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转移文艺界的视线，掩盖尖锐的民族矛盾。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文艺的战斗作用逐渐削弱了，而描写革命战争的残酷性，暴露革命的阴暗面成了应时的题材。伊德鲁斯的小说《泗水》是突出的一例。普拉姆迪亚著名的长篇小说《游击队之家》（1950）也受到普遍人道主义思潮的影响，描写一个游击队员的家庭在三天之内被战争所毁灭。但作者在描写战争的残酷性时并没有丧失民族立场，他把民族独立置于人道主义之上。到后期，文艺界里更是弥漫着彷徨、沮丧和失败的情绪。乌杜伊·达唐·宋达尼（1920…1979）的短篇小说集《倒霉的人们》（1951）和剧本《阿哇尔与米拉》（1952），巴赫迪尔·赛坎的剧本《后巷》（1950）等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这种情绪。
1949年的11月，凯里尔·安哇尔、阿斯鲁尔·萨尼、利法伊·阿宾等年轻诗人和一些美术家创立一个文艺组织叫“文坛社”。他们在印度尼西亚社会党的刊物《策略》上辟一文艺专栏作为自己的阵地。起初，他们也写了一些歌颂民族独立斗争的作品；后来，在世界主义和普遍人道主义等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影响下，越来越脱离现实斗争而表现出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作品中充满消极颓废的情绪。1949年凯里尔逝世不久，罗西汉·安哇尔第一次用“四五年派”称呼原“文坛派”的作家，把凯里尔奉为“四五年派的先锋”。这遭到许多作家的反对，进步作家认为所谓四五年派并不代表四五年“八月革命”的精神，使用这一名称是名不副实的。五十年代初期，就“四五年派”问题曾发生一场激烈的论战。
在“八月革命”时期新涌现的一批作家中，被公认最有成就和最有代表性的首推普拉姆迪亚，其次是乌杜伊·达唐·宋达尼。乌杜伊早期用巽达文进行创作，日本占领时期始用印度尼西亚语写作，他以写剧本和小说为主。他的第一部剧作是诗剧《笛子》（1948），以象征的手法描述印度尼西亚独立斗争的历程，第二部剧本是《饭店之花》（1948），描写不甘充当玩物和仰人鼻息、向往自由生活的饭店女招待，作品对社会的虚伪和丑恶予以揭露，问世后博得好评。他的长篇小说《丹贝拉》（1949）描写十七世纪初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抗荷斗争。“八月革命”失败后，他对现实感到悲观失望，作品着重描写小人物的可悲命运和官场的腐败。阿赫迪亚·卡尔达·米哈扎（1911…？）也是这个时期较重要的作家，他的代表作《无神论者》（1948）描写有神论和无神论两种世界观的对立和矛盾最终给主人公带来的悲剧结果。这个主题在印度尼西亚文学史上还是头一次出现。其他较重要的作家还有鲁基娅、巴尔法斯、德里斯诺·苏马佐、莫赫达尔·卢比斯等。
1949年底“移交主权”后，印度尼西亚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八月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斗争的火焰并未熄灭，反帝斗争的浪潮又逐步高涨。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有一支革命的文艺队伍为继续前进扫清道路。1950年8月17日人民文化协会就是顺应这一需要而成立的，它是印度尼西亚文学史上建立的第一个革命文艺组织，它把全国革命的和进步的文艺工作者都团结在“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旗帜下，开始了人民文艺的壮大时期。人民文化协会成立不久，跟以耶辛为代表的文艺思潮就“四五年派”和“普遍人道主义”等问题，展开激烈的论战。耶辛（1917…）是有代表性的文艺评论家，是“四五年派”和“普遍人道主义”的主要鼓吹者。这场论战的实质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对立的文艺思想、文艺方针和文艺道路之间的斗争。1963年人民文化协会同“文化宣言派”之间的尖锐冲突，仍是这一斗争的继续。这场斗争一直贯串这一阶段的始终。
