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为了使更多的读者阅读他的作品，使文学能在印度人民的斗争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他改用印地文写作。这样出版的《服务院》，是第一部印地语长篇小说。小说写的是关于妓女问题，作品接触到殖民制度下尖锐的社会生活问题，引起读者的普遍好评，大家都认为他是文坛上出现的一颗新的明星。普列姆昌德成了全印著名的作家。1916年，他发表了第一篇用印地语写的短篇小说《五大神》，为印地语短篇小说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印度无产阶级的兴起，民族解放运动的进一步高涨，使普列姆昌德的思想有了提高，创作也得到了新的发展。1922年出版的《博爱新村》是他的又一部长篇巨著。小说接触到农村的阶级矛盾，描写了农民反抗地主的斗争。1925年出版的《舞台》，是《戈丹》出版前作者自认为最好的一部长篇小说。作品通过主人公苏尔达斯保卫自己土地的斗争，表现了印度古老的农村经济，在受到新兴资本主义势力侵入后所出现的社会矛盾。
三十年代，随着印度人民反帝斗争的发展，印度各民族出现了许多进步作家。为了使印度进步文学工作者团结在一起，有发表作品的阵地，普列姆昌德于1930年创办了大型文学月刊《天鹅》和周刊《觉醒》；为了保障这两个刊物的出版，又在贝拿勒斯开办了“智慧之神”出版社。正因为刊物的进步倾向，触怒了英国殖民当局，他曾几度受到报复，《天鹅》也曾一度被迫停刊。这两个刊物的创办，经历了艰难曲折的道路，但它在印度现代民族文学的发展上，曾起过重大的推动作用，成了印度进步文学的一面光辉旗帜，鼓舞印度人民起来为争取祖国的独立而斗争；同时还培养和锻炼了许多年轻的作家。
普列姆昌德在编辑这些刊物的同时，仍坚持创作，写了长篇小说《盗用公款》、《工地》和短篇小说集《进军》等重要作品。
1934年，普列姆昌德为了解决经济上的困难，使《天鹅》和《觉醒》继续出刊，不得不到孟买的一家电影制片厂去工作。这时他写了《纱厂工人》、《流刑犯》等几个电影剧本。拍成电影后，被阵卖政府禁止上映。以后制片厂和导演竟任意删改情节，插进淫秽的东西，这使普列姆昌德无法忍受，便愤然离去。
他从孟买回到贝拿勒斯，这已是他生命的最后两年了。在这两年中，他对印度文学又作了巨大的贡献。他的短篇小说杰作《裹尸布》（可番布）和最优秀的长篇小说《戈丹》，都是在这两年中写成的。
1936年4月，他和其他进步作家发起成立印度进步作家协会。在勒克瑙举行的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上，普列姆昌德当选为作家协会主席。并以主席的身分发表了题为《文学的意义》的重要演说，他指出：“在优秀的文学作品里，应该具有崇高的思想，具有对自由的热爱和创作的冲动，应该显示出生活的真实面貌，——它应该使我们行动和斗争，使我们产生激情，而不是让我们昏昏欲睡，因为现实再要昏睡就是死亡的象征。”大会以后，他以身作则努力贯彻大会宣言精神，使文学进一步为现实斗争服务。他一方面写自传体长篇小说《圣线》，同时又着手筹办一个新的文学刊物，以培养更多的文学战士。可惜，长篇小说尚未脱稿，新的刊物还未诞生，他却于1936年10月8日逝世了。
普列姆昌德的创作，在印度文学史上有着新的意义和鲜明的特点。
首先，普列姆昌德的作品，具有高度的生活真实性和强烈的时代感。他的作品没有宗教的神秘色彩，也很少有世外桃源式的描写；他写的是“活生生的现实”，从普通的人民生活中汲取题材，塑造形象。他善于观察社会矛盾的发展、变化的趋势，提出在特定的生活条件下人民群众所关切的社会问题，表达劳动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在二十年代的长篇小说《舞台》里，他就看出资本主义侵入农村的新特点，描绘了农村变化的时代特征。在三十年代中期，普列姆昌德看清了印度民族解放运动三次高潮以后的社会变化，在他的作品中，尖锐的提出了为什么农民生活更加悲惨的问题，揭示出英国殖民主义者与封建势力进一步勾结，从而加重了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并以血淋淋的事实，唤醒劳动人民起来斗争。正是因为如此，普列姆昌德的作品才能形象地反映二十世纪初到三十年代印度殖民地社会人民斗争的历史，表达广大人民对民族解放的渴望。
