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你介绍，鲍蕙荞真是好人，真是值得同情的人，为什么后来你们又分手了呢？”赵丽迫不及待地问道，“如果您愿意继续说，我们特别愿意听，这里面不光有故事，更有做人的学问。”
“是啊！我常在回首往事，尽管往事不堪回首。我觉得孔夫子说了不少有道理的话，温故而知新，正确和错误、成功与失败，表面上看是故事的现象，透过现象能悟出一些道理，增长一些知识。我就是因为缺少这方面的知识，在极关键的时刻走错了路，而这一步几乎毁灭了我的一生。后来，我才悟到：人在漫长的一生中，有着千步万步，而在紧要关头却只有一两步，也许一步登天，也许一失足成千古恨。天下是没有卖后悔药的。因而人的一生时时事事要谨慎、珍重。”
讲到这里，她俩似乎不那么明白，因为她们没有完全经历那场史无前例的灾难，没有那种感受。我想，应当用更易接受的语言，让她俩了解我的沉浮。
十 我与鲍蕙荞平和地分手（下）
在我被抓和挨批斗的三个多月中，受尽了污辱，背上背了个“现行反革命”的牌子。从香港归来的，我的教练傅其芳和战友容国团，由于受不了政治上的污辱，相继自杀身亡。我之所以没有走上绝路，是因为始终不忘鲍蕙荞悄悄对我说过的话：“你一定要顶住，万不能有别的什么想法，你要想到我和未出世的孩子……”
我苦挨苦熬，到了九六八年秋，国家体委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接管委员会接管后，我才被放了出来，但整天学习政治，早上向毛主席像请示，晚上向毛主席像汇报，仍然不许打球。
一九六九年秋，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以后，似乎有段平静时期。周恩来总理过问我的事情，并亲自安排我来人民大会堂参加庆祝活动。周总理一进入宴会厅，炯炯有神的目光就在搜寻，一眼看见了我，快步向我走来。我激动地快步向周总理迎去，当我和周总理的手握到一起时，一种无法抑制的冲动的感情向外涌，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往下掉。这时，我只说了一句话，“敬爱的总理，我非常想念您，非常感激您。”周总理很理解我和其他些尖子运动员这些年所受的委屈，亲切地对我和围上来的体委其他同志们说：“过几日，我要观看你们的体育表演。”周总理机智的关怀，从此使我们各个项目恢复了训练。在首都体育馆，周总理观看了乒乓球、体操、跳高等项目的汇报表演，鼓励我们好好学习、刻苦训练，为祖国体育事业立新功。在周总理直接的亲切关怀下，我们这些尖子的日子才愈来愈好过，训练的劲头也愈来愈足。
一九七一年春，将要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毛主席、周总理从国际斗争和外交斗争的需要，支持中国乒乓球队赴日参赛。这是“文化大革命”中我国第一次参加世界性体育比赛。我荣幸地做为主力队员参加了比赛，并与战友们一起夺得了团体世界冠军。
在男子单打比赛中，我遇上了柬埔寨朗诺集团的球员柯武，为了支持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我弃权了。
在日期间，我遵循毛主席、周总理提出的“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方针，主动和美国乒乓球运动员来往，搞了乒乓外交，打开了中美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受到了周总理的表扬。
