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自由职业者”。
在他历次所填写的表格里，都写道：“没有参加过任何反动党团、反动军队和迷信团体。”在一九五零年的《简历表》中，他写道：“一九三六年四月在上海吴成志、林福生介绍入党。一九三八年八月在延安经顾光斗、雄飞介绍重新入党。一九三九年二月转正。”
华国锋把他的历史看得很详细，他看到这些时问汪东兴：“从这个表里，好像张春桥在十九岁时就在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还要在一九三八年在延安重新入党呢？他是否脱过党？或者叛过党？”
张春桥的这段入党的历史，林彪早就派人秘密调查过。上海红革会两次炮打张春桥的时候，把他的有关情况弄得满城风雨，老幼尽知。汪东兴早就从他们的材料中熟悉了张春桥的历史，他对华国锋说：“他一九三六年四月加入的那个党是非法的，没有经过上海地下党的同意和批准。这个所谓的‘预备党员委员会’是叛徒宋振鼎组织的，其成员不少是从国民党苏州反省出来的自首叛变分子和脱党分子。不久，被当时上海党组织发现。由吴仲超同志代表党组织宣布予以解散，并责令宋振鼎通知了所有参加这个组织的人，也通知了张春桥。张为了掩盖他的历史。一九三八年在延安入党以后，仍把参加这个组织作为他参加共产党的时间。”
纪登奎在旁边插话说：“毛主席知道这个情况，曾经对周恩来说过：‘春桥的历史是鲜红的，无可指责。林彪抓住他老婆的变节行为大作文章，目的是为了整垮春桥。这没有多大的意思。春桥的老婆左右不了大局，我们还要给出路嘛。就是对所有的叛徒、被俘人员，除了不准他们重新入党外，都还要给出路的。’根据这个情况，张春桥这样填写表格，没有多大的错误。”
华国锋还是认真地看了专案组搜集回来的几张证词：
一个是宋振鼎，也就是当年化名吴志成的人于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廿五日写的证明：
“我一九三二年九月被捕，一九三五年七月从苏州反省自首出来后去上海。一九三六年四五月间，我化名吴志成与原社联林福生（从苏州反省院出来的）、王德明等成立中国共产党上海预备党员委员会，曾经我介绍张春桥参加为预备党员。这个组织没有党的组织领导，是我们自己成立的。成立不久，上海党组织派吴仲超找我谈话，指出这个组织是非法的，叫立即解散。我们当即解散，并通知到所有参加的人，也通知了张春桥。此后，我再未介绍过张春桥入党。”当年和宋振鼎谈话的吴仲超，现在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院长，他也写了一个证明：“一九三六年在上海，宋振鼎同一些叛变自首、住过反省院和不三不四的人成立了一个预备党员委员会，这是个非法组织。由我通知宋振鼎，宣布取消了这个组织。解放前我不认识张春桥，文化大革命中，从外调的小将们口中才知道那个委员会内有张春桥。”
陈锡联看过材料后对纪登奎说：“这说明不了张春桥的任何问题，只能从旁边说明，张春桥是老实的，把当时的情况都写明了。此外，还说明什么呢？”
纪登奎把张春桥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四年在济南正谊中学读书期问所谓充当国民党特务的材料递给陈锡联，他特意提醒道：“这是一个罪犯写的揭发材料，说张春桥在十五、六岁的时候就受命监视和密告领导反蒋抗日学生运动领导人，我对此材料的真实性表示怀疑。现在这场揭批清查运动比任何一次斗争都可怕，搞些伪证可是随时可能的。”
陈锡联不动神色地审查了那篇唯一的交待和揭发：
“我叫徐伯璞。又名称徐宝琦、徐立椿。今年七十五岁。山东省肥城县人。一九二四年参加国民党。担任过国民党中央驻绥远特派员，山东省党部委员，中训团区党部委员，教育厅政治指导员，山东省济南正谊中学校长，伪教育部科长等反动职务。追随CC特务头子陈立夫、陈果夫干了近二十年。一九三二年我当济南正谊中学校长时，张春桥是我校五五级学生。他同我关系很好。当时，张在学生运动中，表面积极，暗中告密，是个两面派人物，经常同复兴社分子学校训育员黄僖棠、范贯三等接触。”
“一九三三年，正谊中学有一次举行周会时，有一部分学生散发传单，鼓动罢课，要求抗日。这时张春桥曾向我密告我校领导学生运动的程鸣汉、鹿效曾、郑庆拙等学生。我将这几名学生的活动的表现，向伪教育厅作了报告。后来我以‘煽动罢课、侮辱师长’为藉口，将张春桥告密的几个学生开除了，并将程鸣汉等人活动情况告诉了法院法官胡性孽，要他们严加惩处。不久，反动当局以共党分子名义，逮捕了程鸣叹，在审讯中严刑拷打，判处无期徒刑，死在狱中。这件事，一九五二年我在南京判刑时。做过部分交待。”
