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默森通常都会带着有吉一起去见战俘。他们与战俘分别谈话，或是与一群战俘谈话。他们问战俘对战争的看法，他们为什么投降，是怎样投降的，他们如何看待日本的未来。这一行为也是战略情报处抗日战争心理战的一部分。心理战也包括用日文写传单，用美国飞机将它们投在日军封锁线内。中国共产党也写宣传单，并与美国人交换传单。尽管共产党的传单带有很强的马克思主义色彩，但中共与美国双方都传递了类似的反战信息。
戴维斯和其他〃迪克西使团〃的日裔成员都对冈野进印象深刻。戴维斯发现这位共产国际的前日本代表是一位非常睿智而有吸引力的人，他能说非常好的英语。但另一方面，冈野进却并没打动包瑞德。包瑞德也认为冈野进对他的看法可能也是一样的。因为不论是在冈野进的住处还是在学校里，埃默森与冈野进在一起的时间是最长的，所以埃默森可能最了解他。尽管冈野进对〃迪克西使团〃的其他成员说英语，但他与埃默森在一起时常常用日语交谈。
1944年时，冈野进52岁。他是一个和善、说话轻柔的人，有一双清澈、洞察一切的眼睛。他来中国时，他的妻子留在了莫斯科，因此在延安时他与一位很有活力的中国女子一起生活，这名女子会说流利的日语。他们有一栋普普通通的新建造的石头房子，四周是大的菜园。他的研究图书馆建在房子后面一座陡峭山上的窑洞里，可以俯视下面的一个小山谷。他的〃日本研究小组〃就住在邻近图书馆的窑洞里。
冈野进给了埃默森大量材料，其中许多都是关于日本共产党的出版物和海报。在战后很久，埃默森才得知，冈野进从1936年起在纽约和洛杉矶生活了三年。他来到美国是因为共产党在日本是非法的，在那里不能出版它的宣传物。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和他的同志在纽约城发现和获得了一整套日语打印设备。他们把在纽约印刷的东西送到洛杉矶，冈野进和其他人把印刷品装进信封，交到从洛杉矶出发的日本船上对共产党持同情态度的日本海员手里。当船抵达日本时，海员就在信封上盖上日本邮戳，将它们寄出去，以避免检查人员打开从国外寄来的信。当埃默森与冈野进交谈时，冈野进从来没提到他的这一背景。战后，冈野进回到了日本，领导日本共产党的抵抗运动，后来成了它的中央委员会的主席。他在日本政府里的一个顾问院（HouseofCounselors）工作，直到85岁。
冈野进的反战组织1940年5月第一次来到延安。它原来是1936年从日本逃往上海的辛治河沣栖（KojiWatusu）建立的反战组织的一个分支。冈野进在桂林创建了第一个日本人民反战组织，共有150名成员。组织总部很快就转移到了重庆。在不长的时间里，冈野进受到了欢迎，并被国民党中央政府表扬过。1944年1月，他建立了〃日本工农学校〃和〃日本人民解放组织〃。尽管高思大使贬低他的行动，但他们还是感动了许多新闻记者。
有吉和埃默森在冈野进的屋子里与他进行了一番长谈，中间只有吃饭和不停地续茶打断过。有时主人谈到他在做地下党工作时的经历，尤其是他使用假护照、假名字四处奔走的经历。冈野进出生在山口（Yamaguchi）县，是家中六个孩子中最小的。14岁的时候他成了孤儿。他最年长的大哥送他到神户商学校和东京的庆应大学。他刚开始上大学时，就意识到财富的不平等。他的论文题目是〃革命性的贸易联合主义〃（RevolutionaryTradeUnionism）。冈野进一毕业就到一个劳工研究组织友好协会（YuaiKai）工作。1919年，他被伦敦经济学院录取。1920年，他作为英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加入了该党。由于他的左翼活动，他被驱逐出境。冈野进在一次很长的旅行，包括在莫斯科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回到了东京。他立即成为日本共产党的领导人物。在之后的一些年里，他躲避着警察，但并不总是很成功。他坐过几次牢。1930年，他被假释，这样他可以进行一次眼科手术。他出狱后，共产国际命令他作为其日本代表到莫斯科。1931年3月，他非常巧妙地安排好离开日本，来到莫斯科。他在俄国工作了九年，中间非法前往日本好几次。而且正如前面提到过的，他在美国待了三年。1940年，在共产国际的秘书长季米特洛夫的命令下，他在周恩来和一个印尼共产党人的陪伴下，从莫斯科来到了延安。
