对美国来说，目前正面临着200年前独立战争时一样的危险。日本经济正威胁着美国的生活方式。〃美日经济冲突的恶化将成为影响亚太安全形势的一大隐忧。
战后40余年的历史表明，全球安全取决于美苏关系的性质，而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关系的性质。当中美处于敌对状态时，亚太地区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和平与稳定。当两国关系处于建设性的正常状态时，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就能从总体上得到保障。战后美国在亚洲进行的两场局部战争即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都是在中美对抗时启发生的。在这种情况下，亚太地区就没有和平与稳定可言。而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的20余年中，尽管亚太地区发生过一些局部动荡，但总体上看，基本保持了和平与稳定的局面。如果说冷战时期，在两极对峙下，美国苏联两个国际警察还能勉强靠核恐怖维持冷战共处的局面，那么在冷战后，面对上述如此复杂的形势，美国要想单枪骑马地充当国际警察，维持亚太地区的稳定，只能是一种神话。1996年7月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部长付立民在有关亚太局势的研讨会上指出：中国的力量和重要性越来越不可小觑，越来越多的议题，必须靠中美合作方能处理。越来越多的问题必须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