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暴富了。就在这个时期，英格兰聚敛了大笔的财富，这笔财富足够支撑英格兰很多年。 英国还能支撑多久呢？ 许多人今天都在问这个问题，也许，只有时间才能作答———这个时间就是10年或者20年。英国的未来很值得人们研究。这个日不落大帝国的崛起与衰败同一连串的事件紧密相连。它的命运与古罗马帝国的命运很相似。罗马帝国作为地中海文明的核心，为了使自身的独立与完整得到保全，不得不四方征战，八方讨伐，而英格兰登上了大西洋文明的中央宝座后，也重蹈了古罗马人的老路。今天，世界性的大掠夺似乎已暂时告一段落。几年前，她还是一个大帝国的核心总部，很快就会衰落为荷兰对岸的一个人满为患的小岛。 这好像是一场悲剧，但是，人类所在的这个星球的规律正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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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美国最早的殖民者认识五个开化部落（指北美五个印第安人部落，即切罗基、奇卡索、乔克托、克里克和塞米诺尔———译者注），古罗马统治者认识苏格兰人也有一个逐步的过程。在帝国防线与诺森伯兰郡最后一片茅舍的北面，一片北部大山之中，住着一群不好惹的剽悍部落，这就是苏格兰人。苏格兰人的居住环境很原始很简单，他们的家庭血统不像其他民族那样遵从父系而是遵从母系，以放牛牧羊为生。大山之中没有真正的路，只有陡峭的羊肠小道，连马儿走在这羊肠小道上都畏步不前。苏格兰人对一切文明形式都给予激烈的反抗，所以，对他们进行文明教化，实在是白费力气，因此，压根儿就不去理睬他们是一个最佳方案。但是，苏格兰人还是一群凶猛的强盗，他们会突然从山上冲下来，把切维厄特丘陵上的羊群掠去，把坎伯兰的牛群劫走。从泰恩河至索尔湾，一路筑起一道高墙，并以剑刺刀砍或者上绞刑架等等死亡的痛苦来阻止他们再次冒犯，就是保护这些地区的一个较为明智的办法。 这做法果然有效。罗马人对英格兰进行了400年的统治，期间苏格兰人除了几次大规模的进犯之外，几乎再未染指文明世界。除了与爱尔兰岛的凯尔特同胞们保持着长期的贸易交往外，苏格兰人从不和外面的世界打交道，也几乎没有别的物质需求。古罗马城墙早就化为泥土了，但是，现在的苏格兰人依然过着苏格兰式的生活，发展着苏格兰式的文明。 苏格兰人能够保持独立的真正原因在于苏格兰地处穷乡僻壤。山区占了苏格兰的绝大部分，在人类诞生之前，这里的山几乎与阿尔卑斯山一样高。高山因风雨的慢慢侵蚀而渐渐矮小了，又被激烈的地壳上升运动震撼得乱七八糟的样子；沉积在山谷中的泥土本来就很微薄，而大规模的冰川入侵又把泥土冲刷得干干净净，难怪居住在高山区的苏格兰人只占总人口的10％，而低地地区———从西边的克莱德湾至东边的弗思湾，一片不足50英里的狭长地带，拥挤着其余90％的人。爱丁堡和格拉斯哥———苏格兰最大的两个城市，都屹立在两座火山（从前多数重镇都建在死火山口上）喷发而成的山脉之间。古苏格兰的首府在爱丁堡，现代钢铁、煤炭、造船和制造业中心则在格拉斯哥。一条运河把这两个城市相连在一起。从洛恩湾经过另一条运河能直达马里湾，有了这条运河，小型船只不必再冒险地在约翰奥格罗茨、奥克尼群岛和设得兰群岛———从爱尔兰伸向挪威北角的那块大陆在怒涛中的残骸———之间行驶了，而能从大西洋直达北海。 然而，在苏格兰，格拉斯哥的繁荣并不意味着全地区就能繁荣了。绝大部分农民还在温饱线上挣扎着，劳动所获只能保证自己不变成饿死鬼，甚至连让他们感受到真正活着的滋味都不够。苏格兰人对辛辛苦苦攒下的几先令“财产”，因为极端的贫困而视若珍宝，同时，这也使他们懂得不靠天，不靠地，而靠自力更生，靠自己的聪明才智，靠自己的勇敢坚毅。他们苦苦挣扎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从来就懒得去管别人说三道四。 斯图亚特王朝的詹姆士（斯图亚特王朝的第一个国王，1566—1625，1567年开始统治苏格兰，称詹姆士六世；1603年又成为了伊丽莎白女王的继承人，当上了英格兰国王，称詹姆士一世———译者注）是伊丽莎白女王的苏格兰远亲，根据伊丽莎白女王临终前的遗嘱，而继承了英格兰的王位，苏格兰因这个历史的偶然从此纳入了英格兰王国的版图，于是，苏格兰人能自由出入英格兰王国了。