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东方情结-东方文学与中国- 第9部分

　　与日本文学一样，朝鲜文学与中国文学有着血肉般的联系。就文学乃至文化来说，在所有的东方国家中，与中国联系最紧密的，还是朝鲜和日本。这有着历史的与地理的原因。从历史上看，当日本和朝鲜建立古代国家时，中国大陆上的汉民族，已经形成了文化历史悠久的汉唐帝国。因此，日本和朝鲜这两个后起的民族，锐意向先进的文化学习，便是很自然的趋势。从地理上看，朝鲜半岛与中国大陆山水相联，往来频繁；日本虽然处在东海之中，但因与朝鲜半岛距离较近，在史前时期就通过朝鲜，以及通过来自朝鲜的汉人和朝鲜人，接受了大陆的生产技术和文化。这两个民族，不但最早的书面文学要借用汉字，而且汉语也大量地进入他们本民族的语言之中。虽说是同样接受汉民族文学的影响，朝鲜和日本却略有不同。朝鲜文学主要是受孔孟儒家思想的影响；而日本文学，则主要是受老庄道家和佛教禅宗的影响。

　　下面我们来详细地介绍朝鲜“时调”与中国古代诗歌的关系。

　　什么叫“时调”？它是朝鲜国语诗歌特有的一种体载，大约产生于公元十四世纪后半叶。时调是短歌体，每首只有三行，按照朝鲜语的说法是“三章”，即“初章”、“中章”、“终章”。一首时调只有四十多个音节，非常适合于抒情，可以唱。请看下面这首时调：

　　幽兰在谷，自然香。

　　白去在山，自然好看。

　　彼处却有一美人，今人难忘。

　　——李晃　《幽兰》流畅自然，清新淡雅。所以时调一经出现，便风行于世，持续时间达五个多世纪之久，产生了大量的作品。直至现代，还有些好古者，写些时调以抒情言志，就好象我们今天的中国人写旧体诗一样。

　　朝鲜时调的产生和发展，与中国古代文学密切相关。换句话说，中国古代文学对时调的产生，起到了推动、催化和借鉴的作用。

　　先说推动作用。时调出现于高丽王朝后期。高丽王朝（918—1392）面临着相当复杂的国际形势，它经常处于外族威胁或入侵的严峻环境之中。高丽和它以前的新罗一样，采取亲中国汉人政权的方针，与唐、宋两朝关系密切、相互支持。但是宋朝灾难重重，它的建立比高丽王朝的建立要晚四十二年，而它的覆灭比高丽朝的覆灭却早一百一十三年。所以说，比起朝鲜的高丽王朝，宋朝既是“早衰”，又是“短命”。仅仅从北宋的终结（1126年）算起，为高丽王朝所亲的汉人政权，有两个半世纪是处于艰难、偏安、混乱和软弱无力的状态之中，而这段时间相当于高丽王朝生存时间的一多半。艰难的国际环境，使得高丽朝不得不凭自己的力量，来维护自己的生存，从而激发起本民族全体成员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

　　所有这些政治的、文化的因素，都对朝鲜民族国语文学的产生，起了一种推动作用。先是产生了“翰林别曲体”，然后是“时调体”。一个民族的文学，她的新体载的产生，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一个最基本的原因，则是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兴旺。

　　次说催化作用。中国诗歌文学——宋词、元散曲的产生与发展，对时调的产生，是一种催化剂。中国继五言和七言诗之后，产生了一个新体载——词。词萌芽于唐代，盛行于宋代。这一体载带有强烈的音乐性，可以演唱。这一特点引起了高丽文人的兴趣，他们也曾试图把词引进高丽。如北宋中叶著名词人柳永　（1004—1054）的词《雨霖铃》就传入高丽，并配以丝竹演奏歌唱。

　　宋词在朝鲜的流传，促使朝鲜文人考虑到：要在本国找到一种与词有同样作用　（音乐性强、可唱、比较通俗）的体载。十三世纪的“翰林别由体”是这方面的初步尝试，但不太成功。一个世纪之后，时调便应运而生。时调可以歌唱，口语化，易懂易记，简短，便于抒情。这些特点都与词相似，也就是说，时调可以起到词的作用。从朝鲜文学的发展历史来看，时调，好比是他们本国的“词”。这种朝鲜的“词”，之所以能够产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中国宋词在朝鲜的流传和影响。