徐伯璞的这个亲笔揭发的落款日期是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
负责审查这个专案的人员还找到了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四日南京市军管会对徐伯璞的判决决定书，判决书所列的几条罪行里，确有所说的一九三三年国民党当局开除、逮捕济南正谊中学领导抗日的学生负责人的这条罪状。但是，纪登奎等人认为，只凭徐伯璞一个人的证词，很难说明这几个抗日爱国学生就是张春桥告密的。他问汪东兴等人：“还有张春桥参加特务的证明吗？还有他告密的其他文字或人证吗？”
没有任何人敢于回答纪登奎的问话。
汪东兴过了几天，给所有的政治局委员发下一套称为关于张春桥参加国民党复兴社的法西斯组织华蒂社的各种材料和证明。这些文件证明：一九三三年春，张春桥确实同国民党复兴社分子李树慈和马吉峰等人在济南发起成立华蒂社，并创办了《华蒂》月刊。
其中最可靠的第一手原始证据，是一九三四年上海《文学》月刊七月号报道的济南消息：
“华蒂社：成立于一九三三年春天。最初社友有二三十个人．如李树慈、金灿然、马峰、吴稚声、张春桥、孙任生等，都是发起人。华蒂社最发达的时候，社友达六十余人，出版了两个周刊，一个月刊。”
此外，一九三四年天津《当代文学》一卷五期刊登的《济南通讯》上也报道过：“从前有很久历史的‘华蒂社’，曾一度出过三期的月刊，社员有五六十人。马吉峰、张春桥等，他们在从前都是华蒂社的中坚。”
纪登奎从上海红革会等群众组织送上来的材料里，看过一九三三年济南出版的刊载有张春桥文章《银铃》、《秋》的《华蒂》月刊。对这个存在很短时间的组织有所了解。当时只有十六岁的张春桥只是一个文学爱好者，他怎么能参加什么法西斯组织呢？这个组织除了写作办刊物，并没有任何活动，怎么叫法西斯呢？
偏偏有两个罪犯的证明材料：一个是李树慈于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三写的，另一个是反革命特务分子在一九六八年六月廿七日写的，都具有一定的说服力。所以，纪登奎看得相当认真，并作了一定的调查研究。
李树慈写道：“我是一九三三年在济南由黄僖棠介绍。参加‘中华革命同志会’的，后转为复兴社。在山东省的国民党复兴社正副头目是秦启荣、黄僖棠。一九三三年春夏，黄僖棠授意我，以编文艺刊物为诱饵，收买拉拢一批青年学生，成立了‘华蒂社’。这个组织是由我和张春桥、马吉峰等人发起的，刊物也以《华蒂》为名。‘华蒂’暗含‘中华法西斯蒂’之意，以便这个反动组织的政治性质更加明确。我是‘华蒂社’的负责人，也是刊物的主编。开始，在国民党报纸《历下新闻》副本刊上出版《华蒂》周刊，后由黄僖棠向复兴社要求，批准每月三十元的印刷津贴，编印出版单行本《华蒂》月刊，出版了三期，均由复兴社经营的午夜书店印刷、发行。《华蒂》周刊出版后，黄僖棠就叫我写一份‘华蒂社’社员名单交给他，以便上报复兴社南京总部。名单中有张春桥、马吉峰等十余人。‘华蒂社’的任务是为复兴社的反动政治服务的。其宗旨是：鼓吹所谓‘民族主义文学’，反对以鲁迅为旗手的左翼文艺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强调‘国家统一、民族统一’，拥护蒋介石反共、配合反革命的‘围剿’。复兴社给我的任务是：利用编这个所谓文艺刊物，为国民党反动派跟共产党争夺青年，抵制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青年运动；通过分发、推销《华蒂》月刊跟学生联系，探听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情况，为复兴社提供情报。张春桥是‘华蒂社’中坚分子，积极为‘华蒂社’发展组织，介绍了陈庆璋参加‘华蒂社’。张还模仿被鲁迅一再痛斥的‘第三种人’的情调，给《华蒂》刊物写了五、六篇稿子。他还拿着《华蒂》刊物到各学校去分发、推销。”
陈锡联指着这篇东西问道：“你看这个材料可信吗？”
