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由于外受帝国主义侵略奴役，内受封建专制压迫剥削，终于被推进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未能实现近代化。
在民族和国家独立自主方面，由于受到帝国主义列强、后来则主要是日本的宰割和战争侵略，国家被划分为各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遭受“瓜分豆剖”之苦，台湾、东北曾在一段时期内甚至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等反帝反封建斗争，又都遭到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联合镇压。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和清政府反动统治，建立了民主共和国，但很快又被北洋军阀勾结帝国主义扼杀。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掌握全国政权直到1949年，中国一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经济方面也一直未能实现工业化。到1949 年，中国近代工业产值仅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17％左右，而83％左右仍是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中国的启蒙运动到19世纪末才有所开展，影响未能波及全国。教育发展极不平衡，普及率极低。一部中国近代化史是苦斗—失败—再苦斗、虽有缓慢发展但终未成功的历史。
但是，中国近代化史也有其光辉灿烂的篇章。太平天国革命、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都试图变革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将中国建设成独立富强的国家。洪仁的《资政新篇》、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纲领，都曾提出建设理想的近代化国家。特别是辛亥革命，推翻了长达2000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民主共和国，并使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其辉煌业绩、其不朽功勋将永垂青史。中国军民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英勇斗争，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赢得了抗战的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主义的伟大斗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的经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初期，也曾有过自己的黄金时代。1919年 “五·四运动”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又是何等地波澜壮阔。而以“五·四运动”为标志，开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人民经过30年浴血奋斗，赢得了最后胜利，国家取得了独立，民族争得了解放，从此进入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辉时期。
从中日两国近代化历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工业化的实现，国家发展为独立富强的近代工业强国，是以工人备受剥削、农村长期贫困落后、法西斯军部专权为代价的，最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了总崩溃，直落得被美国单独占领的后果。中国长期受到列强的侵略、压迫和战争破坏，其社会经济、政治民主、文化教育十分落后，历次革命运动都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残酷镇压，然而这也使得“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60页）。中国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并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开辟了康庄大道。因此，我们说中日两国各有其成败得失之处，亦各有自己的优势，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第六部分附论——“大日本帝国”兴亡原因了（6）
中日两国近代化的不同历程和发展前途，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给我们以种种启迪。这里，我们仅将最主要的几点概述如下：第一，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既是近代化的基本内容之一，又是近代化的根本前提。
19世纪中叶，世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已先后开始或实现了近代化，并通过殖民扩张将落后国家强行卷入世界资本主义漩涡。当时，同属落后国家的中、日两国，都被迫同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面临着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严重危机。严峻的形势要求两国做出抉择。
日本顺应了时代潮流，明治政府一方面开国进取，主动变革，迅速增强了实力；另一方面又坚持民族和国家的独立，抓紧与西方列强谈判，以修改不平等条约，为“收回国权”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通过这两方面的斗争，实现了民族和国家的独立自主，成为亚洲惟一的避免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命运的国家。这为日本发展成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近代化强国，提供了重要的保证。
中国腐败的清政府，开始是妄自尊大、盲目排外，鸦片战争失败后则向列强屈膝投降，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时，清朝统治者进而与外国侵略者勾结起来，逐渐变成了列强的傀儡和工具，从而使中国丧失了民族和国家的独立自主，沦为半殖民地。一旦沦入半殖民地这一悲惨境地，则备受资本帝国主义压迫和奴役。资本帝国主义国家不仅“豆剖瓜分”中国，而且为了进一步把中国变成殖民地，不允许中国独立发展资本主义、实现工业化，不允许中国成为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国没有了民族和国家的独立自主，丧失了近代化的根本前提，要实现近代化几乎是不可能的。只有通过反帝反封建斗争，争得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才能为近代化开辟道路。
第二，在近代时期，进行社会变革的近代资产阶级能否掌握国家政权，建立起资产阶级政权，是决定近代化成败的关键。
