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在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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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在狱中- 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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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在狱中》
作者:师东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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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一个文革政治家的肖像和思考

写完我的《文化大革命纪实系列》长篇纪实文学后,我的重点转移到一些当年重大事件的参与者和组织者等具体人物命运上来。我计划选择一些非常具体的、有代表性的典型人物,用文学的笔触来剖析他们的归宿和灵魂,使我的这套纪实系列能更为完整地给那场被称为大革命的运动画上一个句号。因为人们对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并没有真正的结束,起码还没有在理论上给予最后的结论。尽管饱含伤痕的一些作家对那场给无数人带来灾难的“革命”已经有了许多的批判和揭露,但是真正从根本上或者说从实质上进行了剖析的作品不多。党内元老式的党史专家胡乔木以极大的愤怒说:“让我们永远诅咒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但是,这绝不是简单的骂一骂或者写上几篇文章、作上某个决议就能解决问题的。没有科学的、实事求是揭露和再现当时的真实。后人是不会像今天的当事人那样对此采取同样的态度的。所以。就有了我的一系列的创作计划和具体的安排。

张春桥.就是我这个写作计划中的一个重要的人物。研究文革。离开了这个人物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或者说。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他是一个贯穿文化大革命的发动、高潮以至几个回合的惊心动魄的较量,最后到结束的一个最为典型的政治家,称得上是地地道道的文革领袖人物。他一生最精彩的就是文革中的经历,人们感兴趣的也是他在文革中的表现,重点是他参与策划一系列机密的那几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本书继续体现作者一贯追求的风格,将在这里真实地剖析张春桥的真实灵魂和真实的思想以及他所参与策划的种种可以公开的或者不可告人的那些点点滴滴。

关于张春桥的书籍已有不少,公布的材料仅限于他得势时的讲话、活动和他垮台的揭发、批判,其实他的另外的活动人们知之甚少。本书将把视角剖析的重点放在了这里。对他的思想和灵魂。对他的背后的活动和机要问题的再现,对他的对手的真实情况的揭示,都是我们需要研究和了解的。没有正反两个方面的对照,就不会有真实的历史,也不会有正确的结论和研究。

张春桥,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历史人物。我们对他的关心是从研究那段令人永远难忘的历史开始的。所以,我历来主张对这样的人物应该撇开一切这样或那样的因素,就从历史来研究他的整个一生,就是为了顾全他为之奋斗的那个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目标。无庸讳言,他是那个理想和目标的信奉者和牺牲品。作为政治家,他是无可奈何的失败了,但是他并没有放弃他的目标和理想,这是他赖以生存和傲笑今日人间的信仰支柱和动力。他和他的同伙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策略。

在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所谓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除了毛泽东和先他死去的各类政治家外,只有两个政治家始终不渝地坚持信奉这场所谓革命和实践:一个是江青;另一个就是张春桥。

不管人们对他有这样或那样的谴责,他始终是一位在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的人物。这个历史地位决定了他的价值和意义。人,有时依仗了事件,会成全了自己。时间,往往随着一些人物的存在,变得珍贵起来。不管哪种原因,我的这部作品都会给历史留下点滴痕迹的。因为我选择了一个无法叫历史遗忘的人物。

所以,对张春桥的研究,就成了研究文革史的一项重要的内容。撇开了对这些具体人物和具体事件的来龙去脉的探索和求真,就无法准确的总结那段历史,也无法得出科学的结论和有益的经验教训。

我始终认为,现在做理论的探讨应该是时候了,但是我偏偏却选择了一条用文学再现这段历史和再现那些人物的道路。我认为,把那段难忘的历史风云用文学的形式表现出来,也可能比用理性的语言更为准确,起码在现在是这样的。物竞天择,在文学上,各种风格的花朵都有开放的权利和义务。作家,面对历史、生活和现实,可以有用笔驰骋的自由,这和政治家用自己的言行写历史一样,作家只是追寻着他们的脚步前进。只有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后,各式各样的人物才能在作品里找到他们眼里的美和丑。