美军观察组的活动（3）
埃默森认为，他与冈野进谈话中获得的最大的信息就是关于他对日本共产党和战后日本未来的看法。埃默森认为冈野进是当时与他谈话的人中最具权威性的。1944年日本共产党的目标就是实现它在1932年制定的党纲，这也是共产国际所赞同的。他们抨击天皇制度、地主体系和垄断资本主义，并宣称要建立一个苏维埃工农共和国。他们谴责在中国东北开始的帝国主义战争；声援解放日本的殖民地朝鲜、中国台湾和中国东北；向苏联和中国革命请求支持；并要求解散议会。
在延安，冈野进发表了一个与1932年的党纲有一些不同之处的宣言。他反对贵族议会的世袭制度，主张建立一个拥有完全政府权力的议会，议会可以不受其他宪法机构的武断解散的威胁，并且应该拥有一个对其负责的内阁。他认为议会应该有权力购买外居地主的财产，但不能没收它。他没有说过任何关于支持苏联的话，但对毛的声明表示了全心全意的支持。他赞同天皇制度，如果人民需要它的话。后来，在打败日本之后的一次庆祝会上，冈野进对〃迪克西使团〃的阿诺德·达迪安（ArnoldDadian）说，盟军废除天皇将是愚蠢的，因为盟军很容易利用天皇在占领时期来帮助统治日本。
冈野进的计划让约翰·埃默森想起了美国的权利法案和一些美国人在19世纪和20世纪获得的自由权利：言论自由、普选权以及建立贸易联盟的自由。但冈野进没有遗漏共产主义，他主张〃自愿集体农业〃、政府控制下的垄断资本、没收多余利润、政府中要包括共产党员。他相信日本的革命将分为三个阶段，最后一个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是不会在他的有生之年出现的。他并不认为共产主义会统治日本。他更期望看到的是日本共产党的合法化，他的同志们从监狱中被释放出来，一个更有活力的政党将会使更多人接受共产主义。
冈野进是在中国的三个著名日本革命家之一，他致力于宣传和情报工作。鹿地亘（WataruKaji）也是其中之一，他是一个自由主义作家，也是反战组织的建立人。他受雇于中央政府。义雄阿山（KazuoAyama）是另外一位，他在重庆经营一家印刷厂，厂里有日本印刷设备，供中央政府、战略情报处和英国人使用。1944年下半年，埃默森认为他是被英国人和戴笠雇佣的。
除了访问日本战俘和冈野进外，埃默森还广泛与中国共产党人接触。当他与负责为美国人取得日本情报资料的康生谈话时，黄华作为翻译与他同去。情报获取工作并不容易。因为这项工作，1944年就牺牲了五个人。康生认为应该建立一个日本国际组织，让它去美国训练被关押在那里的战俘。
埃默森在他1944年11月7日的报告中做出的结论是：八路军已经证明了日军战俘是可以被教化的，他们可以被有效地用来在前线进行宣传。他认为这些拥有极富价值的专业知识、精通语言的人在美国进入日本后，可以帮助美国军官在日本人中间建立秩序。而且由于〃日本人民解放组织〃在日本军队中也颇有盛名，它的影响力也被人们敬畏，美国人还可以利用它来传播民主观念，并用它来鼓励日本国内的基层组织散播败北主义思想，并由此削弱抵抗美军的力量。
埃默森也提到，在延安，他们正在做准备，要将特工直接派往日本。他们设想，这些人是与第五纵队队员一起工作的。他主张在中国共产党根据地，如山东省，建立一个电台，这样就可以向日本、朝鲜和中国东北进行广播了。
埃默森1944年11月的报告提到，自1937年以来，大约2500名日军士兵被中国共产党抓获。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回到了原来的战线上，但他们的军官对此的惩罚通常极为残酷，以至于在1944年，许多战俘都留在了中国。他们中大约300人在那年参加了延安和其他共产党控制地区前哨阵地的宣传活动。