　　后说借鉴作用。新体载都是在原有体载的基础上产生的，时调也是如此。时调在语言形式方面，借鉴了原本就在朝鲜流传的汉语言的诗、词体裁。中国词是长短句，其音节组成是很灵活的，有三、四、五、六、七……等各种不同音节数的组合。其中五音节和七音节的句子，常常与五言诗和七言诗一样，是“2，2，1”和“2，2，2，1”的音步形式。这种组成法，朝鲜诗人非常熟悉，他们在创作时调时，便借鉴了这些音节组合法。另外，中国的四言诗体，对朝鲜的时调也产生了影响，因为在时调中，常常可以见到“2，2”这种中国四言诗的音步。

　　我们以上谈到的“推动、催化、借鉴”，都是从时调的艺术形式着眼。那么，从内容上讲，时调受到汉诗的哪些影响呢？

　　我们知道，中国的文化以孔孟儒家为正宗。儒家文化讲忠君，要求人民和各级官员，都要无条件地忠于皇帝。特别是在改朝换代的时候，臣民们大都忠于原来的皇帝，并为王朝的覆灭大唱挽歌。汉民族的这种文化传统，影响了朝鲜民族的文化和文学。

　　时调产生并开始为统治阶级的人物所利用的时候，正好是朝鲜的改朝换代之际。高丽朝要覆灭了，李朝要取而代之了。在政治风云多变的情况下，旧王朝的一些名儒大臣，有的保持忠节，不屈服于新兴势力；有的为旧王朝的没落唱挽歌。这就使得当时“时调”的创作，一开始便带上了忠君的色彩。高丽大臣、名儒郑梦周的时调《丹心歌》，是一首典型的忠君时调：

　　此身可死千百次。

　　纵令骨化泥，魂魄飞散入九霄。

　　为君一片丹心，长存永不消！

　　当时代表新兴势力的李芳远（后为李朝太宗王），在时调《何如歌》中，要求郑梦周为建立新王朝效劳，身为高丽大臣的郑梦周拒绝了李的要求，作这首《丹心歌》以表示对旧王朝的忠诚，后来终于被李派人暗杀。

　　还有些时调是为君王歌功颂德的，比如孟思诚，一生官运亨通，位至宰相。他在告老还乡、备享晚年之乐时，作　《江湖四时歌》以歌颂“君恩浩荡”。这一组时调按春夏秋冬四季的顺序写成，一共有四首，每首的末尾，都是以“亦思君”结束。

　　朝鲜时调的忠君作品中，有一种很有趣味的现象，这就是以美人比喻君王。这一类作品多出自遭君王贬斥或遗弃的文人士大夫之手，他们以男女相思之情，来表达自己对君王的思念，当然，“思念”的背后，是希望能重得君王的恩宠。其实，这类以男女关系喻君臣关系的手法，是从中国传到朝鲜的。屈原的《离骚》，还有后来曹植的《洛神赋》，都运用了这种手法。朝鲜国语中有“nim”（或发音为“yim”）一词，大约相当于汉语中的“君”字。它既通用以表示对人的尊敬，也可以用来指所爱的心上人。朝鲜语中思念君王之作，常常出现此词，明指心上人——“美人”，暗指君王。高丽时期的内侍郎中郑叙所作的《郑瓜亭曲》中就有这样的句子：

　　以泪洗面思念君，我有如那子规，啼唤不停。郑叙为仁宗所宠爱，毅宗即位后失宠，被放逐于故乡东莱，他作此诗以表示思念君王，希望重得恩宠。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李晃的时调《幽兰》，其中“彼处却有一美人”这句，指的也是他所思念的君王。

　　孔子以及儒家文化主张士大夫“达则兼及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也就是说，皇帝老爷重用你的时候，你就以天下大事、国家兴亡为己任；一旦皇帝不重用你了，你也不要发怨言，老老实实管好你自己的事就行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文人士大夫，得意则事君于庙堂之上，失意则隐遁于山林田园之中。受重用时，就写一些忠君的诗，怀才不遇之后，便寄情于山水田园，写一些山水诗和田园诗。这种文学创作的心态或习惯，也影响了古代朝鲜的文学家，他们也创作了不少的田园诗，朝鲜一般称之为“江湖诗歌”。“江湖诗歌”不仅在隐遁思想上，而且在作品情调上也多半和中国的同类作品一样。比如，以水、石、松、竹、月为友，以幽兰象征高雅的隐士等等。请看下面一组以白鸥象征清拔出世、悠闲自得的诗句：

