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解娃浑身一颤，已是满面愁绪。
“三哥，”韩金学递上一支烟，亲自点燃递在了张解娃嘴上，“不用你动手，我们来干。你只需设法把我带进中南海，能见着傅作义就行。不瞒你说，我是专吃这碗饭的，专除党国异己分子。事情成了后，赏你200两黄金外加五万港币，将你安全送出北平，愿去台北或香港任你自便。”
听了这话，张解娃忍不住回头望望身旁娇媚的计彩楠，心里盘算着，自己从军十余年，仅仅混了个月饷十余块大洋的中尉排长，一直倍感前途迷茫。眼下既有金钱，又有美女，何不赌上一把，再说，对方已经声明，只需带进中南海，不劳他动手。
终于，经过一阵激烈的思想斗争，张解娃缓缓点头同意了。
韩金学、柳老板、计彩楠禁不住笑逐颜开。柳老板不失时机地拿出一张表，让他登记填好并按上了手印，算是完成了军统交通员的手续。
黎明时分，张解娃晕头胀脑地回到了中南海，随后几天，女特务计彩楠常常将他叫到客栈幽会，并督他一定要按计划实施，到那时两人远走高飞便可享受幸福的二人世界。
当时，北平虽宣布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也举行了盛大的入城仪式，但中共首脑机构远驻香山，整个北平城依然由傅作义集团维持。傅作义自当北平行营主任后，一直将办公地点设在中南海。他本人和负责安全警卫工作的那些人一直对他的安全处于高度戒备中。
百密难免一疏。他们根本没料到军统女特务色诱卫士，差点酿出祸端来。张解娃平时负责一个排的外围岗哨，当然不能近傅作义的身边，但傅作义带着贴身卫士出门散步，迎亲访友，他们还是能时常窥到主帅的真容。
自从被三名军统特务拖下水后，张金娃就横下了一条心。按照他们的密谋，张解娃找来了一套士兵装，交由韩金学换上，然后大摇大摆地将他带进了中南海。张解娃对手下的兵士宣称，这是从其他部队调到警卫团的，先在他们排见习。这些兵平时几班倒，又不大串门，也就没有过多追问究竟，居然相信了张解娃的话。
计彩楠则和柳老板在客栈等候接应，负责具体行动的军统北平组特务段云鹏则昼伏夜行，踪迹不定，四处刺探中共首脑的行止。
韩金学自进了中南海后，住进张解娃的班排中，装做一个老丘八的样子，逢人就满脸堆笑，点烟递水。二月的北京，天气出奇的冷。韩金学通过观察发现，傅作义的外围警戒都有三层，然后才是信得过的贴身卫士再分成三个队，分五班轮流警侍。张解娃所在的这个排仅是最外围的一排哨。
初时，经过这番了解，韩金学有些失望。但在一天早上，他却发现，傅作义总是身披一件将军呢军大衣，在几名卫士的护卫下，沿着勤政殿外的中海、南海边，踏着积雪，把玩着傲霜怒放的寒梅，充分享受着北平冬日的晨趣。
富贵险中求。韩金学牢记这个赌徒似的古训，他在一天暗夜悄悄摸出班排，顾不上刺骨的寒风，在南海附近的一棵茂盛的针叶松下，窥望一阵，然后爬上树梢，藏伏下来。
日出紫禁城。这天清晨，迎着一抹晨曦，傅作义像往日一样，披着大衣，在七八名卫士的簇拥下，缓缓走到了南海边。韩金学禁不住心中一阵狂喜，如此近距离，抵近射击目标，正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他努力平抑住狂跳的心，向腰间的枪摸去。说时迟，那时快，一声“有刺客”的猛喝陡然响起，随即几支卡宾枪织成了一道严密的火力网，齐向树梢射去。
只听“扑通”一声，韩金学和着树上的积雪一道重重地掉落在地上，卫士们又是一阵乱射，韩金学滚落在地上早成了一滩肉泥。
中南海顿时炸开了锅，立即加强戒备，四处搜索。张解娃得知后，惊得目瞪口呆，他一直在外准备趁乱接应韩金学，谁知道韩金学反而送了命。
