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排就绪后，周恩来电示远在香港的钱之光等，确定把第三批民主人士离港的时间，安排在一个周末的夜晚。此时，人们都在欢度周末，注意力分散，是行动的有利时机。
鉴于军统特务们已经对李济深展开了暗杀，当务之急是将李济深安全送往北平。于是，一场由中共香港地下党策划的行动开始了……
两天后，有“东方巴黎”之称的香港一片火树银花，到处曼舞轻歌，周末气氛十分浓郁。夜幕刚刚降临，坐落在坚尼道的皇家酒店三楼灯火辉煌，高朋满座，觥筹交错。与往日宴会不同，这场酒宴引来了众多的新闻记者。他们聚集在酒楼内外，窥探着酒宴的动静，企图获取最好的新闻。甚至香港当局也出动了警探，布置在酒楼周围。
酒楼四周的出租汽车与小摊贩也比平日多了许多，明眼人一望而知，那是国民党的特务。此刻表面轻松、热闹的气氛下，隐伏着一种紧张和不安。
是夜，香港酒楼家家爆满，为何惟独此宴如此引人注目？只因座中有一位引人注目的人物——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
果然，李济深在社交场合一露面，立刻引起各方面的注意，记者、特务闻讯而来。他们要弄明白，自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宣布成立以来，一向深居简出的李任公，这一回如此招摇，究竟是纯粹的节日娱乐，还是别有他举？
此时此刻，虽然酒楼外招来不少“围观”人物，但却无人能接近举行宴会的包间。包间外，两名身强力壮的警卫如临大敌，剑拔弩张，任何人接近包房的企图，在四条有力的臂膀前，均化为泡影。席间，一曲又一曲优雅的圣诞音乐，弥漫在灯红酒绿的南国夜空中，令人陶醉。
李济深难得这样高兴，环顾四望，都是多年来冒死犯难，忠诚追随自己的至交好友。就在今夜，他将带领这些人一道踏上新的征程。
举目环顾涛声依旧的维多利亚湾，李济深感慨万端地说：“中共朋友安排得如此周密，可谓煞费苦心了。你我定不辜负中共朋友的厚望，为新中国的建立贡献绵薄之力。”
最后他面向大家，十分动情地说：“诸位，今天晚上，我们就要离开香港了，我的宗祖李白诗曰：‘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此一行，对我们来说，是回家。大家风雨同舟这么多年，这一回要真正风雨同舟一回了，别的，我就不必多说了。来，我请大家一起干了这杯酒，祝我们旅途顺利，早日回到家中。”
著名的民主人士朱蕴山、吴茂敬等人纷纷起立碰杯。酒阑意尽，大家纷纷离座而走。迎面新闻记者们蜂拥而上，七嘴八舌抢着发问：
“李先生，你对毛泽东的邀请将持什么态度？”
“李先生有离港的打算吗？”
“李先生是否准备与白崇禧将军合作？”
李济深笑而不语，高大的保镖们不由分说，从人群中奋力推出一条夹缝，李济深才得以被严密护卫着冲出记者的包围。记者们和那些想浑水摸鱼的特务瞪大了双眼，看着他们一行人登车绝尘而去。
李济深一行的车队，浩浩荡荡直奔维多利亚海湾。来到海边，早有几条游艇靠在码头上，小艇上有酒有菜，一行人弃岸登舟。
天上一轮皓月当空，阵阵湿润的海风微微拂面，在如缎的海面上将一盏银灯摇碎，斑斑点点，碎银无数。近处半海渔火明灭，远处万家灯火辉煌，如此良辰美景，泛海赏月，何等美事？记者们眼睁睁望着小艇远去，好生纳闷：时局艰难，李任公何来此雅兴呢？正当记者迷惑之际，港湾里游艇如梭，李济深的游艇很快混淆其中，迷离莫辨了。
李济深诸公载酒泛舟，表面上看去陶然怡然，其实他们内心都很紧张，酒带了不少，谁也不敢多喝，游艇在港湾中来回逡巡，所有的眼睛都紧张而焦急地在海面上搜寻。有游船向他们靠近，他们会惊吓得心跳出来，但是他们又盼望着有人向他们驶来，指引他们快快登上北行之船。在焦急不安的期待中，游艇在海上飘荡了近一个小时。
