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在狱中- 第28部分

现在，就连费孝通这样的人也竟然跳了出来，成为什么特别法庭的审判员。这岂不是证明了这些人的改造统统都是假话吗？资产阶级刚刚上台，这些人就迫不及待地跳出来，这就说明了这些人的动摇性和革命的不坚定性。这也是他们的通病。”

其实，这些人根本不知道，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张春桥所讲的话如果没有毛泽东的指示，我怎会随便对一些中央领导人表态呢？还在运动刚刚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就给他和姚文元等人交了底：

“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对我们党内的历次错误路线的总清算。”毛泽东一口气点了许多的名字，其中也有朱德、陈毅和其他一些人的名字，他说：“这些人都是我们党的历史上闹过别扭的人。如果这次革命能对他们的错误有所涉及，那是再好也没有的了。许多话，我不好再讲了，但是你们讲可以。你们的大多数人没有经过同他们展开的路线斗争，就可以请他们来给你们当教员。但是你们一定要先批他们。否则他们还会在你们面前摆摆老资格。好像中国的天下是他们打出来的。其实轮到他们自己的功劳，究竟有多少？大家可以具体地分析出来的。”

毛泽东的这番话，显然是要他们在适当的时候出来批判被他称作“老右”的人们。

张春桥在正规的审判过程中，一直在思考着许多的问题。表面上看，他对法庭上调查的问题似乎漠不关心，连想都不想。其实，他对那些事情始终在认真地听着，脑海里在盘旋着所有的过程。他突然觉得，法庭上所纠缠的那些，其实早在一九六六年底和后来赤卫队、红革会掀起的“炮打张春桥”的几次斗争中，早已经提出来过。毛泽东看了他们所总结的材料，说“屁话，一文不值！他们所搜集的那些材料不仅打不倒你张春桥，反而恰恰证明了你是正确的，是好同志。”

现在他们表面上是在审判我张某，实际上特别法庭的矛头处处是在针对毛泽东的。就是连普通的工人和农民也看出了他们的醉翁之意不在酒。再说的具体些，我张春桥就没有那个本事把这些出生人死的老将帅们整得死去活来，也不可能给他们定这样或那样的罪名。一句话，我没有那个权力！

还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六日晚上至七日凌晨，也就是在所谓一月革命风暴的前夕，张春桥和姚文元在政协礼堂三层休息室里接见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的代表王洪文等人。他们一个绝妙的谈话。王洪文对他俩说：“赤卫队和国绵十七厂的一些人要造张春桥同志的反，说张春桥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张春桥说：“这个情况我知道。他们连打了三次电报，叫我回去检查，否则一切后果是叫我负责。我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说：他们是胡闹，不要理他们。”

王洪文说：“他们已经来到了北京，要找周总理告你。”

张春桥哈哈笑道：“雕虫小技，不值一提。来告我们，我们也不怕！”王洪文说：“当前运动可能有反覆。我们也清楚，中央文革小组的处境也很为难。”张春桥依然笑道：“你们不要把他们估计过高，你们不要替我们担心。”

姚文元说：“你们不要把问题看得太严重了。他们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在任何时候，毛主席的无产阶级还是占统治地位的嘛。尽管在一些地区和部门，他们占了多数。但是，他们是因为群众不了解他们的情况，一旦了解了情况，就会迅速反戈一击，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的。中央是不会把文化大革命停下来的。这一点，我们的毛主席决心已经定了。不管到了任何时候，这种斗争也是非要进行到底不可。我想我们的同志们已经也应该深刻地感觉到了这一点。”

王洪文说：“这个我们早就感觉到了。”

张春桥这时还没有意识到眼前这个小伙子将来会有大的出息，但是他看到了，他是绝对不会寂寞的。他的脱颖而出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那时的不怕，是因为他们有毛泽东的强而有力的支持。现在这个巨人已经永久地倒下去了，所以中国一下子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这个教训还轮得上我们这一代人吸取吗？张春桥在问自己，也似乎在问所有的人。