普列姆昌德为印度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作出了榜样，奠定了基础。
其次，在印度文学中，普列姆昌德的作品使那些受地主、高利贷者、祭司等压迫和剥削的农民，第一次成为正面主人公。在他以前的印地文小说中的主角，大都是王公贵族和才子佳人；而他的大部分作品和最优秀的小说，都以农村生活为题材，塑造了受苦受难的农民形象，为几千年来深受压迫的农村妇女，尤其是寡妇和那些在印度社会中极其卑微的所谓“贱民”，恢复了“人”的尊严。作者以深切的同情，愤激的心情，描绘了他们的苦难历程，揭示了悲惨生活的根源，歌颂了他们善良、勤劳、朴实的品质，也指出了他们的偏见和迷信。同时还表现了他们力图摆脱封建主和殖民者奴役的愿望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在普列姆昌德的作品中，处处可以听到苦难农民反抗压迫、反对不合理的种姓制度的强烈呼声。这在印度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泰戈尔曾经说过：“我在等待着一位诗人——他是农民生活中的同伴，他是他们工作、谈话中的亲人，他和土地更加亲近。”而普列姆昌德就是和“土地更加亲近”的印度第一位作家，他成了千千万万印度农民的代言人。
再次，普列姆昌德的语言简洁朴素，用的是活生生的民间语言，特别对农民日常口语的使用，使他的作品能更好地表达农民的思想和感情，也更富有地方色彩和浓郁的乡土风味。为此，普列姆昌德对印地语文学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开始的争取广泛使用方言口语的斗争，奠定了胜利的基础，对印地语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二、《戈丹》
《戈丹》（《献牛》或意译为《牺牲》），是普列姆昌德最优秀的一部长篇小说，出版于1936年。这是三十年代印度社会的一面镜子，也是号召印度劳动人民反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长篇史诗。
小说描绘了印度农民极端贫困的生活和不幸遭遇。小说的主要人物是何利，他一生中唯一的梦想，就是积一点钱买一头母牛。因为在印度教社会里，母牛不但可以生产牛奶，而且也是吉祥的象征和膜拜的对象。何利开始向邻村的牧人薄拉赊买了一头母牛，不料牛才到手，却被他弟弟希拉毒死了。警方想借机敲诈，提出要搜查希拉的家，何利遇事宁可自己吃亏，而且还有宗法家门思想，只得说母牛不是希拉毒死的，并向高利贷者借来贿赂巡官，才算了事，于是第一次买牛的美梦成了泡影。在向薄拉赊买母牛的过程中，何利的儿子戈巴尔爱上了薄拉的女儿裘妮娅，她是一个年轻的寡妇。后来何利和妻子，把寡妇收留在家里，村里长老会的“长老们”认为这是伤风败俗，开除了何利的教籍，又被罚款一百卢比二十满粮食。尽管如此，何利没有放弃买牛的梦想，第二次他准备用卖甘蔗的钱来买牛。但高利贷者已与糖厂的资本家勾结在一起。付款时，扣除了何利的钱，结果不仅希望落空，而且还在高利贷的盘剥下，由一个佃户变成了雇工。为了缴清欠租，甚至把第二个女儿变相卖给一个老头作妻子。第三次梦想买牛，好不容易积了二十安那，但他却在地里干活时倒下了。按照印度教的习惯，临死前要行“戈丹”的仪式，要求婆罗门祭司来所谓“净化灵魂”要买一头牛作为谢礼。于是他生前的二十安那也被祭司刮尽无遗。
何利是印度贫苦农民的典型。他善良勤劳，一生受到地主和高利贷者的压榨。但他到死还没有认识到自己受苦的原因。他的生活的信条是：“住在水里不能跟鳄鱼作对。别人的脚踩在自己身上，只得放聪明点，在那脚底板上抓抓痒。”因此，他常和地主莱易老爷来往，以为这样可以给他带来好处，他不知道正是莱易这些人面兽心的人，才造成了他的苦难。何利之所以没有觉悟，这与他思想还严重的受到封建礼法和宗教迷信的束缚有关。他认为一切都是由上天安排的，所以他安贫知命，“走起路来总是低着头，对什么事情也能够容忍”。作者无限同情他的遭遇，但又批判了他的逆来顺受的性格和“住在水里，不能跟鳄鱼作对”的人生哲学。作者描绘了印度普通农民的悲惨命运，目的在于尖锐地提出农民为什么越来越贫困这一社会问题，引起人们深思。
