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大的红线贯穿在当中”。他正是站在这条正确路线上披荆斩棘、奋勇战斗的。
“我”是一个坚定顽强的革命战士。他不怕反动军警的追捕，不怕复杂艰巨的革命工作，任何时候都站在斗争的前列，领导工厂的工人斗争和一个“地区”的革命工作。他每天为党进行繁忙、劳累的工作。工作繁忙、生活条件低下，使得他浮肿了，但是他仍然抱病坚持去到各处联络地点为革命工作。虽然最后工厂罢工斗争遭到厂方预谋的破坏而未成功，但他并不沮丧，反而从中吸取了教训：“敌人是敌人，不是木头。”他“用以比以前更大的精力，从事新的工作”，来迎接新的战斗到来。他坚信“最后的笑是属于战斗者的”，胜利是属于共产主义战士的。
“我”作为地下党员，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不是天然成就的，是在艰苦的环境中，在革命的风浪里，经过思想、感情的艰苦磨练而成的。在作一个地下党员之初，他很不习惯，“曾经象小时跟同伴们比赛谁能把头伸进水里最久一样，感到窒息一般的痛苦，那种难受确实说不来的。”这种窒息般煎熬的痛苦，形象地反映了他成为一个无产阶级战士所经历的艰辛的自我改造的过程。
“我”是在极端困苦的情况下进行革命活动的，尤其被叛徒太田出卖之后，转入地下更为艰苦。在敌人密布罗网的条件下，为了革命工作，必须避开敌人一切追捕，他没有个人公开活动的自由，没有属于个人私情的生活。他的衣、食、住、行无不与革命联系在一起，他说：“我一点点的个人生活也没有剩下了。甚至，春夏秋冬都成了党的生活一部分。连四季的花草、风景、天空、雨，这类东西都不是独立的东西。”紧张繁忙的革命活动，并没有使他忘记生活小节，面对生活小节更加敏感起来，使之适合自己的革命工作。作为一个地下党员，他觉得“就是要使自己至少能接近这样的生活——个人的生活同时也成为阶级的生活”。这就是一个地下党员的生活特点。
在他与母亲的关系中，突出表现了一个地下党员如何把个人私情的来往服从革命的需要。他和母亲相依为命，共同渡过许多艰苦岁月。但是当他突然遭到追捕不得不离开母亲时，母亲担惊受怕，眷念自己的儿子；“我”也怀念孤单的老母。为了革命工作，不能母子相见，必须割断这种私情来往，而且要启发母亲的觉悟，让她相信自己为之斗争的事业是正义的，不能团聚一处是阶级敌人迫害所致，也是革命工作的需要。他把争取母亲的工作当作是争取群众的革命工作的一部分，“假如连自己的母亲都争取不过来，怎么能够把工厂里那么多的各种各样的人组织起来呢！”经过多次地帮助、启发，终于让母亲提高了觉悟，了解了实情。最后，母亲说：“与其这样提心吊胆见到你，还不如不见你——只要知道你精神很好地工作，我心里就好得多了。”“知道在我临死的时候你回来是很危险的，那么，临死的时候一定不让你知道。”这些充满阶级深情的语言，使他感到莫大的鼓舞和巨大的安慰，使他更加专心一意地为革命工作。与母亲分别后，他深沉地感慨道：“从此，我把过去残留下来的，个人生活的最后退路——和母亲血肉关系也切断了！”使母子之情也隶属于革命事业之中了。
“我”是坚强、质朴的革命家，代表了三十年代英勇奋战的日本无产阶级战士。在他身上体现了当时日共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路线，反映了日共在那个时期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小林多喜二以全部热情，生动地塑造了这一革命者的光辉形象。这在当时反动势力猖獗的时期，起到了压倒法西斯的嚣张气焰，增强革命人们的信心、鼓舞斗志的战斗作用。
“我”的母亲的形象在《为党生活的人》中，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她出身在贫困农民家庭，一生在贫穷中度过。在儿子参加革命后，她为儿子生命危险感到忧郁。后来在儿子因斗争形势骤然转变而突然离开她转入地下活动时，她更加担心儿子的安全，迫切渴望和儿子见面。须山探得母亲这种心情后，给安排了一个时间让母子相见一面，从相见到告别的场面是非常感人的。母亲由沉缅于母子之情到关心为革命献身的儿子的人身安全，思想感情上起了重大的变化，反映了普通劳动妇女在日共的领导和教育下、在工农群众斗争影响下的新的觉醒。母亲的形象富有典型意义，她代表了当时日本千百万劳动妇女的成长。