人民文化协会给印度尼西亚的文艺工作者第一次指出明确的文艺方向。许多“八月革命”时期的重要作家，如利法伊·阿宾、普拉姆迪亚、鲁基娅、乌杜伊等都先后加入了这个组织。人民文化协会的主要诗人是班达哈罗·哈拉哈普（1921…），他的诗集《来自饥馑与爱情的诞生地》，收集了他从1951到1956年的主要作品，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曾获全国文化协商机构的诗歌奖。其他有名的诗人还有克拉拉·阿库斯迪亚、阿南达古纳、阿卡姆·韦斯比等，他们都有诗集出版。小说方面，卓别尔出了一部短篇小说集《逐日》，苏吉亚蒂·希斯娃蒂也出了一部短篇小说集《天堂在人间》，他们的作品都比较及时地反映了各个时期人民的生活和斗争的现实，起了文艺的战斗作用。巴赫迪尔·赛坎是人民文化协会著名的剧作家，他的剧作《浪花与爱情》、《蜜之囚》、《墨拉比火山下的红岩》（1959）深受群众欢迎。人民文化协会还培养了许多年轻诗人和作家，他们的作品大都发表在人民文化协会的刊物《新时代》和其他进步报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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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马斯·马尔戈
马斯·马尔戈（1878…1930）是二十年代印度尼西亚无产阶级反帝文学的旗手，他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民族解放斗争的事业。马尔戈又名卡托迪克罗摩或苏曼特里，人们一般称呼他马斯·马尔戈。他生于爪哇直布，很早就参加革命；1914年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社会民主联盟成立时，他是一名积极的盟员；1920年改组成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后，他又是最早的党员之一。他在中爪哇一带开始了革命活动，曾任伊斯兰联盟“红派”的重要领导人，积极从事发动和组织群众的工作。他极为重视革命的宣传鼓动工作，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革命新闻工作上，并利用革命报刊作为自己的文艺阵地，向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开战。
1914年马尔戈用爪哇语写了第一部反封建的小说《宫廷秘史》，揭露梭罗封建王宫的黑幕；稍后又用印度尼西亚语（当时叫马来语）写另一部鞭挞荷兰殖民主义的小说《疯狂》。马尔戈的大胆揭露招致对他的接连迫害，先是以触犯殖民地条例的罪名判处七个月徒刑，出狱后又遭梭罗封建当局的驱逐。
1916年马尔戈作为土著新闻工作者的代表赴荷兰出席新闻工作者会议，他得以目睹荷兰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和腐朽本质，为他以后的创作提供了素材。回国后，他又被指控写煽动性文章而再度入狱，这次坐了两年牢。1918年马尔戈发表他的诗集《香料诗篇》，大部分诗为狱中所作，其中有剧烈反荷的诗歌，为此他又被殖民政府拘禁半年。
殖民统治者接二连三的迫害并没能挫伤马尔戈的斗志，他战斗得更坚决。1919年出狱后，他在印度尼西亚新闻工作者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黑色报刊与白色报刊，两种不同性质报刊的对立》的著名报告，明确地指出代表被压迫者利益的黑色报刊与代表殖民统治者利益的白色报刊是势不两立的，号召大家划清界线，团结对敌。同年，他又发表了一部揭露荷兰资本主义社会和荷兰殖民统治者丑恶本质的小说《大学生希佐》。小说通过主人公希佐留学荷兰期间的生活经历，戳穿了白人优越的神话，指出白人也是分成阶级的，少数剥削阶级骄奢淫逸，多数劳动者饥寒交迫。小说还让“优等民族”的白人小姐百般勾引“劣等民族”的希佐，这无疑是要灭白人的威风。作者后来又被荷兰殖民政府判处两年徒刑，据说与写此书有关。1924年，马尔戈发表最后一部小说《自由的激情》。尔后，民族解放斗争进入酝酿武装起义的阶段，他把全部精力投入了战斗，担任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梭罗特区的领导工作，积极领导梭罗地区人民的起义斗争。
1926年民族大起义失败后，马尔戈被捕，十个月后被流放到西伊里安的地辜。1928年经“甄别”后，被关在丹拿丁宜的二级隔离营里，关在那里的人都被认为是不可救药的危险分子。在隔离营里他受尽折磨，终于染上严重的肺病，于1930年被送进赤土医院，从此杳无音讯。