正待他们焦躁莫名、翘首期盼之际，一条小艇飞也似地向他们冲过来。由于过久的等待，希冀压倒了惊惧。果然，那条小艇驶近时，按事前的约定发来了信号，李济深等人不约而同地长吁一口气，接应人终盼来了。渐渐的，在如水的月光中，大家看清那条小艇的船头立着一个人，海风吹拂着他的长发，如风中狂柳，虽然看不清他的脸庞，但那身影大家早已熟悉了，这位昂首船头向他们招手的，正是中共地下党驻香港的负责人之一——钱之光。
钱之光的小艇在前方不远的水面上划了一道绚丽的弧线，然后，调头向东南方驶去，李济深他们的游艇立即加大马力，紧随其后。
前方有一艘巨轮，是苏联“阿尔丹”号货轮。小艇一驶近货轮，便发出信号，巨轮上立即放下软梯。当李济深被搀扶着颤悠悠登上甲板时，立刻有人过来问候，定睛一看，四周熟人不少，他略微有些惊异。因为登船之前，谁也不知道同行的有谁。但他旋即醒悟，知道此次北上，除了他们民革的几位，还有许多朋友：茅盾夫妇、章乃器、彭泽民、邓初民、王绍鏊、柳亚子、马寅初、洪深、翦伯赞、施复亮、孙起孟等人士。这些人，不是西装革履，便是长袍马褂，真是各有千秋。大家一见面，握手寒暄，兴致十分高昂。这些人，大多是上了那张暗杀名单的。
不一会儿，钱之光箭步登船，与大家告辞，他叮嘱大家：
“诸位先生已经顺利登船，但是后面的航程还很长，我们这艘船是跑东北这条线的，所以大家现在都是去东北做‘生意’的，给大家准备的衣服口袋里，都有一份订货单，大家抽空看一看，还要事先准备一套话，以便应付路上的盘查。为了保证航行安全，请大家一定要熟悉自己新的身份。”
末了，钱之光又再三嘱咐：
“诸位先生是国家民族的宝贵财富，我们有责任把诸位安全地送到目的地。但是目前在海上，我们的力量有限，我们只有靠机智、勇气和纪律，战胜一切可能出现的困难，在航行过程中，希望大家与陪同随行的同志多联系。”
的确，这些人物，都是当代中国知名的政治家、学者和专家，钱之光深感肩上担子的沉重。他们中的任何一位，一旦落入蒋介石手中，就将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巨大的风险和强烈的责任感，使他不得不像对小学生那样再三叮嘱。
“阿尔丹”号一声长鸣，缓缓出港，将第三批爱国民主人士送上了北上的征途……
当轮船乘风破浪，即将驶抵大连港时，不少民主人士的眼眶湿润了。他们不约而同地回想起两年前的情景。
1946年底，在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下，共产党领导的整个解放区已经没有一块和平安宁的土地。当时，中国共产党所拥有的最大城市不过是塞外的张家口，而且刚一开战，就被国民党军队夺了去，连自己多年的大本营延安也丢给了国民党。环境如此险恶，中国共产党把朋友们安置到了香港。而中国共产党人自己，上至毛泽东，下至普通解放军战士，无论怎样风狂浪疾，没有人离开自己的岗位。当战争形势好转，他们又把民主人士接到和平安定的解放区。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正式成立。李济深作为筹备会的副主任，积极参加，领导了各项筹备工作。
就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积极筹备之际，李济深的夫人、子女等从香港乘挪威货船，悄悄地通过台湾海峡的封锁线，安全到达解放区天津。
获悉此讯，李济深异常高兴，亲自去天津迎接。当和全家人见面时，这位久经沙场的将军竟激动得流下了眼泪。
李济深一家到达北平后，先临时住在北平饭店，不久就搬到西总布胡同5号一幢二进四合院的平房中安了家。这幢房子抗战时期被一个汉奸霸占，抗战胜利后由国民党政府接收，北平解放后由人民政府接收，并分配给李济深一家居住。西总布胡同靠近北京东四，也靠近现在的北京火车站，当时很多重要民主人士都住在这一带，宋庆龄、张澜等人就住在附近。
李济深平安抵达北平后，被气急败坏的蒋介石痛骂了一顿的毛人凤不死心，他从民革内部找到一个李济深早年的秘书张序（化名何友芳），此人自称可以随时见到李济深，然后乘机下手。可是，本来计划等李济深返回香港时下手，李济深却在北平居留不回。蒋介石急了，毛人凤又派遣张序进北平暗杀。张序策划的方案相当复杂，先利用民革关系进入北平，刺杀得手后潜逃天津，乘坐事先准备的渔船返回香港。这方案居然要五万美金！但由于李济深在北平的保安措施更加严密，这项计划终于未能得逞。