这些政治活动，都是与小小的乒乓球紧密相连的。一九七三年以后，我身不由己地逐渐脱离了几十年所熟悉的乒乓业务，步入了我极不擅长的、陌生而复杂的仕途，当上了中共十大的代表、中央委员、国家体委党组的副组长，后来又当了国家体委主任、党组组长。江青一伙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也要拉起他们的队伍，对我格外关心。我是官大能力低，见江青能在政治上“帮助”我，真有些受宠若惊。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的妻子鲍蕙荞虽然在一九七○年被江青从农场调到中央乐团，开始也感激她，后来渐渐看到了一些人对江青不满的情绪，便再提醒我，要跟江青一伙保持距离，靠得太近是危险的。她要我去找周总理，我告诉她，总理身体不大好，不要过多麻烦他。即使这样，当周总理病重时，泰国体协的领导人送给我八十只燕窝，我给总理送去了。
然而，当时的政治斗争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鲍蕙荞千方百计要把我拖到她的安全岛上来；我认为跟毛主席身边的人最安全，想把她拉到我的安全岛上来。从这个时候起，我们开始有了分歧、矛盾，感情上逐渐地产生裂缝。
我认为她是“女人家头发长，见识短”，我的不幸也就从这两句话产生了。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已经尝够了苦头，害怕政治的折磨，她对政治不再感兴趣，已伤透了心。我“登天”之后，自以为站得高，看得远，也敢于和她抗命。就像拔河比赛一样，我们相持着，各执一方。
终于，“哗啦”一下子，我站的一方败了，全国人民沸腾欢呼起来。她却在胜利中痛苦地沉默着。而我，被政治斗争的突变惊呆了，吓昏了，迷茫了，我被隔离审查，被免去一切职务，再次由“天上”掉到地下黑暗的小屋里，与世间一切美好愉快的东西、轻松享受的东西割裂开来。除了一支笔供我用来写交待和检查外，还能做的就是早盼太阳、夜数星星。我多么渴望见到家里的人。儿子小飙学习好吗？
这是个在胎里就受“文化大革命”折磨的孩子。女儿斓斓非常可爱，她长着一双大大的黑眼睛，睫毛长长的，还往上翘着，看人时眼睛一眨一眨的。她刚会叫我爸爸，还不到一周岁我就被迫离开了她。我的老母亲经得起打击吗？父亲和她相伴近四十年，年初却撒手而去，母亲缠过小脚本来走路就蹒跚，年岁已七十，行动更不方便。妹妹一家又远在新疆，谁来照顾这个孤老太太啊？！家里没有厕所，一次她摔倒在街上的厕所门口，多亏邻居的帮忙，才把昏迷过去的老母亲救醒送回家中。
作为儿子不能侍奉老母，还让老人家为我牵肠挂肚，乌鸦尚能反哺独我不能！我怀念着一家亲人，我对不住他们，又见不到他们。
我抬头看见墙壁上挂的毛主席像，却又联想到没有文化，只有爱子之心的老母亲。我清楚地记得，在我第一次挨批斗的那些日子里，母亲突然拖住我，把我拉到里屋内，哆嗦着手，掀起一块布帘让我看。原来她一直悄悄地供着两尊雕像，一尊是释迦牟尼，一尊是毛主席。我不由得一惊，她却释然虔诚地说：“你别怕！没人知道，他俩我都供着，没人的时候我就点蜡烛叩头，因为没有烧的香卖。你别不信，灵着呢！”我埋怨地劝道：“您别两个一起供，让人家知道了又是事！”“他们谁也不知道，灵着呢！妈这是替你消灾免难，保你平安！”我由不得心里在苦笑，灵着呢，果然很灵，我又坐到了囚室中，这次一坐竟坐了四年。
“鲍蕙荞不能来看您吗？”赵丽小姐关切地问道。
“我是被监护审查，几乎完全是与世隔绝，妻子是不能来看我的。”
“能通信吗？”
“自由通信不行。每次她给我送东西、衣服、食品、香烟等物品时，附有一封短信，我给她写收条顺便附几句话，这些文字的东西，专案组的人都要进行检查。”
“那时，您有和鲍离婚的想法吗？”
“没有。”
“她呢？”
“也没有。”
敦子姑娘非常注意听着我和赵丽小姐的对话，她不多言不多语。
“赵丽小姐，在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粉碎‘四人帮’以后，我还没有被隔离审查，鲍曾对我诚恳地说：‘你要有思想准备，接受党和人民的审查。你得意时我真想离开你；可是，在你困难时，我不会离开你。老人和孩子我会照顾，他们的生活费我会每月按时送去，今后你被关起来，需要送什么东西，我来给你送……’”
“鲍蕙荞真是个不错的人啊！”敦子由衷地发出了同情的赞叹。
