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则栋与佐佐木敦子(节选)- 第9部分

　　后来领导上派容国团担任女队的教练。容国团运用集体的智慧，大胆启用新手，大出奇兵，在二十八届世乒赛中，我们中国队共拿了五项冠军。　

　
　
十六　棒打鸳鸯的通知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一日，我跟公司的同事们来到地处东华门的北京市公安局外事处，办理常驻的签证延长手续。

　　几个同事在前面很快办完了手续，轮到我了。我走到那个中年男子的前面，把护照递了上去。他一看是我的名字，扬起浓眉又看了我一眼，点点头说：“佐佐木敦子女士，您的签证上边没有批下来，今天不能办。”说完又礼貌地对我微笑。

　　我的心咯噔地震了一下，好像一块千斤巨石压到我的心口上，我吃力地问道：

　　“什么时候可以批下来？”

　　“很抱歉，我们不知道。您的护照可以放在这里，过些天您再来问，”对方回答。

　　我惊愕了，几乎要哭出来，但我克制住自己。根据我从事外贸活动的多年经验，这意味可能被拒签。我将会被迫离开中国，离开北京，离开我心爱的庄先生，还有那个刚刚奋斗建起来的小爱窝，我的心能不碎吗？

　　同伴们一听我没有办成，都互相交换眼色，似乎也悟到了内因，又都不愿意说出来。在这种场合唯一能做的，是拥着我安慰说：“先回去吧！过几天再来看看结果，也许他们忙，没来得及给你签。”

　　我急匆匆地来到家里，庄先生一看我脸色不对头，马上不安地问着：“怎么，有什么事吗？！”

　　我再也憋不住了，哇一声哭了出来，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好像天要塌下来，地要崩裂，我直言相告说：“他们不给我办延续签证！”

　　庄先生一听，脸变得雪白，赶紧拥着我安慰说：“别着急，过几天再问问去。”

　　“庄先生，我们不能坐等，我们要摸清情况，要争取啊！”

　　“好，好！我们分头去了解情况。”

　　这种事情本身就很复杂，头绪也很多，到底事情出在哪个关键人物身上，哪个掌握我们的生死簿，我们该去找谁，简直是老虎吞天，无从下嘴啊！我和庄先生开始瞎忙乎，他跑中国方面的，到北京市政府、市委、市公安局请人帮忙，想弄个究竟。这时，他找不到领导，哪一级的领导都不见他，见到下面的一些人，回答是：

　　“不知道，不清楚，我们是奉命行事。”我找日本公司方面，想请有关人士疏通关系，请求延长签证，但四处奔走，跑断筋骨，仍然弄不到一点儿消息，急得我俩像是热锅上的蚂蚁。

　　十二月十三日，我再次走进市公安局外事处，心头“咚咚”跳得格外厉害，弄不清降临在我头上的是祸还是福。

　　我小心翼翼地问着那个中年男子：“我的签证上面批下来了吗？”

　　那个中年男子看了我一眼，拿过一个文件似的东西，像背课文似的对我说：

　　“佐佐木敦子女士，这是你的护照，本月十七日到期，我们不再续签！”

　　天哪，几天之内必须离开中国，离开我心爱的庄先生，我脑子轰一下要炸了，我一股怒火冲上心头，不顾一切地大声喊着：“为什么？”

　　“我想，你比我们更清楚！”那个中年人只动了动眉毛，压着嗓子说。

　　我眼泪刷地流了下来，心像被撕成碎块了。我隐忍着痛苦，眼前这些具体办事的人员是没有权力更改的，一切都是上面布置下来的。留给我的只有女人的天性——软弱的哭泣。

　　我到了家里，一头就扑进庄先生怀里，痛苦地哭了起来。庄先生看到我如此沮丧、悲痛，他一切都明白了，脸像霜打的，木鸡似的呆在那里。

　　“我四十岁以后才找到了爱情，找到了你，告别了国土，告别了家乡，告别了母亲和兄弟姐妹，忍痛割爱地离开娘家，谁知道婆家却不接收，赶我走……”我有些忍耐不住，痛苦地摇撼着庄先生，悲愤地对他说：“你多么可怜呀！是我害了你！你可以多次拿到世界冠军，却得不到我奉上的真挚的爱情！……”