《自由的激情》是马尔戈的最后一部小说，也是他的代表作。小说写一个出身于土著官吏家庭的青年知识分子，如何从对荷兰殖民统治下的黑暗现实不满开始，最后终于走上革命的道路。小说的主人公苏占莫是个血性青年，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从小喜欢跟劳苦大众打交道。他的父亲是个土著官吏，一心望儿子也能在殖民政府里当官受禄。苏占莫在父母的催逼下，违心地答应去当荷兰官署里的一名见习生。但他由于不肯随俗俯仰，更不堪忍受白人官吏的作威作福，终于弃职外出寻找真理。他来到中爪哇的一个大城市，在那里一连几个月找不到工作。但他却进一步看到殖民地社会的种种不合理和不平等的现象，加深了对殖民地社会现实的认识。后来他去另一个城市，在一家荷兰企业里找到了工作。他寄宿在同事沙斯特罗的家里。沙斯特罗是个革命者，成了他的革命引路人。在沙斯特罗的指引下，他参加了政治集会，听到了各种政治派别的言论和主张，懂得许多革命道理。在会上他结识了苏佩妮，一位热情而有头脑的姑娘。他们经常谈论大家关心的政治和社会问题，由于志同道合，彼此之间产生了感情，但都不敢表露出来。后来在沙斯特罗夫妇的帮助下，经过一番周折之后终于定下山盟海誓，两人决心在革命征途上携手并进。
小说似乎并未写完，作者计划继续写苏占莫与苏佩妮的恋爱和战斗的生活，但后来一直未见下文，可能当时的形势已不容许他继续写下去了。
《自由的激情》向我们展示的画面比较朴实，里面没有波澜起伏的情节和扣人心弦的戏剧冲突，然而它给我们提供了一面时代的镜子。苏占莫这个早期革命者的形象是很有典型意义和时代特征的，他走上革命的道路不是突然的，而是按照生活的逻辑，经过矛盾斗争一步一步地从一个土著官吏家庭出身的青年知识分子发展成为一个自觉的革命者的，所以这个人物写得有血有肉，令人可信。小说对荷兰殖民统治者及其奴仆的揭露和刻画也比较深刻，作者善于抓住殖民统治者和土著官吏的典型特征，用密疏有致的笔法把他们的嘴脸活灵活现地勾勒出来。但马尔戈写这部小说的主要目的在于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使他们认清现实；因此他通过小说里的革命人物，对殖民地社会的种种矛盾着重地进行了分析，指出私有制乃是万恶之源，必须加以消灭。马尔戈是印度尼西亚第一个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去观察和分析社会矛盾而后把它反映到自己的作品中来的作家。在当时可以说没有其他小说能象《自由的激情》那样集中地反映二十年代印度尼西亚无产阶级的政治观点和战斗风貌。从这个意义上讲，《自由的激情》在印度尼西亚文学史上是应占有突出的地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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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普拉姆迪亚
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杜尔（1925…）是印度尼西亚独立以后最重要和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他是在“八月革命”战火纷飞的年代里成长起来的。坎坷的人生道路，峥嵘的狱中岁月，为他提供了丰富的创作源泉。他的作品具有他所处的动乱时代的气息和他个人独特的艺术风格。他走过的创作道路是曲折的，遇到过急流险滩，经历过苦闷彷徨，最后走上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康庄大道。
普拉姆迪亚生于中爪哇的一个小城镇布洛拉。父亲是二、三十年代对荷印殖民政府持不合作态度的民族主义者，宁愿放弃官办学校优厚的待遇而去当薪金菲薄的私立民族学校的校长。母亲是个虔诚的伊斯兰教徒，对孩子管教甚严。父母对他心灵的成长和日后的创作都有很深的影响，在他的许多作品中可以看到他们的影子。普拉姆迪亚在青少年时期有相当一段时间处于逆境。父亲因遭到荷印殖民政府的一再打击和迫害而灰心丧气，后来成为自暴自弃的赌徒，一家生活全靠母亲干活维持，母亲生病时，重担便落在他的身上，普拉姆迪亚念完小学后进泗水无线电技校学习，毕业时正当太平洋战争爆发，印度尼西亚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
普拉姆迪亚到雅加达，在日本新闻机构同盟社找到了工作，并开始对文艺发生兴趣。1945年6月他辞去同盟社的工作，到东爪哇一带游历。8月底，他在柬义里听到了独立宣言，立即返回雅加达参加人民保安队（印度尼西亚国民军的前身），驻扎在芝甘北前线。1946年他担任战地新闻军官，并参加了著名的克拉旺…勿加西的战斗。普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