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人世间最苦的是相思，可我觉得最恼人的是寻找。寻找是一个充满着急与焦虑的过程，寻找也是一个不断失望的过程。李清照不也发出过“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感叹么？秦始皇派人东渡大海，却找不到长生不老之药；孟姜女哭倒了长城，也找不回自己的夫君。而我，真的找不到那张补卡收据了。
一阵急火攻心后，我慢慢平静了下来。细细一想，忽然发现“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我手里有补卡通知单和补办的新卡，两者的卡号完全一致，而工行的收费标准又是100元，这不就能证明工行收了我100元补卡费吗？事实不是明摆的吗？很快，我就从《中国公民法律援助手册》上找到了答案。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当事人主张的几种事实是无需证明的，即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可以免除。这其中一种情况就是：根据法律规定和已知事实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我虽然找不到交款收据了，但这一事实很容易就能推定出来。
这一起诉障碍很快就清除掉了。
北京的4月天，已经有了些炎热的味道，气温经常在二十五六度以上。想保持肌肤美白的女孩，出门时都打起了阳伞。我不打伞，汽车就是我的伞。
拿着刚写好的起诉状，我开着车，直奔宣武区法院。宣武区法院距离白纸坊储蓄所并不远，或许还不到一公里。但不常与法院打交道的我还是先了解了法院的具体位置。法院在右安门的正北方向几百米处，与有名的旅游景点大观园隔街相望。
到宣武区法院时，已经是12日下午4点钟左右。我匆匆走进单独面街而设的法院告诉庭，屋子里仅有一两个办事人员，显得比较安静。我将状子递入窗口。
“你告宣武支行？牡丹交通卡是在全北京市范围内发行的，发卡的政策肯定是工行北京分行在制定，你是不是应该去告分行啊？”接待我的法官像是自言自语。
“告分行？可是，收我钱的是宣武支行的储蓄所，分行怎么可能退我的钱呢？”我一时也有点摸不着头脑。
“但你告宣武支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啊，因为发卡及补卡的政策肯定不是宣武支行自己制定的。”
一开始，我以为法官是在推托，不想立案，但仔细想想他说得也有道理。
从法院出来，已快到下班时间，法院所在的南菜园街上已是车水马龙。三三两两的女中学生骑着车，从我身边驶过，留下一串银铃般的笑声。她们无忧无虑，充满朝气，而我却在为找一个能说理的地方犯愁。远远望去，大观园门前的右安门立交桥上，一辆辆汽车在飞驰着，驶向复兴门。路边的树上早已长满绿叶，树枝随风摇曳，发出一阵阵轻微的哗哗声。
这时，一位同事的电话打了进来。
“白跑一趟吧。我早跟你说过，打官司太麻烦了，你偏不听！”
“麻烦是麻烦，可我不能半途而废啊。”
“你现在上班已经够忙的了，打官司可不能影响工作啊。”他的话进入了正题。
是啊，打官司肯定要投入不少精力。但冯·耶林曾这样说：有1000人迎战时，若其中一个人逃跑了，不会有大的影响。但其中100人弃甲曳兵的话，忠实地死守阵地的人们随之增加了难度，抵抗的负担完完全全地压在了他们的肩上。在司法领域存在着法与不法的斗争，需要万人团结一心的团体、国民共赴斗争。在此，逃跑者无论是谁，都是对共同事业犯下了背信弃义之罪。因为他长了敌人的信心和士气，增加了敌人的力量。因此在司法上要求每个人在各自的岗位上维护法律，在自己的岗位上做法律的看守人和执行人。
是的，我不愿意当逃兵，我要做法律的看守人与执行人。