　　庄先生的心早碎了，两眶含着痛苦的泪水，用手抚摸着我的头发。他知道此时的任何安慰话语，都显得软弱无力和毫无用处，他一只胳膊搂着我，一只手替我擦泪，情不自禁地轻轻地安慰道：“敦子，你就哭吧！放声地哭吧！可能这样会好受些。中国的事情太复杂，好事总是多磨难，事情总有个过程。我想，我们真诚的爱情可能被上面误解，当真诚被别人误解时，最好的解释是：再真诚。”

　　庄先生这么一说，我开始冷静下来，我知道我这样冲动，会给庄先生带来更多的痛苦。我已经是庄先生的人了，我爱中国这块生我养我的土地。

　　“庄先生，我申请加入中国籍，这总可以放心了吧！”我这突如其来的决定，庄先生一听愣了，他不安地说：“这可是大事，是不是你跟家里人商量一下，然后再决定也不迟。”

　　“来不及商量，我自己决定。”

　　“再说，入国籍是很复杂的，三五天难批下来，要申请，要待批，有一连串手续，现在只有几天了，来不及了。”

　　“让上面了解我的决心很重要！我爱中国！我的大半生是在中国度过的，现在咱们就写，事不宜迟。”我哭着拉起庄先生的手，两人坐在写字台边，一边流着泪，一边写入中国籍的申请，我说：“一定要在我离开之前送上去！”　

　
　
十七　泪血浇心的思念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五日下午三点五十分，敦子挥泪飞回了东瀛，送别归来的我，欢乐和团聚已成为过眼浮云，今朝只剩下我孤雁哀鸣了。

　　此刻，我全身无力觉得更瘫软了，哀叹自己再一次以喜剧的形式扮演着悲剧的角色。我的心仿佛被活生生地撕了下来，随着敦子到日本，剩下来的是痛苦。

　　一个激灵，又使我想到，我们呈递的入籍申请将开始层层旅游，带着我们的焦虑和期望，缓缓地经受着研究、传递。又有一丝忧虑悠悠地掠过心间，担心着节外生枝，担心着上帝又要我再扮演一次悲剧的角色。

　　亲爱的敦子：

　　你好！你走后的当天晚上接到了茂弟弟的电话，告知你已平安到达东京，16日晚又接到你我别后30个小时的电话，

　　1986年12月15日，对我们来说是个悲惨的日子，我在日历上的这一天重重地划了一条道子，我们相爱一年半没有分离过，而且感情越来越深，这次离别不是你我能左右的。人可以暂别，但用心血浇灌的爱情之花是永远不会凋谢的。我知道你走的前几日强忍着巨大的悲哀，把能为我做的事情都做了，却没有带走你的一样东西。这是你怕我心里难过，我也急盼着你早日归来团圆。

　　你哥哥代表全家把你托付给我，我一定要把你照顾好，不负你冰清玉洁的一颗心，也绝不辜负你全家的重托。请你相信时间，我们一定会重逢，那时候起，我们将相濡以沫，相亲相爱，朝夕相处，形影不离。

　　这几日我痛定思痛后又活了过来，到处去跑，了解情况，打通门路，为你早日回来做准备工作。首先我向少年宫的领导反映，他们对我说：“庄教练，决敦子的入籍问题和你们的婚姻问题，我们实在爱莫能助，你还是向上级去反映吧！”

　　此后，我找了北京市教育局副局长，东城区政府副区长，前中国驻日本国大使宋之光和夫人李清。他们对我和你的婚姻很关心，很同情，对你果断地申请加入中国籍与我完婚很支持，认为这是正当的要求，上面很有希望批。

　　敦子，我们的目标也更明确了，要向高层反映！对任何事情要理解，不要怨嗟；要积极争取，不要等待。抽时间经常往中国驻日本大使馆跑跑，五次、十次地向大使馆提出申请，不要气馁，哪怕事情只有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希望，你千万不要认为没有希望，希望就是希望，无所谓百分之一、千分之一。

　　……

　　最近，我又把咱们的申请，送给了曾做过我们代表团团长的××同志，请她再送给哥哥万里副总理。我还去了外交部，把我们的申请转交给吴学谦部长。我还到习仲勋副委员长家，接待我的是曹秘书，我和他谈了以后，他只说了一句话：“你反映的和汇报上来的报告情况不一样。”12月底，×××女士打电话告我，万里副总理27日接见了她们，×女士如实地汇报了我的情况。