“由于鲍受我政治上的牵连，在粉碎‘四人帮’以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团没有安排她演出。到了一九八○年夏秋之际，她通过专案组给我封短信，说在七月十六日下午四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她的钢琴独奏。得知这个消息我高兴异常。在八十年代初，经专案组同意，鲍给我带来了一个半导体收音机。我用这架收音机，按时仔细地听完了她的钢琴独奏，感慨万千，怀着深情写了一首不成文的词《鹧鸪天》送她：
月满则亏分久合，
沧桑陵谷路陂陀，
维城遘陌闻音雅，
布市传书春姓遮。
觌面稀，伴琴玲，
氍毹波涌弦腾凝，
仳离浪静百花谡，
囹圄恒听初恋声。
“您能简单地给我们解释一下吗？”赵丽轻声地问。
“月一圆就要缺，日一正就要偏，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是事物的发展规律。
人的一生是坎坷不平的。我和鲍最初相逢在维也纳，但相遇如同路人，那时她正值芳龄，清纯活泼，楚楚动人，她的琴声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九六一年，鲍在布加勒斯特获奖，当时驻罗马尼亚大使许建国，在我们中国乒乓球队访罗时，要我给鲍带一封信，我没让大使在信上写我的名字。后来我们在北京相遇相爱了，但为了彼此的事业见面很稀少，见面时她有时还要练琴。六十年代中期，文艺界江青已经开始插手，波涛光涌，许多好的作品不能演出，‘文化大革命’中更甚，一九七六年我们夫妻分离后，文艺界呈现出繁荣的景象。我在被关着的地方，忧伤地听着我们初恋时她曾给我弹的钢琴曲。”
“那时你们的感情还是很好的，相互思念着。”赵丽小姐说。
“是的，我隔离审查这几年，一直在思念着她，也想念着家里人。一九七八年，鲍写信告我，她的父亲去世，我写了一首《渔家傲》的词，悼念我的岳父：
磊落光明志气豪，
谦虚谨慎语奢少，
赤胆忠心德智高，
重担挑，毕生精力为民劳。
诚恳待人善诱导，
扶伤救死胜思邈。
父去英灵上九霄。
托蕙荞，忍悲慰母育斓飙。
“我内心一直在感激她，这些年她吃的苦，受的惊吓比我厉害。我总觉得对不起她。为什么后来我们感情上产生了裂痕，最后分手呢？其实这里面并没有什么秘密，完全是误会，天大的误会！”我不禁陷入那痛苦的回忆中。
听完鲍蕙荞的钢琴独奏广播没多久，一天，我正在看书，体委专案组的人突然进来对我说：“你爱人来看你了，给你们二十分钟的见面时间。”
一听到日夜想念、为我吃了不少苦头的蕙荞跑了这么远的路，到这个地方来看我，我心里不知是惊还是喜。快四年未见了，这话从何谈起？又有多少话儿要说！
可是只给吝啬的二十分钟，这是关心？还是……不知为什么，我的气一下子冒上来了，但我压住火，对专案组的人说：“快四年没有和妻子见面了，见面只给二十分钟的时间是不是太短了？！能否多给些时间？”
“不行！这次见面是你爱人多次要求、领导关怀你，才让你们见面二十分钟。”
这时，我已经不冷静了：“二十分钟能谈什么？这样短的见面更难受，还不如不见！我希望你们考虑我的意见，增加到两个小时，否则我不见！”
“时间是不能增加的，你不见就不见。”说完专案组的人走了。
这时，一直站在门外负责监护任务的解放军领导走了进来，温和地对我说：
“刚才你们的对话我都听到了，你应当冷静点儿，别着急，我再和他们谈谈去。”
过了好一会儿时间，专案组的人进来对我说：“我们和军队的同志进行了商量，又请示了体委领导，同意你们相见两个小时，但你要掌握分寸，不要谈政治问题。”
“这点儿我晓得。”
经过近四年的分离，我和鲍蕙荞在北京卫戍区的一个小房间里单独见面了。这时，我的余气还未消，对她经过艰难曲折而争取来的探视，我没有报以亲热的拥抱，却以冷静的目光打量着她，好似要看穿她来访的真实目的和对我的态度。相反，她一进来就用怜爱的目光看着我，并询问我的生活和身体情况，我用简单的语言回答了她：“都好。”
此时，一种不可遏制、莫名的气在升腾。我，就是这样的奇怪，又不可理解。
我在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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