《为党生活的人》在艺术上也是很出色的。它首先在人物描写上，除了“我”、母亲外，其他革命者须山、伊籐也都写得栩栩如生，形象感人。作品抓着人物的特征，通过语言、行动和心理活动的简洁、质朴的描写，予以突出，虽然着墨不多，但生动鲜明。在“我”的身上，突出他严肃、沉着、坚定、质朴，一个地下革命者的特点；在须山身上着意刻画他勇敢、坚强、活泼乐观，富有革命朝气；在伊籐身上，则突出表现她刻苦改造、坚强不屈的革命精神。同时，作品还把人物置于多种关系之中，多方面揭示人物特点。在“我”与母亲关系的描写上，显示出作为一个地下党员，为了革命不惜牺牲一切的特点；写伊籐与她的母亲的关系，则表现了一个革命者百折不屈的傲骨。
其次在结构上作品采取以仓田工厂革命斗争为经线，以“我”的革命活动、生活为纬线交织的描写方式使作品主干和支干脉络清楚，既突出反映了日本工人阶级的不屈不挠的斗争，也细致地描写了地下党员艰难困苦的革命工作和他们坚韧不拔的高贵品质。此外，在情节上作品运用了不可预测的陡然突变的手法，象叛徒太田的出卖使“我”处于逆境以及作品最后罢工斗争遭到意外，使情节跌宕起伏、曲折逶婉，引起读者的浓厚兴趣。这种情节突变的手法正是基于现实阶级斗争的复杂多变，它反映了在敌人残酷统治下，从事革命斗争的艰巨和复杂。
这部作品是小林多喜二在从事革命活动的匆忙之中断断续续完成的，缺乏细致润色，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些地方叙述过多，另一些地方又有些粗略，交代不清，尤其在反映现实广度上更显得薄弱一些；而在“我”与笠原关系的描写上也有些不当，有损主人公“我”的形象完美。
《为党生活的人》是日本无产阶级文学杰作，在日本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宫本百合子在《小说读法》中指出，它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式的革命作家细致再现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生活的最早的作品”。即在今天，这部作品仍在人民之间传诵，激励着革命人民为自身的解放事业进行英勇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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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德永直
德永直（1899…1958）是日本现代杰出的工人阶级作家，他与小林多喜二、宫本百合子一样，在世界文坛上享有很高的声誉。
德永直出生在日本熊本市郊黑发村一户贫农家里。父亲勤俭朴实，租种几亩薄地；日俄战争爆发后，被强征去当兵，后来受伤致残，只好用退役金买了一匹瘦马，赶大车养家。母亲更辛苦，除了种地，还得靠做竹筷和买卖兵营的剩饭来糊口。德永直的童年就是在这样的家境中度过的。
德永直从小就刻苦好学，很想在学校多读几年书，但是贫困的生活使他在小学六年级时就被迫辍学，开始了各种劳动。他在熊本市当过印刷厂的徒工，在米店里当过小伙计，在香烟专卖局和发电厂当过工人。在这期间，他从这个社会大课堂里，观察人生，初步体验了被压迫阶级的痛苦，开始接受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这给他以后的斗争和创作，打下了很好的思想基础。
1921年，德永直离开熊本市到东京博文印刷厂（即后来的共同印刷厂）当排字工人。从此，他开始了现代产业工人的斗争生活。他积极参加工会的实际活动，是日本印刷工会的组织者之一。他领导过1926年日本工人运动史上著名的共同印刷厂工人大罢工。这次罢工虽然在日本法西斯政府和垄断资本家勾结镇压下失败了，但德永直在斗争中经受了阶级斗争的锻炼和考验，进一步认识了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他的文学创作活动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并获得成功的。