　　第二天上午，我就给万里副总理的秘书打了电话，请他向副总理转达我们的呈请。总之，等待是痛苦的，对我们未来我又是充满信心的。尽管困难横亘在我们面前，请相信我的心和你的心一样晶莹透亮。

　　最近，我找了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看了这本书，我认为我们的婚姻是合法的，暂时被阻也只是短期的。这本书让茂弟弟带给你。

　　……

　　敦子，没和你商量就给你起了中国名字。这些日子，蓦地一下“梦樱”二字脱口而出，我又开始咀嚼和品尝着你名字的味道。人言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我对你是白日思，夜里梦，伸手去抓却是空！本想和你携手登玉楼，共作千年醉，却不料今日棒打鸳鸯，天各一方，你挥泪去了，我孤灯只影，人去室空，翘首东望，与谁话凄凉？！今日驾鹤去，何日君再来？谁人知我，蟾宫悲梦！

　　你的夫则栋

　　一九八六年十月卅日于家中

　　亲爱的敦子妻：

　　你好！非常的想念你，必须要有实际行动，去跑，去找！但救世主在哪里？我也不知道。尽管我们无力回天，但总是存在一种可能性，可“借力回天”！借梯找救世主。

　　我在海关工作的好友李××是个热心肠的人他得知你被迫回国的悲痛心情，非常同情我们的际遇，在交谈中他提醒我说：“有些事情北京市不大好办的不妨到外地试一试！”

　　“北京市都办不了，到外地能有希望？”我不解地问。

　　“天津市市长李瑞环同志你和他熟吗？”

　　“不大熟，彼此都知道。”

　　“李市长平易近人，专为老百姓办实事，深得天津市人民的尊敬和爱戴，你可以找找他。如果你愿意去，明天一早我要送一些省市的海关领导去天津开会，你顺便搭车前往。把他们送到天津后，我陪你一起去找李市长，咱们有车办事也方便，你办完事后再拉你回来。”

　　我和××驱车来到天津市政府，走进接待室，我向工作人员说明来意后，工作人员对我客气地说：“庄教练，您这次来的不凑巧，正赶上今天李市长陪同黄华同志和北京来的几位部长。您明天来可以吗？”

　　“今天我还必须赶回北京去，我给李市长留封短信，您帮助我转交行吗？”

　　“可以，可以。”

　　“谢谢您！”××在一旁等候，我在接待室给李市长写了一个来拜见而未遇的短条，并把过去给邓小平主席和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的短信秒了一遍，交给了工作人员。

　　信的内容如下：

　　尊敬的李瑞环市长：

　　您好，我本不愿意打扰您，但实在无法，请您在百忙之中过问一下我的个人问题，我将感激不尽。

　　我叫庄则栋，在“文革”后期犯了严重政治错误。76—80年被隔离审查4年，在中央的关怀下，1980年9月解除监护，同年10月去山西，在山西工作近三年，1984年8月分配到北京市少年宫任乒乓球教练工作。1985年2月和鲍蕙荞离婚。

　　1985年夏季，在北京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和日本姑娘佐佐木敦子相遇。她是我16年前在日本结识的友人。她生在中国，长在中国，父亲为了中国的建设1962年病逝在中国。1967年，母亲领着她们兄妹6人回到了陌生的祖国——日本。从1978年她开始常驻中国，在伊藤万公司任职。她热爱中国，她同情我、鼓励我，后来我们相爱了，到目前我们相爱一年半了。我给上级打报告要求结婚，回答是：“你掌握国家机密，不同意结婚。”但，我们真挚地相爱着，感情非常深。我已十几年不参政，是个时过境迁之人。今年，我已47岁，佐佐木敦子43岁（未婚），时间催人老，佐佐木敦子已征求家里人的同意，愿意加入中国国籍，放弃日本国籍，来华定居和我完婚。根据中国国籍法规定，她完全符合条件。请领导批准，允许我们组织家庭。顺致敬意！

　　庄则栋拜呈

　　1987年2月27日于天津

　　我和××都有一些乘兴而去，却怅然而归之感。

　　不料，回京后的第三天，我的师弟吴×从天津来家看我，寒暄后他说：“李市长昨天见了我，并要我给你捎话，你给李市长的信他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