纪登奎摇摇头：“很难完全相信。里面的很多语言都是现在流行的，当时不会是这个样子。张春桥当时作为一个十六岁的中学生，不会和他们搞到一起的。但是，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和他们建立投稿的关系是可能的。这怎么能叫参加法西斯组织呢？罪犯肯定是受了威胁、恐吓或者刑讯逼供的情况下写的。这个我有一种预感。不过，现在讲这些没有多大的意义。”
“我对马吉峰的这个材料可是有点迷惑，他一九七零年已经病死。可材料是一九六八年六月廿七日写的。这说明是有人让他写的，究竟是什么人让他写的呢？”陈锡联把一份材料摆到纪登奎面前，充满疑虑地问道。
纪登奎又仔细地把署名“马吉峰”的节录材料阅读起来：
“抗战前李树慈（束丝）、孙耀南（任生）组织‘华蒂社’，是要把济南各学校的文艺团体统一起来，把济南各学校的爱好文艺的青年都集中在他们的领导下。这种情形是与山东济南的国民党反动派内部的‘CC派’与‘复兴社’的斗争有密切关系。因为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的‘复兴社’抬头了，它要把它的魔爪伸到各个角落去。‘华蒂社’就是在这种目的下组织起来的。当时参加的正谊中学张春桥、第一师范的孙耀南，济南高级中学的李束丝（树慈）、金灿然（欣声）等等。”
“金灿然（欣声）在‘华蒂’快垮台的时候，大概是一九三三年，对我说：‘吉峰，你知道‘华蒂’是什么意思？’‘它不是what的译音吗？’‘你把它看得这么简单了，华蒂，这是中华法西斯蒂的含义！’‘这成了复兴社的组织了！’这就是他们的组织，不然的话，黄华棠、黄僖棠他们能出钱！’”
“上述所供事实，完全属实。”
纪登奎向汪东兴询问有关情况时，汪东兴作了解释：“这个笔供里的人员是这样的，马吉峰，又名马峰，是个反革命特务分子。早在一九五九年被我逮捕判刑劳改，一九七零年病死了。这个笔供是专案组从山东省公安机关的档中查出的。孙耀南，现在山东省。金灿然，已死。黄华棠，已经逃到了台湾。这个材料不会有假的。”
纪登奎说：“如果仅凭这些东西要定张春桥是个国民党的特务分子，很难。因为他写的作品人们都看过，将来我们的后人也是要研究的，张春桥的作品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这些材料说明不了多少问题。另外，马吉峰的材料其实说明了‘华蒂’的来源，是英文what的谐音，是中文‘为什么’的意思。这个解释是有可能的。我好像在一次批林整风的会议中听到过张春桥的讲述。”
“现在顾不了那么多了。就是弄清这些罗嗦事也是以后的问题。”汪东兴满脸不悦地说，：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采取一切措施打好揭批‘四人帮’的第三个战役，彻底把他搞臭，不给他们的余孽以半点喘息之机。”
纪登奎马上想起了华国锋对一九七七年发出的战斗任务。就是要采取一切手段，把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姚文元搞臭，摧垮。华国锋说明很明确：“揭发批判‘四人帮’是一场政治大革命。两个月来，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已经普遍展开，形成高潮。明年应当搞得更好。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放手发动群众，造成革命声势，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深入地彻底地揭发批判‘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接着要揭发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面目和罪恶历史；要揭发批判‘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及其在各方面的表现；还要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上进行批判。通过揭发和批判，彻底肃清‘四人帮’在全国各条战线的流毒和影响……”
但是，只有纪登奎深深地感到很难。专案组除了找一些已经定案的罪犯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