如果说文学是人生的幽默,那我只能首推带有哲理的我的这些纪实作品。我自信这里会有政治家智慧那耀眼夺目的闪光和带有哲理的启迪。这里的哲理是一切热爱生活的人们所追求的。一切热爱生活的人们都会从中得到情、理、美的升华。我从来就不想丑化或美化什么人,因为这决不是属于作家范畴的任务。我也不想对历史作什么这样那样的评论,这也不是作家的职责。我认为,作家只有真实的再现历史和把真实告诉人们或读者。其余的让给专门的历史学家和理论家们来做。

这里只有真实的人生和斗争,而没有空洞的说教和灌输。这就是我的所有这类书的特点。当无数的骗子和伪君子们强奸历史、愚弃人们多少年后,我们把它公布出来,再现出来,究竟有什么不好和不利因素呢?聪明的读者和所有看了此书的人们是会得出自己的结论的。作家,永远面对着的是一个广阔的五彩缤纷的世界,也永远面对着一个神秘的或深邃的内心世界:正是这两个世界的冲撞,产生了一系列的不朽的文学作品。但是,我从来不敢奢望自己的作品会有这样的待遇。

聪明的政治家从来不干预作家手中的笔,他们相信历史的公正和无私。无论对他们的贬和褒,都是历史的一部分,自己走过的路程的一部分。既没有必要删除也没有必要喝斥,因为那都是你自己的影子。只有愚蠢的政治家才精心的编造他们的故事而指定作家必须这样写而不准那样写,结果会成为他们自己的历史而被人评说。对他们感兴趣的人会作出一切他们认为正确的说法的。

作为政治家,张春桥已经走完了他的道路。这条道路属于历史了,也就是说,人们有权对他的道路加以各种评说了。这里既不存在侵权,也不存在诽谤,而只是给人留下了这样或那样的思考。这种思考同样属于另外的人们,而绝对不会属于张春桥或类似他那样的人物。

与史同存是一种幸福,也是一种痛苦;是一种荣耀,也是一种耻辱。只有在这两者中不断地生活和选择,一个人的生命才会放出永恒的火花。

不要回顾失去的机遇,那是属于别人的东西;应该永远面对着未来,那里必定有属于你的一份。

鲜血不一定珍贵,泪水也不一定可惜。有时废墟更会对人们有所启发,往往失败才是最为辉煌的记载。

当我写着这本书的时候,总感到有许多的话永远也写不完

师东兵

一九九六年六月廿二日晚上七点半于书房

第一章 铁窗 对张春桥来说并不突然

对张春桥来说,他永远忘记不了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晚上的那个所谓的政治局常委会议,实际上是一个诱捕他的骗局。就在他准时来到中南海怀仁堂的时候,等候他的是早已布置好的抓他的警卫,还有组织这次行动的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叶剑英,还有那个跟随毛泽东几十年、却并没有得到毛泽东真正信任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

就是这三个人,竟决定了中国自毛泽东逝世以后的整个命运。看起来并不出众的人物,一旦他们拥有了权力,果然能在政治的天平中产生重大的倾斜。这使张春桥相信了那句名言:强和弱从来就不是绝对的,关键要看机遇之神是不是对你青睐。当你失去了机遇之神的时候,惩罚就会紧跟而来。