这时，闻知出现了刺客，一直深受傅作义器重的高级幕僚白世雄老先生也跑了出来，正好撞上了出逃的张解娃。他刚要开口诘问，张解娃做贼心虚，顺势举枪将他击倒在血泊中。随后，撒开两腿，向外夺路狂奔。
待有人报与傅作义，他顾不上别人劝阻，奔去抚着白世雄已冰凉的遗体，悲痛欲绝。他说：“士虽不杀伯仁，可伯仁因我而死，白老先生德高望重，奔走于和平，想不到遭此大劫。”
张解娃逃出中南海后，计彩楠和那位柳老板情知大事不妙，两人密谋一阵，甩掉张解娃，直奔天津段云鹏处。至于张解娃，解放后经人检举，被家乡人民在清匪反霸运动中处决了。
一个卖主求荣之辈终于落得了与草木同朽的可耻下场。
第七部分 三湘起风雷第33节 同蒋介石集团决裂
湖南和平起义的曙光已经初露端倪，蒋介石雷霆震怒。老对头国民党湖南省主席程潜黑名单上二进一，天子门生陈明仁、唐生明、刘人爵“急补新榜”；毛人凤怒动杀机，准备起义的军统特务周伟龙伏诛。
如同骨牌效应一样，自傅作义在北平和平起义后，原本就徘徊观望的一些国民党军事与政治集团纷纷同共产党接洽，准备同蒋介石集团决裂。
1949年5月，解放军四野由华北、中原直下江汉平原，与有“小诸葛”之称的桂系白崇禧军事集团会战湖广。“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上上之策”。通过共产党的极力争取，从来两湖一体的湖南决定单独举行起义，确保三湘大地的安全。
当时，湖南的军政大权掌握在程潜与陈明仁手中。程潜是国民党元老，去年，蒋介石行宪举行“总统”选举，本来瞩意孙科搭档竞选“副总统”。程潜不顾蒋介石的软硬兼施，也站出来公开竞选。结果虽为李宗仁拔得头筹，但却深深激怒了蒋介石。后来，蒋介石采用所谓的省人治省，鉴于程潜的威望，让他出任了国民党湖南省主席。
程潜回到长沙后，面对的却是国民党在内战战场上的节节败退。以他的判断，国民党失败已经不可避免。他暗中指挥一些社会名流公开演说，发布小册子，指斥已经下野的蒋介石倒行逆施，自掘坟墓，现在正到了国人皆曰可杀的地步。中共很快发现了程潜的举动，在毛泽东亲自过问下，迅速派出了地下党的同志与他接触，进行了艰苦细致的争取工作。
程潜本人慨然允诺。接着，他请回了湖南籍的另一国民党重量级的人物——赋闲在外的唐生智，代他在前台开展和平自救运动，做好舆论准备工作。
唐生智早就对蒋介石不满，正有意使湖南脱离国民党阵营，走和平起义的道路。他回到长沙，频繁会见旧部将领和各界人士，强调指出，现在没有瞻顾徘徊之余地了，惟有与中共精诚合作，为和平、统一、幸福之中国而协力，才是湖南应走之道路，也是中国应走之道路。
旋即，程潜又公开让唐生智发起成立“湖南人民自救会”，并被大家推举为主任委员。随即，他又让唐生智以自救会的名义给全省各专员公署、县政府、驻各县的军事头目发了一封公开电报，呼吁各地成立自救分会、自救军，以集中全省力量，对付蒋介石与白崇禧的桂系军队，实现湖南和平解放。全省各地纷纷响应，有些地方成立了自救分会，组织了自救武装。唐生智还到各学校、人民团体中去发表演说，号召湖南人民团结起来争取和平自救。
程潜趁机安排一批可信的人担任县长、专员、司令，组织地方武装，控制湘桂、湘粤交通线。
白崇禧对此忧心忡忡，他委婉地在电话中对程潜说：“湖南组织自救会，本是一件好事，但容易被共产党的应声虫利用，我看还是取消的好。”
蒋介石当然更不能等闲视之，他怒气冲冲地说：“湖南乃共匪头目毛泽东的老家，程颂民（潜）本是投机取巧之辈，他能不去应声？现在的问题不是他去应声的问题，而是程颂民自作主张，准备去叛变投降共产党。”
毛人凤见蒋介石对湖南的事已然动怒，他当然不会放过这一邀功媚主的好时机。原来，军统长沙站站长、老牌特务夏松报来一个重要情报，程潜与陈明仁投共之心已决，他们还在军统内部挖起了墙角。国民党交通总局局长兼淞沪铁路司令周伟龙居然和他们沆瀣一气，把他统率的几个交警总队调了好几个去湖南。尤为胆大包天的是，周伟龙居然还把在浙江奉化附近保护蒋介石的三个总队也抽调去了湖南。