宣传人员的工作有常规程序，可以帮助他们捕获战俘。他们的行动在夜间展开。他们直接来到通常由不可靠的伪军士兵看守的碉堡，然后用喇叭向碉堡里的人喊话。碉堡里的士兵被发放给方便的装备，电话线接上分机，使共产党可以与碉堡里的人直接对话。看守碉堡的职责性质使共产党的工作更容易些。日本军官虐待士兵，不许他们离开岗位，除非是成队地离开。所有人的生活条件很差，但军官除外。士兵们定期地进行抢掠，他们将村庄烧毁，夷为平地，并在此过程中危害无辜平民。他们害怕因此受到报复。他们通常会受到游击队袭击，这是中国北方一种非常有效率的报复方式。这里的人民装备精良，对敌人恨之入骨，他们对相互隔离的碉堡的围攻是毫不留情的。
每个中国的宣传攻势常常持续六到七个小时，而且特别有说服力。因为它是由一个日本人发出的，他的口音是不会被听错的。士兵们并不总是会投降，但〃日本人民解放组织〃总是顽强努力地工作。如果他们的〃怀柔〃方式不会奏效的话，他们会使用更有说服力的方式。一天晚上，八路军没能劝服一个全是日本士兵的碉堡投降。第二天晚上，八路军炸掉了这个碉堡。
中国人知道日本士兵通常会选择自杀，而不是投降。大部分中国人相信敌军自杀是为了防止被捕，而并不是他们热爱天皇。他害怕在中国人手里会受折磨，并被杀害，而且害怕如果他能回到日本，会因此蒙羞，颜面尽失。
美军观察组的活动（4）
一旦中国人将被捕的日本士兵缴械，士兵们就不再被当做敌人看待了。共产党人在前线允许的条件下尽可能地给他们最好的待遇，不严加看管他们，并问他们是否愿意回到日本军队中去。那些愿意回去的被提供食物，接受教化，送回他们的部队去。共产党知道那些回去的士兵会传播信息，告知共产党是如何对待战俘的。那些愿意与中国人在一起的战俘会被发放八路军制服。除了那些受伤特别严重的战俘外，所有人都被送回到分区总部去。在那里，他们在接受日本宣传人员的当场审问后，就任其自由休息，去适应新环境。这些新战俘拥有真正的完全的自由，尽管他们的行为受到近距离的观察，并被汇报。当战俘们被认为已经足够安全时，日本或中国的心理战工作人员会经过20天的旅途，将他们护送到延安。这些新来者在他们抵达时会得到与八路军官兵相当的香烟和食物。战俘看到其他日本人在非常少的限制下自由走动。
当食物和善待行为经过一段时间获得效果后，〃日本人民解放组织〃的发言人向他们解释，中国共产党对日本人民并不仇视，战俘只是军事压迫的受害者。发言人告诉战俘，日本人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加速打倒正在日本当权的发动战争的政权，一个致力于维护普通民众利益的政府将会取而代之。
〃日本工农学校〃中的〃工人和农民〃都是〃日本人民解放组织〃的成员。解放组织在共产党控制地区都有分支。学生准备宣传材料、创作戏剧、进行各种演出、举办展会和讨论会。他们中的一些人为美国利益工作，教育新来的战俘，进行宣传准备和讨论战后日本生活等活动。
美国人有时候也参加学校计划。12月7日，埃默森用日语进行了45分钟的演讲，谈到战后美日关系和美国民主的荣耀。他向听众展示了最近一期的《生活》杂志，上面展现了日本文化的积极因素，他用杂志来阐述美国在战时的言论自由和新闻业情况。有吉告诉他们日裔美国人的忠诚。听众们七嘴八舌地回应他的讲话，尤其是听到要铲除军国主义分子、建立一个〃新日本〃时。一个有120幅照片的展览也引起了战俘们的兴趣。这些图片挂在作为学校休息室的一个窑洞的墙上。这些照片展示了一个在怒江前线的日军士兵的遗骸、B…29的生产和巴黎的解放。
1944年8月12日，在一次〃日本人民解放组织〃为美国军事观察组举行的宴会和观看戏剧时，冈野进直接请求盟军承认和支持〃日本人民解放组织〃。包瑞德并没有被告知要做这样的演说。他用一些笼统的话进行了回答，并简单地表示了对这次活动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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