第三部分 香港大抢运第12节 第一次集会
蒋介石严厉申斥毛人凤：“香港聚了那么些人，为什么没有见诸行动？”毛人凤有口难辩，心中叫苦不迭。黄绍差点走了唐绍仪的老路，古画斧影中另一张名单将他拽出了鬼门关。
上海易手后，蒋介石父子乘坐一艘军舰游弋在舟山群岛一线，企图让部队死守住东南沿海的岛屿链。这时，解放军三野、二野一部很快又解放了浙江。蒋介石只能凭险据守一些并无多大用处的小岛屿。
东南半壁仅剩福建及沿海诸岛。八月，蒋介石只得将政府迁往广州。
与此同时，即将成立的新中国正紧锣密鼓地在北京筹备开国大典，召开有各团体、党派、民主人士，社会贤达参加的新政协会议。大批名流通过各种渠道，已经云集到了北京。尤其是声望卓著的民盟领导人张澜、罗隆基、章伯钧，无党派人士黄炎培、史良、章乃器等，纷纷从蒋介石的眼皮底下，安全逃离上海。
这些人俱是军统那张暗杀名单上响当当的人物，蒋介石历来将他们视为捣蛋分子，总想通过军统将他们一一暗杀。谁知，这些人居然有惊无险地从军统手中逃脱，堂而皇之去了北京。这怎不令蒋介石愤懑呢？
不过，到了广州后，他明白过来，共产党新政协的召开还离不开一些人，这些人大多聚集在香港，由中共中央南方局具体负责保护组织和输送。
其中，最令蒋介石如鲠在喉的是一些过去被他视为党国肱股的人物，也倒向了共产党的怀抱。原来，随着国民党统治的崩溃，国民党立法院内一批主和派委员相约聚集，寻找机会向人民靠拢，准备脱离国民党政权。
中共南方局经过争取，又闻桂系的黄绍竑、谌小岑、金白光、张潜华等主和派立法委员，准备成立一个组织，推动这一运动。于是，中共便由黄绍竑、龙云等出面，将范围扩大，不局限于立法委员，举凡国民党中央委员、高级将领等上层人士，均可在争取之列。
经过一个时期的联系，黄绍竑在其香港的寓所举行了第一次集会，到会者有20多人，连程沧波、成舍我、傅汝林这些报界、文艺界的名流都参加了进来，这也充分反映了当时国民党上层人物彷徨无主和苦闷的心情。
这次集会上，黄绍竑报告了北平和谈的情况以及国民党政府拒绝接受中共所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的经过。桂系另一重要人物刘斐则阐述了中共统一战线政策的主张及其对待民主人士的态度，还当场答复了与会者所提出的各式各样问题。
为了扩大这一运动的政治影响，他们决定集体发表一个政治性声明。因此，他们就中国革命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根据大家的意见和看法，最后由高宗禹起草了一个题为《我们对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的声明。这个声明由黄绍竑领衔，联名签署的还有贺耀祖、龙云、罗翼群、刘斐、刘建绪、李任仁、胡庶华、舒宗鎏、李觉、周一志、李默庵、潘裕昆、覃异之、张潜华、谌小岑、李荐廷、朱惠清、黄统、金绍先、高宗禹、陈汝舟、李宗理、杨玉清、唐鸿烈、麦朝枢、林式增、黄翔、骆介子、毛健吾、祝平、骆美轮、李炯、朱敬、瞿绥如、罗大凡、郭汉鸣、徐天深、刘绍武、王慧民、郭威白、黄耀、彭觉之、杨德昭，计44人。
这个声明义正词严指出：
“我们，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对于反动集团，曾经不断予以抨击。而对于其最近不顾人民利益的倒行逆施，更不能不表示坚决的反对与谴责！同时我们并愿郑重声明：自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劫持党权政权以后，一切反革命的责任，完全应由他们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