这就是张春桥的心思。

第十九章　他总是在散步　没完没了地走

张春桥回到监房后，在床上刚刚休息，医生和护士走了进来，他们打开量血压的机器，就要给他往胳膊上戴，那个医生想要说什么，被张春桥粗暴地打断了：“请你不要和我说话，奇书…整理…提供下载我已经很累了，现在什么样的医疗都是多余的。我最需要的是休息。”

医生们并没有使他为难，见他拒绝进一步的检查身体，就草草地结束了他们的例行公事，退出了监房。他们对监管人员说：“张春桥的情绪很特别，需要你们的高度注意。据我们的经验，这样的人有自杀的可能。”

但是，这一回证明医生们错了。他们错误地认识了这样一个对象。

此刻的张春桥想得最多的不是死，而恰恰是想如何活下去？活着如何能看到他所希望的那种局面。这次法庭调查，对他的刺激真是太大了。特别是所谓红卫兵代表的蒯大富的作证，使他对当年的一系指示更有了深刻的认识。

“你别看现在的五大学生领袖口号叫得比谁都厉害，他们将来是分化的。肯定会有人经不住考验堕落下去。”毛泽东在一九六八年七月对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人说，“现在他们已经头脑发势，谁的话都听不进去了。如果连我的话都不听，那么你们的话就更听不进去了吧？什么人的话会对他们有效，那就是坏人的话他们听起来顺耳。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有很大的功劳，学生运动必须要和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相结合，这是历史的证明。、如果仅仅是在学生的圈子里钻着，肯定要走向他们自己的反面。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时候，他们还会把斗争的矛头转向我们。这一点你们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现在的事实不正是这样吗？

这个蒯大富，他曾经对他抱有很大的希望，没想到他会在法庭上用那一种敌视的语气和嘲弄的语言来说话。这太使他感到意外了。

他曾经研究过这个学生领袖的全部情况：蒯大富生于一九四五年，他的父亲是江苏省滨海县一个普通的农村干部，父母亲都是共产党员。他在家里是老大，还有五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一九六三年九月，这个农民的儿子考上了北京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成为一个大学生。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毛泽东批准的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广播并发表后，蒯大富也积极响应了毛泽东的号召，起来造反。在刘少奇的指示下，以叶林和王光美为首的工作组进驻清华大学后不久，蒯大富认为这个工作组没有代表他们的利益，所以再次奋起，提出了要让工作组滚蛋的口号。薄一波在六月十九日指示说：“蒯大富要赶工作组，是不要党的领导。这样的牛鬼蛇神跳了出来。我们正好反击。”于是到了六月廿一日，蒯大富在张大字报上写下了这样的批语：“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那我们每个革命左派就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

王光美听了汇报，马上指示：“蒯大富要夺权，夺谁的权？夺共产党的权！这样的人难道不是反革命吗？如果我们不和他展开斗争，那我们的工作组还呆在清华干什么呢？”

薄一波亲自打电话给工作组组长叶林，布置反击的具体办法。

一九六六年六月廿四日，叶林在清华大学学生集会上发表讲话说：“目前有一股风，是阴沟里冒出来的风，那就是敌人肆无忌惮地攻击工作组，反对工作组。我在这里再一次宣布：工作组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派来的，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不是反革命又是什么呢？所以大家要擦亮眼睛，坚决同蒯大富划清界限，坚决同他展开斗争。”这下会场大乱。

刘少奇听取了汇报后，马上指示王光美等人：“清华的反蒯是正确的，不把这样的人打下去，我们的运动就不能健康地向前发展。对蒯大富这样的反面教员，你们就是要紧紧抓住不放，让他交出后台来嘛。”

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反蒯斗争就在清华开展起来了，蒯大富在多次被揪出斗争以后，要求到中南海喊冤被拒绝后，宣布绝食，以死抗争。