假如苏格兰人感到自己的小岛太小了，容纳不了他们的远大抱负，就可以纵横驰骋于英格兰王国的大地上。苏格兰人勤俭、聪明而富于克制，在边远地区担任领导职务是完全能够胜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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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要说的是一个特别的故事，一个神秘的与人类命运有关的悲剧故事———一个民族本来前程远大，潜力无穷，可为了一个毫无价值的理由，居然心甘情愿地舍弃了眼前无限的光明，徒劳无功地朝黑暗奔去，而她的邻国却心怀仇恨，随时准备对她进行羞辱，进行奴役。因为，这些盲目冲动的人还一点也不懂得正大光明的自身利益才是人类生存的第一原则。 谁是这个悲剧故事的罪魁祸首呢？我不知道，也无人知道。是地质构造吗？大概不是。爱尔兰群岛也是史前时代那块北冰洋大陆的残余。假如后来的地质变迁没有发生，这个群岛也许会更繁荣更富饶。但是，这个群岛的中心因地质变迁下沉到海岸山脉以下，整个岛屿变成了一个汤盘。而河流本来是朝大海流去，也由于这个下沉而变成了弯弯曲曲、百转千回的河道，通航根本不可能了。是气候吗？不！爱尔兰的气候与英格兰的无分别，或许爱尔兰只是更潮湿一些，雾更多一些。那是地理位置吗？也不是！自从美洲发现之后，在与新大陆有商业贸易的欧洲诸国中，地理位置最为靠近的是爱尔兰，地理条件最为便捷的也是爱尔兰。那么，到底谁是这个民族悲剧的元凶呢？这个元凶恐怕又是那个让人捉摸不透的人性。在爱尔兰，人类又一次自毁前程，把优势转为了劣势，把胜利化作了失败，把勇敢与锐气消磨成了无声无息的愤怒，最终只能默默地承受命运的凄凉。 在这个悲剧之中，民族传统又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呢？大家知道，爱尔兰人很喜爱他们的神话故事。小精灵、小妖精、狼人和恶鬼之类的“人物”，几乎会出现在每一个爱尔兰戏剧和民间故事中，说一句实实在在的话，即使在今天这个枯燥乏味的时代，对爱尔兰人那些妖魔鬼怪亲戚，我们也真是厌烦呢！ 这些又与“地理”有何干系呢？你可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对于山川、河流、城市分布的地理，对于统计煤炭、棉花进口量的地理，这的确是无关的。但是，人类不仅是饱食终日之徒，还是一个虑远思深、浮想联翩的生物。爱尔兰就是一个单单为思虑和浮想而存在的国度。当你在大海上遥望一个国家时，你也许会说：“这片陆地看上去较矮，或较高；大地或是棕色的，或是黑色的，或是绿色的。许多人生活在那儿，他们中有的人正在吃，有的人正在喝，有的人是美丽的，有的人是丑陋的，有的人是幸福的，有的人是悲哀的，有的人正在降生，有的人正在死去，有人死后得到了牧师的祝福，有人死后没有得到。” 然而，这些都与爱尔兰无多大干系。爱尔兰与众有点不同，或者说与众完全不同。寂寞的空气弥漫于爱尔兰的角角落落，孤立的氛围甚至于触手可及。昨天还是真实的东西，今天就变成了谎言与疑虑，一件事几个小时前还是简简单单的，转眼就错综复杂了。变幻莫测的大海位于岛屿的西侧，可是，与这汪沉默的深渊相比，你脚下的这片土地却让人更加匪夷所思。 同任何一个民族相比，爱尔兰人遭受奴役的时间都长一些，沉重的历史压在他们的背上，他们不断地怨天尤人。本来应该反躬自省，可在他们的思想深处一定存在着某种认识上的错误，以致他们千百年来一直落落寡合。在爱尔兰这块沃土上，他们的这种错误认识扎根很深。为了这片沃土，爱尔兰人从未想到要好好地生活，而是时刻准备去流血去牺牲。 诺曼底的征服者们（诺曼底公爵威廉为了夺取英国王位，1066年带兵横渡英吉利海峡，入侵英国。是年12月坐上了英国国王的宝座，史称威廉一世，在位时间为1066—1087———译者注）当年刚刚在英格兰站稳脚跟，就把贪婪的目光投向了爱尔兰海对岸，而所谓的爱尔兰海和北海一样，本来也是一个山谷，后来才下沉为海洋，算不上真正的大海。