可靠情报证明，湖南必会成为北平第二，且程潜等人居然还策反了军统大员周伟龙。
蒋介石不听犹可，一听不由得火冒三丈：“共产党的统战都统到了你毛人凤的家里，你们是怎么做工作的？！”
毛人凤一听，心中当然不敢叫屈，他唏嘘着答道：“卑职失职。”
“失职？失职！”蒋介石一掌拍在桌上，“你毛人凤失了多少次职？程潜、唐生智这些人早就列在了名单上。为什么不能防患于未然呢？”
“总裁，”毛人凤从肚里搜罗出辩解之词，“程潜、唐生智是在那张名单上。可他们也是一把双刃剑，杀了自己，伤了别人。如果没有确凿证据证明他们叛变投敌，我们军统也不能将他们列为第一梯次的制裁对象，至多只能是警告一下。”
蒋介石一听，稍稍平息了怒态。程潜、唐生智毕竟是国民党元老，又是手握重权的一方封疆大吏，他素知此二人与自己离心离德，将他们列入了暗杀名单的第二梯次，属于静观其变，再作定论之列。眼下，这二人投敌之心已决，看来得把他们由第二梯次迅速划入第一梯次，尽速制裁。
想到这里，蒋介石不着边际地嘟囔道：“亡羊补牢，未为晚矣。”
毛人凤心中已明白了八九分，拍着胸脯保证，决不会让湖南成为第二个北平。
随后，他从溪口回到上海，就立即差人布置道：“立即制裁程潜、陈明仁。派出得力的同志潜入湖南，准备制裁随程潜等人一道起义的张严佛、程星龄、唐生明、刘人爵、刘人奎等人。如果不能全部杀掉，那至少得杀掉一两个。不然，我们家里（军统）不好向总裁交待。”
按照这个布置，程潜、陈明仁被列为第一梯次，湖南耆宿程星龄，有军统背景的张严佛、唐生明、刘人爵、刘人奎等人被急补上了暗杀名单。
布置完毕后，毛人凤便亲自坐镇上海，捕杀已准备随程潜起义的军统老牌特务、交警总局局长周伟龙。同时，蒋介石得知这一情况后，惊骇中立即去电责问毛人凤：“毛局长，怎么搞的，军统内部还出了家贼？那个周伟龙，听说要和湖南那些人一起投共，还要拉走交警部队。你们知道该如何处置吧。决不允许出现第二个傅作义。”
毛人凤在电话这端保证道：“卑职也是刚刚掌握他们投向共匪的确凿证据，正准备处理。请总裁放心，我们决不徇私，依照军法，坚决严明军纪。”
蒋介石鼻子哼过一声，“湖南的事情同样不能掉以轻心，据可靠情报，程潜、陈明仁、唐生明、还有你们军统的刘人爵都已投匪，对这些人的处置，就按照过去确定的计划实施。”
“是。”毛人凤明白，蒋介石已经对湖南这几个人正式下达了必杀令。
攘外必先安内。他决定先拿周伟龙开刀。
1949年4月6日晚上7时，一架美制飞机如天外来客般降落在了上海虹口机场，探头探脑中一个国民党上校打开机舱向机场四周焦急地张望了起来。突然，“唰”地一下，不远处一道雪亮的电筒光扫过来，一人疾步跑了上来。上校走下飞机迎住气喘吁吁的来人，焦急地问道：“周伟龙呢？”
来人向四周瞅了瞅，压低声音焦急地答道：“他已经准备好了，打算凌晨5点离开上海，赶往衡阳。”
“想溜走？没那么便宜的事。严密监视，随时报告。我马上将情况通报给毛局长。我们来个瓮中捉鳖，这一次，他周老三可没有便宜捡了。”上校说完，朝夜色中挥了挥手，便头也不回地钻入了机舱。
清晨五点，国民党交通警察总局局长兼京沪铁路司令周伟龙，果然乘坐一辆小轿车向机场赶来，他要从上海乘专机前往湖南省衡阳市，准备与湖南方面一道举行起义。
“快！”晨雾中焦急的周伟龙不停地催促司机，“再快点！”
“司令，”副官在一旁低声报告，“我们的后面有两辆身分不明的吉普车，跟着我们已有一段路程。”
周伟龙怔了一下问：“你有多少子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