　　清凉山上六六峰，我与白鸥识汝妙。（李晃时调《清凉山》）

　　渔船已归去，白鸥方入眠。（赵宪时调《平沙》）

　　水上白鸥飘，可谓我知交。（申喜文时调《尘世》）

　　江河无穷尽，白鸥知富贵。（朱义植时调《青山》）

　　溪边鱼儿跃，屋前水田白鸥飞。（吉山去下老人时调《陶山曲》）

　　有趣的是，中国古代诗歌中，也有很多写白鸥的句子，我们不妨选一些抄录于下：

　　还将归老意，先报白鸥知。　（袁凯）

　　久为浮名系，能无愧白鸥？　（刘长卿）

　　明朝拂衣去，永与白鸥盟。（李白）

　　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杜甫）

　　能说乱离惟有雁，解偷闲暇不如鸥。（韦庄）

　　这些诗句，借白鸥的形象抒发悠闲自得、避世出尘的心情，与上面所引的朝鲜时调中的句子有相同的意思。

　　时调的内容，除了入世的“忠君之苦”与出世的“山水田园之乐”，还有送别、思乡与怀念亲朋好友的诗句。在这类诗歌中，我们同样也可以感受到中国情调和中国气息，比如这首题为《人间》的时调：

　　人间悲伤事，莫过于黯然魂断之离别。

　　芳草萋萋柳色青，河桥送别者，谁人不心碎？

　　凄然一声大雁鸣，落叶萧萧别离歌，能不泪如雨？

　　这首时调中出现的“芳草”、“柳色”、“河桥”、“大雁”、“落叶”等等景物或意象，在中国古代诗歌中也是经常出现的。

　　通过上面的介绍，我们不难看出，作为朝鲜古代文学之主要体栽的时调，无论是语言特色、艺术形式，还是思想内容、情调意境，都受到了中国古代诗歌的影响。可以这样说，时调，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种子，在朝鲜国土上生根开花之后，所结出的果实。

　　也是朝鲜的“诗圣”

　　中国唐代有三位大诗人：李白、杜甫、王维。李白是“诗仙”，杜甫是“诗圣”，王维是“诗佛”。他们三人中，对朝鲜文学的影响最大、最持久的，还是杜甫。可以这样说，杜甫既是中国人心目中的“诗圣”，也是古代朝鲜人心目中的“诗圣”。

　　前面已经说过，朝鲜的古代文学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三国并立及新罗的统一。杜甫的诗歌，大概就是在统一新罗时传入朝鲜的。在统一新罗时期，朝鲜派遣许多留学生留学唐朝，然后通过这些留学生向朝鲜介绍已经成熟了的唐诗。唐朝太宗时贞观十三年增设“大学”允许外国弟子入学，至唐文宗时，朝鲜来唐留学的学生多达一百零五名，这些留学生对李白、杜甫的诗很感兴趣，回国时便将杜甫的诗带回朝鲜。从统一新罗时开始，到高丽中叶，杜甫的诗在朝鲜已广为传诵了。

　　时至李朝时期，杜甫的诗因为和当时在朝鲜流行的“崇儒斥佛”思想相符，则得到更加广泛的流传。1481年，杜甫的诗集《杜工部诗谚解》分十九卷被翻译成朝鲜文出版，这件事意义重大，通过这部翻译的诗集，具有爱国主义和人民性的杜甫的诗，以它真实感人的形象，更广泛地深入到朝鲜人民的心中。杜甫的诗传入朝鲜后，不仅影响朝鲜的诗歌创作，而且对朝鲜的小说创作也有影响；不仅影响朝鲜的汉诗，而且对用朝鲜语写作的时调和歌辞也有较大的影响。下面我们按照历史发展的先后顺序，在每一个时期，选取一位有代表性的朝鲜诗人，来详细地介绍诗圣杜甫对朝鲜古代文学的影响。

　　先说新罗时期。新罗时期有代表性的诗人是崔致远（857—？），他也是朝鲜汉诗文学的鼻祖，他的诗居于他自己所属时代的文学高峰。崔致远年仅十二岁就到唐朝长安留学，十八岁时应科举状元及第，被任命为礼部侍郎，因而名声大振，深受唐僖宗宠爱。崔致远在留学唐朝期间写了不少的文学作品。公元885年，二十八岁的崔致远回到了他日夜怀念的祖国，一回国就被当时朝鲜的统治者委以重任。四十二岁以后，崔致远隐入海印寺，作了出家人。他何时逝世，不得而知。

　　我们将崔致远和杜甫加以比较，可以发现不少的共同之处。首先，他们两人都是现实主义诗人，思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