小说着重描写地主和高利贷者对农民的剥削，揭示出农民极端贫困的社会原因。作品中的莱易，是三十年代印度最典型的地主形象。他以民族斗争中坐过牢来欺骗群众，对农民显得和蔼可亲，以农民的保护人自居。但他心里十分狠毒，农民不缴租，就不准在久旱的雨后犁地。他采用封建的剥削，要农民服劳役，又不给农民饭吃。他还任意加租退佃，掌握着生杀大权。他还通过与银行家、英国殖民者的勾结，取得政治上的地位，以维护地主阶级的剥削。他是省议会的议员，后来又当上内政部长。由于为英国主子效劳，在英国女王诞辰的那天，获得了“拉加”的称号。随着地主莱易地位的步步上升，农民何利接连遇难受灾。作者还揭露了农村中高利贷者金古里？辛，“他是城里一个资本雄厚的高利贷者的代理人”，他用利滚利，象毒蛇一样缠住了农民的手脚。同时作者还进一步揭示出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今天的世界是由银行家统治的，政府只是他们手里的玩物”，而高利贷者和地主，又是“归这个政府管”的。
普列姆昌德就是通过地主莱易等形象，深刻地指出了由于统治印度的帝国主义者与农村封建势力的进一步勾结，造成了农民越来越贫困的状况。
小说还深刻地表现了印度劳动人民的不满情绪的增长，预示着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不可避免。何利的妻子丹妮亚是一个具有反抗精神的印度贫苦的妇女的形象。她大胆、泼辣，与何利的性格形成鲜明的对照。她敢于当面斥责政府巡警的敲诈勒索，她不满封建势力的横行，敢于蔑视礼教，收留寡妇，并对长老会无理的判决罚款，提出强烈的抗议，认为所谓长老“是魔鬼，道地的魔鬼，他们要把我们的田地都抢去自己享用。”她对地主的剥削，越来越愤懑，她体验到了“无论怎样千方百计地节省，无论怎样勒紧肚皮，咬紧牙关，把每一个铜板积攒下来，临了还是要欠下租子无法交清”。她甚至对甘地主义用自动投入监牢的反对形式表示不满，她说：“坐监牢是不会坐出好政府来的。”她的不满和反抗，都是从切身的感受中认识的，反映了被压迫农民的不满情绪。作者还描写了农村青年利用“泼水节”表演歌舞的机会，无情地讽刺了高利贷者金古里？辛、宗教势力的代表者婆罗门达塔丁，以及地主及其走狗们，反映了被压迫人民愤怒的心声和要求改变现状的迫切愿望。作者号召人民不要再忍受了，要起来向封建残余势力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
《戈丹》是普列姆昌德三十多年创作的结晶，标志着他的现实主义创作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在《戈丹》以前的作品中，也曾提出过尖锐的社会问题，但在解决社会矛盾上，往往暴露出他的改良主义的幻想。在著名话剧《斗争》中，他把贫苦农民境况的改变，寄希望于地主阶级的道德改善；在《博爱新村》中，既表现农民的反抗，又幻想有一个“善良的”地主建立为农民服务的仁爱道院；在三十年代初写的《工地》里，竟幻想有一个全心全意为穷人服务的豪杰来改良社会。这表明作者深受甘地主义的影响，也反映了印度民族解放斗争本身的弱点。在《戈丹》里，作者抛弃了改良主义的空想，考虑从社会制度这一根本问题上来解决社会矛盾。作者还通过哲学教授梅达和女医生玛尔蒂小姐的议论，提出要来一个天翻地覆的变革。
《戈丹》在反映社会矛盾上，比作者以前的作品，更为广泛和深刻。小说主要是写农村生活的，但通过地主莱易在城里的活动，以及何利的儿子巴戈尔的进城做工，把农村和城市联系起来，揭示了城市与农村、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这不仅扩大了生活的画面，而且还进一步暴露了农村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