在华国锋宣读那张对自己进行隔离审查的决定时,张春桥就紧紧盯着他的眼睛。他看得很仔细,那位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的手,在微微抖着,他的厚厚的嘴唇也在索索地哆嗦。话语也不流利,好几个字竟然发错了音。是的,他从骨子里就没有看得起过这个人,料定他将来肯定经不起大的风浪。可是,今天他却干出了这种事情!这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只有叶剑英的眼睛里,对他明显地闪出憎恨的火花。那种火光,他看见过几次。但是,这一次比任何一次都清楚,都感到触目惊心!他和他是老冤家了,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两个人就开始较量上了。他认为,原来这个花花大帅是想依靠林彪来遏制中央文革小组的,但是林彪不上他的当。林彪并没有把他作为自己的基本力量,他宁肯组织黄永胜之类的将军,也不敢使用送上门来的元帅。这也好,使得这位开国的元帅另起炉灶,形成了一个被毛泽东一度称之为“老右集团”。林彪摔死后,毛泽东从平衡权力的需要出发,重新启用了这些“老右”们,没想到,他们并不对毛泽东的大度表示任何的感激,反而要不断地搞“右倾翻案”,终于触恼了奄奄一息的毛泽东,在撤销邓小平的同时,强令叶剑英“因病休息”,把军权交给了陈锡联。现在,他对自己的仇恨的起因,只有他自己能够说得清楚。

汪东兴没有坐在椅子里,但是一看他那副打手的脸谱,他就断定他在这个政变里起了关键性的组织作用。他曾经秘密派人调查和监视着外面的军队进军的动向。但是没有得到任何这方面的情报。从站在身边的警卫战士和干部来看,全部是中央警卫团的人。这足以说明了此人所起的作用。是的,他曾经在一九七○年八月的九届二中全会上跟着林彪、陈伯达大骂过自己,但是自己并没有计较过他,批陈整风和批林整风时,毛泽东一再保他,自己也说过他的好话,但是他还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最后和他们终于勾结上了。

张春桥临出门的时候,再次和汪东兴打了一个照面。那是一张永远也忘记不了的照面。张春桥的脸色苍白,眼睛里充满了仇恨的血丝,他怎么也想象不到他自己认为多年的战友行列里的人会对他下了这样毒手。张春桥自己感觉到他的手在嗦嗦地抖动了两下。但是那显然不是怕。而是出自恨。

“华国锋同志宣布对你隔离审查的决定,你听清楚了吗?”汪东兴跟着他出来后,重重地问了他一句,张春桥扭过头来,哼了一声:“你们经过政治局讨论和研究了吗?你们这是非法的,是反革命政变!你汪东兴应该知道这样做究竟意味着什么!”

汪东兴反唇相讥道:“现在说什么也是多余的,你还是回去好好反省你自己的过错吧。”

张春桥对此已经意识到了,现在说什么话也不顶用了。对他们已经失去了说服的可能。他曾经设想到了在未来的中央全会上会发生的分歧至斗争,那将是一场决定命运的关键时刻,而那一切都是通过中央委员们的表决来决定的。只有到了最后揭晓后。自己才会对有些人采取一定的措施。但是,他就是没有想到看起来温顺、忠厚的华国锋和他一直认为对毛泽东忠心耿耿的汪东兴会采取这样的极端手段。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八日,张春桥曾经让萧木给上海传达他的指示,那个指示里概括了他的担心和思路:

“阶级斗争形势你们要经常地研究,一方面要提高警惕,另一方面要提高我们的信心。马克思主义刚出来时,中国这么一个大国还没有人知道;后来到了列宁,中国懂得马列的人也很少。现在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在世界传播开的,比起那时候懂得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倍,所以要建立信心。当然要看到曲折,看到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是谁挂帅。这个挂帅人物,我们要看准。邓小平不行了,不等于修正主义就没有势力了,他们还要和我们较量。究竟谁胜谁负,还有一个较量的时间。至于上海的工作。转告上海方面不要着急,不要多出头,许多事让外地去搞,我们把工作做得扎实一些。上海不搞,别人还会拿出几条来讲你。老实说,上海还没有真正经受过严重考验,林彪、邓小平要搞上海,都没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话,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的。”

还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廿六日,也就是毛泽东八十一岁生日的这天,毛泽东在听取完周恩来和王洪文关于四届人大筹备情况的汇报以后,对他们说:“我现在正考虑这一重大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的大事,那就是列宁为什么说要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打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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