当天晚上，我即着手修改起诉状，将被告的名字换成了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分行的经营地址在复兴门南大街2号，属于西城区。我决定第二天中午去西城区法院递交诉状。
第二部分：怒写起诉状平生第一遭怒写起诉状平生第一遭（5）
周萍对我打官司满支持的。第二天中午，我的这位年轻女同事开着自己刚买的西耶那，带着我顺着西二环路由南往北，驶过广安门、复兴门、车公庄，直抵西直门立交桥南的人民医院。在它的北门外有一条东西走向的街道，叫西直门外南街，西城区法院就在连接这条街道的一条南北走向的胡同中。
与宣武法院一样，西城法院的立案庭同样不在办公大楼内，而是在办公楼北面一建筑物中。走上二楼，我心中不免有些忐忑。
2004年初，中国工商银行总行因广告词“一卡在手，走遍神州”被人起诉，受理法院就是西城法院。满有获胜把握的原告没有料到，一审判决自己却输了官司。事后这位原告说，法院和工行是“官官相护”。
这也是我所担心的。不管是工行总行还是分行，都在西城区，想必与西城法院的关系不错。我的官司能在这里立案吗？立案后能打赢吗？说实话，这些问题头一天夜里我已经想过，但没有办法，案件的地域管辖原则就是这样。
这里的条件比宣武法院要好一些，因为办事人员不必像在宣武法院那样，站着说话。这里有椅子，可以坐着与法官交流。我坐到皮椅上，从包里拿出状子，递了进去。
接待我的是一位30多岁的女法官。她大致看了一遍起诉状，然后将状子递出来，客气地对我说：“我们庭长在右边那间屋里，你进去问问她，看你这种情况可不可以立案。”
我有点不解。能不能立案，立案庭的法官自己心里应该有谱啊，怎么自己做不了主呢？
我拿着起诉状，同样忐忑地走进右手边的里屋，小心地问：“请问庭长在吗？”
屋里有两位女同志，大约都有40多岁。我不知道我要找的是哪一位。
“你有什么事？”坐在第二张办公桌后面那位女同志问我。
原来她就是庭长。我给她讲了原委，并将起诉状递给她。她大致看了一遍，说：“你这个不能立案。”
“为什么呀？”我一听有些急了。
她解释说：“你起诉要求工行向所有补办过牡丹交通卡的人退款，这应该算是一个公益诉讼，不过在我们国家的法律中，还没有公益诉讼这一正式法律用语。按法律的规定，是谁的权利谁自己主张，别人的权利你怎么能替别人去主张呢？”
女法官的解释是对的，但在当时，我对此并没有完全理解，于是着急地说：“那工行违反规定乱收费，你们法院不该管管吗？”
“你说是乱收费，可什么叫乱收费？如果工行定的标准是50元，它却向你收100元，这才是乱收费。现在人家定的标准就是100元，它并没有乱收费啊。”
我赶紧搬出《集成电路卡应用和收费管理办法》，辩解说：“国家有规定，收费必须报批，没有报批当然属于乱收费啦。”
“如果你认为它乱收费，你可以去行政管理部门举报它。”
当时我想，行政解决是一条路子，司法审查也是一个办法，现在工行侵害了我的合法权益，我可以选择我认为更好的解决办法。你西城区法院为什么要把我往门外推呢？但女庭长不再听我的解释。
没有办法，只好再一次打道回府。此时才中午1点半左右，西二环上畅通无阻。周萍把车开得很快，我的思绪也在翻腾着。
我想，可以受理我这个案子的，就只有宣武和西城两家法院。一是因事情发生在宣武区，一是因为无论是工行总行还是分行都在西城区办公。其他十几个区县的法院都不具有管辖权。倘若这两个法院都不给我立案，我的官司可就打不了了。
我感到沮丧。
但我不甘心，决定到宣武区法院告宣武支行。4月14日下午快下班时，另一位同事禹凯锋开车带着我再一次来到宣武区法院，我把已将被告名称换回到工行宣武区支行的起诉状递给法官。这一次接待我的是一个年轻的男法官。他看了我的诉状，说：“你的起诉书应该有个案由啊。你怎么没写案由？”
说实话，当时我有些发蒙。案由？从没打过官司的我对此并不熟悉。我说，我就告它乱收费，这不就是案由吗？