张春桥从一个简报上看到了这个消息，马上对江青说：“薄一波等人的这些做法太过分了。一个二十来岁的学生，怎么能成了反革命？再说，毛主席并没有什么工作组，他们这样干，不是明明白白地压制学生运动吗？我看蒯大富起码不是反革命。”

江青说：“清华大学是刘少奇同志亲自抓的点。中央有个规定，刘少奇的点，中央文革小组不能随便去清华领导运动。但是那里的情况可以随时向主席报告。”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八日，毛泽东从南方回到北京后，康生和张春桥等人亲自向毛泽东汇报了清华大学的情况，其中蒯大富问题成了清华大学的一个重要话题。毛泽东气愤地说：“蒯大富要是成了反革命的话，那么整个北京的革命派都应该杀头了。什么工作组，我看就是为了控制整个运动的，是保黑帮的。这次运动就是不能用派工作组的办法。你们仔细再做一些调查。看看派工作组究竟有什么好处！”

毛泽东指示工作组统统撤出去的决定通过后，以李雪峰为首的北京市委要于一九六六年七月廿九日召开全市大中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康生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说：“可以找人把清华大学的蒯接来参加大会。”刘少奇坚决反对，说：“蒯大富怎么能成了积极分子呢？他不能参加会议。”康生说：“他最先起来造旧党委的反，为什么不是积极分子？我看他最有资格参加会议。”刘少奇说：“你对清华大学没有做过细致的调查，你是没有发言权的。”康生拍着桌子说：“工作组把人家的团籍开除，在大会上进行围攻，这叫什么辩论！不许蒯大富上中央告状，起码是不符合国法和宪法的。这样的人就是积极分子，我坚决主张把他接来参加会议。这就是对他的一种支持。”

于是，康生派王力和关锋亲自去把蒯大富接来，参加了这次会议。

张春桥看望这个学生时，特地说：“你是毛主席把你解放出来的。如果没有毛主席的革命政策，也就不会有你的今天。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是要置你于死地的。”

当时，蒯大富连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当蒯大富解放后，组织了新的红卫兵，名称叫井冈山兵团，后来组织成“红卫兵第三司令部”，成为全国很有名气的造反派组织。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初，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势力和刘少奇等人的矛盾日益尖锐化后，毛泽东下了整垮刘少奇的决心。这时，张春桥想到了那个蒯大富。他在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会议上对江青等人说：“我们就是要用蒯大富这样的小鬼打倒刘少奇这样的大鬼。该给蒯大富等小将们放放手了。”

陈伯达马上就说：“派工作组的怀仁堂会议主要就是刘少奇和邓小平他们两人搞的。北京抓在他们手里，他们想搞一个样板，把全国搞成了白色恐怖。有不同意见的人。他们就千方百计地要把他们打成反革命和右派。清华大学的那个蒯大富完全失去了自由，要到中央办公厅去谈问题，还有两个人押着去谈，可见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春桥同志的建议很对，完全符合主席的思想。”

所以才有了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张春桥约见蒯大富那一次谈话。

张春桥反覆回想，记起了那天的情形。但不是张春桥主动地约见他，而是蒯大富几次打电话，说是有重要的情况报告。张春桥请示了江青和康生以后，才和蒯大富定了时间。那天下午，蒯大富一见到张春桥，马上送了一大包材料说：“现在清华的形势很好，包括刘少奇的女儿刘涛都揭发出了刘少奇的大批问题“，我们怀疑这个家伙还要继续进行反扑，和我们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清华的一些人在继续整理中央文革的黑材料，目的就是要继续掀起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逆流。我们希望中央文革给我们下达战斗任务。请春桥同志转告江青同志和毛主席，我们三司誓做中央文革小组的铁拳头。你给我们下达战斗任务吧。”这时，张春桥才说：“你们既要做好胜利的准备，也要做好失败的准备，特别是刘邓那些人上台的准备。这场文化大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形形色色的阻力。这次的阻力是很可能要在一定的时候和情况下得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