德永直的文学创作活动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创作活动的第一个时期是从1925年到1933年。德永直在上小学时就爱好文学。在熊本市工厂当工人期间，就编过在同伴中传阅的刊物。到东京以后，他经常利用休假日写小说，并主动向青野季吉、金子洋文等著名文艺家请教。从1925年起，他创作了不少短篇小说，发表在工会办的刊物上。这些作品大多数是描写作者青少年时代的生活，对社会现实有一定的批判。例如：表现穷苦人与马相依为命、同病相怜的短篇小说《马》（1925）；描写日俄战争给人们留下心灵创伤的《战争杂记》（1925）；通过一个生活在底层的善良青年的悲惨命运，控诉社会不平的《畸零人》（1925）等等。尽管这些作品在思想和艺术上还不成熟，但作者热爱劳动人民的朴素、诚挚感情，还是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9年，德永直发表了他的代表作《没有太阳的街》，从6月到12月连载在当时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机关刊物《战旗》上。这部长篇小说轰动了日本文学界，它与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并列，被称为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双璧。从此，德永直步入职业作家的行列，并参加了日共领导的“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纳普”）。
《没有太阳的街》是日本无产阶级文学中第一部以产业工人有组织的大罢工为题材的作品。它生动地反映了在日本共产党直接领导下，共同印刷厂三千工人历时七十天大罢工的全过程。这次大罢工，是在1927年初日本发生经济危机，垄断资产阶级为了摆脱困境，支持军国主义者对外实行侵略中国的扩张主义政策，对内加紧榨取工人血汗这样的背景下爆发的。因此，斗争的政治意义是明显的，它不仅是日本工人阶级反对解雇、争取生存的经济斗争，而且矛头指向日本统治阶级的内外政策。这次罢工斗争的规模及其影响在日本工人运动史上也是少见的。如作者在小说里所叙述的：“动员起来的全日本的左翼斗争力量，已全部集中在‘没有太阳的街’。超过两万元的捐赠和五千个支援战士，从九州、四国、青森和札幌等地象砂砾似地飞向前来。”德永直自始至终参加和领导了这场斗争，并且把它艺术地再现在《没有太阳的街》里。
在这部小说里，作者以电影蒙太奇的手法，一开始就突出了阶级搏斗的紧张气氛：在军警严密戒备，护卫“圣驾”巡视东京高师校园的特定场景中，有组织、有准备的印刷公司罢工团员在密集的人群里撒传单，揭露资本家的罪行，申张工人的正义要求，争取群众的支持。这些传单象重型炸弹一样，引起了巨大的骚动，警察驱散人群，密探追捕罢工团员。随后，作者就把镜头转向罢工斗争的中心——千川沟里“没有太阳的街”。这是一块不足一平方英里的肮脏阴暗的贫民窟，拥挤着无数好象粘在地面上的隧道似的工人住宅。在这条街的中心区，就是榨取工人血汗的印刷公司。它的董事长、高级职员的公馆、楼房就筑在山谷的高坡上。就是在这样的典型环境中，作者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日本工人运动史上第一次大规模产业工人罢工斗争的图画。在这场剧烈的阶级搏斗中，敌我双方的营垒极为鲜明。一方是资本家、议员、密探、流氓和军警，他们凶猥、残暴，在镇压罢工斗争的刽子手。作者以愤怒的笔触对这个集团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鞭笞，充分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统治下社会的黑暗和腐朽。另一方是极端贫困、过着暗无天日生活的工人。他们对统治阶级怀着刻骨的仇恨，为了高举工会红旗，用鲜血和生命进行可歌可泣的斗争。他们中间有罢工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有血气方刚、坚贞不屈的青年男女工人，有阶级觉悟日益提高的工人家属。作者在描写这些人物的时候，倾注了满腔热忱。作者着力刻画的罢工领导者荻村和青年女工高枝等人的鲜明形象，集中地体现了日本工人阶级勤劳善良、坚持真理、不畏强暴、勇于牺牲的品格。
这场波澜壮阔的罢工斗争，最终是被反动派血腥镇压下去了。但是，作者以“旗影黯淡了”作最后一章的标题，在悲壮的气氛中，以“保卫团旗”作结，寄寓了这样的思想：斗争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