国家政权是社会的上层建筑，对社会发展能起加速或延缓的作用。因此，政权问题是社会变革的一个根本问题。可以说，一个国家近代化的进程和成败，取决于政权操在谁手里，由哪个阶级掌握政权。
日本正是通过明治维新，由倒幕派夺取了政权，才为日本近代化开辟了道路。因此，日本近代化成功的一个基本经验，就是夺取了政权的日本资产阶级，充分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对日本政治、经济、教育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较好地进行了破旧立新，既打破了幕藩体制和消除了封建复辟势力，又能充分利用国家政权和国家资本干预经济，大力扶植资本主义发展，从而大大加速了近代化的进程。
中国则缺少资产阶级政权这一根本前提，因而近代化处处受挫，发展迟缓。洋务派办洋务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维新派又未能掌握政治实权，先后均以失败告终。总结戊戌维新失败的教训之一，就是维新派没能重视国家政权问题，忽视夺取和掌握国家政权。孙中山先生已明确认识到必须通过革命夺取政权，才能为近代化的实施开辟道路，并为此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最后成功地进行了辛亥革命。然而，孙中山在推翻封建专制的清政府后，也未能巩固资产阶级政权，政权很快被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篡夺，招致革命和各项改革事业半途而废。
第三，采取正确的方针政策进行改革，走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是近代化顺利发展的保证。
日本近代化的成功之处，正是执行了正确的改革政策。明治政府提出的“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三大方针及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基本上是正确的，是符合日本国情的。明治政府对内抓紧进行政治、经济、教育体制方面的改革；对外实行开国进取方针，面向世界，努力学习和引进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并经过吸收、消化，使之变为自己的东西，从而大大促进了近代化的进程。而日本近代化受挫的严重教训，正是改革的不彻底和某些政策的错误。各项改革的不彻底，使封建因素大量存在，给各方面都带来了深远的恶劣影响。
某些政策的错误，也使近代化事业走了不少弯路，搞“文明开化”时提倡“全盘欧化”，完全否定和排斥日本优秀文化传统，19世纪80年代的“鹿鸣馆时代”就是“欧化”的典型。进行农业改革时大搞大农经济，盲目引进、购置大批西洋大型农具。凡此种种，都付出了沉重代价，造成了极大损失。
中国由于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封建专制政权的统治，基本上无法进行改革，进行的某些改革如戊戌维新等，也遭到镇压而失败。究其失败的原因，确实也有改革政策错误这一因素。戊戌维新仅学明治维新的某些皮毛和形式，诸如“剪发”、“迁都”、“改元”等，而未学其夺取政权等实质，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在学西方的过程中，也有“中体西用”和“全盘西化”之争，而争论双方都是错误的。鼓吹“中体西用”，是为了维持封建统治；鼓吹“ 全盘西化”者，则只能是食洋不化，徒然加深半殖民地化而已。只有走上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后，在根据地、解放区才进行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改革，促进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开辟了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第四，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的全面发展，是实现近代化的基本要求。
第六部分附论——“大日本帝国”兴亡原因了（7）
如按近代化的各项标准看，中日两国的近代化都各有缺欠，都是跛足。日本实现了工业化和教育普及等等，但在政治民主化方面直到通过战后改革才开始实现，而战后又存在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重大历史课题。严格地说，日本近代化是在战后改革后，在结束美国单独占领局面即“旧金山体制”确立后，才能说已全面地实现。中国虽然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获得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在革命和政治体制民主化方面比日本要先进得多，然而经济落后，未能工业化，文化教育水平也很低，应该承认这是谈不上实现近代化的。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虽然是两国各自的历史原因造成的，但也是两国近代化的严重教训。
第五，反对侵略战争，创造和平安定的环境，是近代化顺利实现的重要条件。
日本的近代化，虽一时受益于侵略战争，但日本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受到痛击，最后败降，招致了国家和民族独立自主的丧失，招致了国民经济的总崩溃，终于使70年近代化的成果毁于一旦。其教训何等惨重。
中国则在100多年间受到列强的侵略和奴役，特别是受到日本的不断侵略战争的破坏，国家实力受到极大的损害。由于缺少和平安定的环境，中国的近代化只能缓慢地进行。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争取到和平安定的环境，开始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期。保证和平安定的环境，“中日不再战”，不仅是当今时代的要求、两国人民的心声，而且是两国100多年来历史所提供的宝贵的经验教训。
第六部分后记
本书得以出版，首先要衷心感谢世界知识出版社领导和责任编辑李锋同志。在提出选题计划、拟定书稿提纲及写作过程中，始终得到李锋同志的大力支持、协助和鼓励，使书稿得以顺利完成。世界知识出版社诸同志又精心审阅、认真修改，为本书编辑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我谨代表各位作者表示深深的感谢。
在拟定书稿提纲、组织写作过程中，接培柱同志、米庆余同志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本书由以下人员执笔（按编章顺序）：汤重南（导论、附论、后记）、宋成有（第1—4章）、马新民（第5章）、汪淼（第6—7章）、张传杰（第8、9、11、13、31—35章）、郑毅（第8、10章）、邹晓翔（第12章）、王俊彦（第14、26—28、30章）、
赵一顺（第15章）、周颂伦（第16—18章）、李小白（第19、20章）、徐显芬（第21章）、王健（第2 2章）、宋志勇（第23章）、杜小军（第24章）、肖伟（第25章）、蕴华（第29章）、李婉兰（第36—4 0章）、胡卫东（第41—45章）、强国（第46—50章）。
书稿执笔人交稿后，由汤重南、汪淼、强国、韩文娟四位主编分头负责审定有关编、章；提出修改意见；再由执笔人修改。最后；汤重南通读修改了第一至七编书稿，强国通读修改了第八至十编书稿。
本书写作，由于时间匆忙及水平限制，肯定存在着不少缺点和错误，衷心希望读者不吝赐教。
汤重南 1996年1月8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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