爱尔兰岛本来是一个富饶的小岛，可岛内的局面也大大助长了侵略者的野心。部族首领向来不和，把全岛统一为一个爱尔兰王国的努力从来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对征服者威廉的同代人来说，爱尔兰如同“一块颤抖着的草皮”。爱尔兰牧师们都睁大了眼睛，狂热地要将基督的福音传遍世界，而自己的故园却连一条公路、一座桥梁乃至任何交通设施都没有，更不用说一切使日常生活方便、和谐的重要设施了。由于岛屿的中央比四周低矮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沼泽，而沼泽有个坏毛病，就是从不将自己淹没在深水中，因此，沼泽永远是沼泽。充满诗意的灵魂怎么会肯动手去洗刷碗筷盘碟呢？对这个沼泽，从来就无人想到要治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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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英法的统治者尽管都叱咤风云，一代枭雄，却也能和主宰世界的领袖们保持一种很体面的关系。对于亲爱的教子约翰，教皇英诺森三世（意大利人，1160—1216，在出任罗马教皇期间（1198—1216）发动了两次十字军东征———译者注）曾给予了紧急声援，宣布《自由大宪章》（1251年，英国封建领主联合骑士和平民迫使英王约翰签署的一个文件，共63条，主要保障的是大贵族的利益，也保证了骑士和平民的一些权利。后来，它成了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法律依据之一，还成了确立君主立宪制的宪法文件之一———译者注）无效，对那些胆敢逼迫国王签署这样一份文件的贵族发出诅咒，诅咒他们万劫不复，永堕地狱。在爱尔兰内战中，一位爱尔兰酋长（我忘记了交战方当时到底有多少）被打得狼狈不堪，于是，他就请求英格兰的亨利二世到爱尔兰来，帮他打败自己的强敌。这时，从罗马又伸出了一只看不见的手，一直伸到了英格兰。英国籍罗马教皇阿德利安四世十分热心，签署了一张羊皮书，委任英格兰国王陛下出任爱尔兰的世袭君主。于是，一支由不足1000人的杂牌军和200名骑士组成的军队就开进了爱尔兰。爱尔兰人原来一直过着快乐的原始生活，这时，就不得不放弃在其他国家早已绝迹的部族制度，被英格兰人强行套上了封建制度的枷锁。从此以后，这个小岛就一日也不安宁了。直至几年前，围绕主权问题的争端才算告一段落，但是，说不准哪天它又像火山一样突然喷发出来，再度在世界各地报纸的头版头条上露面。 爱尔兰的土地，正如爱尔兰精神一样，存在全是为了谋杀和伏击。在爱尔兰，崇高的理想无可奈何地与卑鄙的变节纠葛到了一块，似乎不杀光所有的爱尔兰人，冲突就永远不会终止，问题就永远得不到解决。这绝非危言耸听，更不是无稽之谈。英格兰的统治者曾多次试图对爱尔兰人斩草除根，赶尽杀绝，然后再搜尽这些不幸者的全部家财，以进奉给国王及其宠信。例如，1650年，凭着他们奇妙的直觉和超凡的空想，爱尔兰人又一次在荒唐的时间作出荒唐的决定———支持一文不值的查尔斯国王（英王查理一世，被克伦威尔赶下台———译者注），发动人民起义。这次起义遭到了克伦威尔（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代表人物。1599—1658，1649年宣布成立英国共和国，1653年自任“护国公”———译者注）毫不留情的屠戮。在几百年后的爱尔兰人脑海之中，仍然深深地刻印着克伦威尔当年在爱尔兰犯下的滔天罪行。这是一次企图一劳永逸的尝试，一次把爱尔兰问题最终解决掉的尝试，爱尔兰的人口因这次大屠戮而锐减至80万，饿死者更是不可胜数（爱尔兰人的出生率一向不高），那些讨到了钱、借到了钱或者干脆去偷而偷到了钱的人，只要攒够了一张船票，就急急忙忙逃离家乡，流亡国外。走不了的人，满腔仇恨，守着逝者的坟墓，以土豆为食，寄望有朝一日报仇雪耻。他们一直等啊，一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