“乱收费并不是一个法律术语，也不能成为案由。”年轻的法官解释道，“案由的意思就是你为什么要告对方。你看看墙上贴的。”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我看到身后的墙上，贴着几张“打官司须知”。其中有一个离婚案件起诉状的书写格式，案由一栏写着两个字：“离婚”。
至此我才恍然大悟：我的起诉状上还缺乏案由一栏。这是重要的一项，没有它，起诉状就是不完整的。可我心里也想，朝阳区法院的网页上没有提到过案由一事啊。“被误导了。”这是一句自我解嘲的话。
“再说，你可以去西城法院告啊。”这位法官也有同样的看法。
我不敢告诉他我已经去过西城区法院，因为那样一来，我“败走西城”的事就会暴露无遗，他也会从中受到“启发”，也不给我立案。
“不，钱是在宣武区被收走的，我要在宣武区起诉。”
“其实你可以这样，把宣武支行作为第一被告，把制定政策的北京分行作为第二被告，这样就比较好了。”
就像陶渊明所著《桃花源记》里的那个划船人，见到桃花源后一下子“豁然开朗”一样，听了法官的话我同样眼前一亮。告一个再捎带上一个，这不全结了吗？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第二部分：怒写起诉状平生第一遭怒写起诉状平生第一遭（6）
案由怎么定呢？回到单位，我又琢磨开了。禹凯锋也对我说，案由一定得找准。几年前，他曾出面替报社打过一次官司，所以他有一些实战经验。
我想到了我另外一个朋友，律师王丽娟——她曾经是我的同事。我打电话给她，与她讨论起案由的事——
按说，工商银行多收了我的钱，我要求它退还，这表明它欠我的债。这一关系在法律上是一种债权债务关系。但是，在民法中，债权关系分为好几种，如不当得利之债、无因管理之债、侵权行为之债和合同之债等。我的起诉案由该确定为哪一种呢？
无因管理之债？显然不是。
侵权行为之债？对，很像。我的钱被违规收取，我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这或许就是一种侵权之债？
合同之债？也像。我去补办牡丹交通卡时在一张补卡通知单上是签了名的，这是一种合同关系。但是，这个合同却没有合法的依据，因为工行的收费办法没有报物价部门批过。
不当得利之债？工行没有合法的依据向我收取补卡费，使我的财产受到了损失，工行的行为就是不当得利，而按《民法通则》的规定，不当得利应该返还受害人。
经商量，最后我决定，以不当得利为案由，起诉工商银行。第一被告是宣武支行，第二被告是北京分行，要求第一被告退还我的100元补卡费，第二被告立即停止执行自定的收费标准，重新制定标准并报价格管理部门审批。
这就是今天社会上传得沸沸扬扬的“工行牡丹交通卡补卡收费不当得利案”。
不过，在这个版本的起诉书里，已经没有了“判令被告向北京市所有补办过牡丹交通卡的人退款”的诉讼请求。为什么？一则是因为我听取了西城区法院那位女法官的劝说，不再去替别人主张权利，我也没有这个权利；再一个是因为我听了王丽娟的解释——如果要求向所有的人退款，退款额可能有几百万元之巨，这意味着诉讼标的额一下子从三位数蹿到了七位数，案件受理费用也会急剧膨胀——我哪有那么多钱去打官司？
4月15日下午，带着新写好的起诉状，我在单位门口打了一辆夏利出租车——这天妻子把车开走了。
“去宣武法院。”一上车，我就给司机指路。
“去打官司？”这位司机也有新闻敏感。
我把情况给他简单讲了讲。
他很惊讶地说：“是吗？会收那么多？工行真黑！”
老百姓的话就是直白，虽然难听一点，却也形象。不像我等爱文绉绉地说：工行违反国家规定擅自制定收费标准……后来我了解到，绝大多数人都有工行收费“太黑”这种感觉。
约15分钟后，我第三次走进宣武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