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后升为中将）。
集团军下辖两个摩托化步兵师、三个坦克师，是一个突击力相当强的坦克集团军。部队重点部署在乌兰巴托及其以北，和东方省的乔巴山市周围，部分驻扎在距中国边界二百四十公里的重镇赛音山德（又称沙音山达）。
驻蒙空军两个歼击轰炸航空兵师、三个直升机团和一个运输机团，共有飞机三百多架。这些空军部队以团为单位分别部署在新修的乌兰巴托、巴彦、乔依尔和乔巴山等四个大型机场上。另有三个野战机场，供现有飞机转场之用。
整个驻蒙苏联陆、空军的武器装备，主要有：坦克一千八百辆、战车和装甲车二千五百辆、大炮一千四百门、固定翼飞机一百九十二架、直升机一百二十三架，还有近程可带核弹头的地—地导弹发射器二十二部。
防空部队有二至三个防空导弹旅，三个雷达团。此外，还有其他一些特种部队。
驻蒙苏军作战部队总人数约为八万人。
蒙军扩编已达相当规模，作战部队有：两个摩托化步兵旅、两个独立团、十一个独立营；防空部队有一个歼击机团、一个雷达团、一个高炮团、两个防空导弹营。加上一个建筑旅、三个建筑团，以及军事机关和院校，合计兵力约五万人。
苏军在蒙部署大体完成以后，就经常举行演习。蒙军有时作为辅助部队参加，有时自己单独进行。其演习设定，多半是设想中国人民解放军越过大漠向蒙古发动进攻，苏蒙军阻击后转入反攻，然后向我国的二连—张家口方向和多伦—承德方向突击，直接威胁北京。按照苏军战役战术规程，集团军的进攻速度，在不断克服敌方抗拒的条件下，每天必须推进七十公里。北京离蒙古边境不到五百公里，就是说他们的预案是一周时间打到北京城下。而北京的防御，在张家口以北都是草原及沙漠戈壁，无险峻地形可以据守，而沙漠戈壁在现代化战争中，已起不了多少屏障作用。
第一部分苏军重新大举入蒙（4）
从上述情况看，苏军入蒙以后，对我国构成的威胁是多么巨大。我国内忙于“文化大革命”，不会也不可能主动进攻蒙古，苏蒙军演习设定的前提，不过是掩人耳目，其真正目的是必要时直接发动进攻。但是，直到1973年我离职返国时为止，驻蒙苏军的军事部署，仍将主力留驻在乔依尔以北，即离中蒙边界三百六十多公里的二线，和乌兰巴托及其以北接近蒙苏边界的三线。也就是说，从其战役布局来判断，暂时还处于防御态势，而不是进攻态势。当然，在苏军的对华战略中，把蒙古作为进攻中国腹地的前进基地，是毫无疑问的。
我作为中国驻蒙的外交人员，亲眼看到屯兵蒙古、蓄势待发的苏军作战部队，对它给我国所构成的严重威胁，不能不感到深深不安和焦虑。
应当感谢马克思的在天之灵，中苏之间的军事摊牌终于没有发生。苏联当局派遣如此大量的军队进驻蒙古，所投入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按卢布结算可能近乎天文数字，而蒙古人民也为此做出了巨大牺牲。苏联戈尔巴乔夫上台后，1988年12月，宣布两年内从蒙古撤出全部苏军。实际上到1992年才撤干净。此后蒙古报纸刊登一项统计：苏军驻蒙部队和武器装备，分布在乌兰巴托四个区、全国十八个省中的十五个省、六十四个县，使用土地413951。53公顷（折合四千一百三十九平方公里），共建有机场七个、兵营五十五座、军官住宅一百三十六幢（六千八百单元房），对蒙古草原的破坏和自然环境的污染十分严重。而这些营房和住宅，多建在荒郊野外，蒙方接收后无法维护和利用，眼睁睁地看着它们变成废墟。蒙古当局向俄罗斯政府提出，要求总的赔偿二十五亿美元。
这正如中国俗语所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第二部分“文革”浪潮汹涌而来（1）
第五章 中蒙关系恶化再恶化
9月中旬，国内发来毛主席的“九九指示”：“来一个革命化，否则很危险。”
蒙古报纸对北京发生的事情，起初是客观报道，后来就加上了自己的评论，字里行间有一股掩饰不住的幸灾乐祸的情绪。
“文革”浪潮汹涌而来
1966年来临。冷淡的中蒙关系，虽然还没有达到零度，但也已是“二九”天气。使馆的外交活动还能照常进行，不过受到的限制和冷遇也逐渐多起来。开年之初，蒙古外交部就照会各国驻蒙使团，离开乌兰巴托二十公里以上的外出，必须事前提出申请。这种限制对苏联和东欧国家使馆是不会起作用的，实际上，主要是针对中国大使馆。其目的既有政治性的一面，也有实用主义的一面：为苏军入蒙而开始修筑的军事基地和设施，尽量不让中国人看到。
中国援蒙建筑公司继续履行双方的协议，他们的职工在国内欢度春节后，陆续返回蒙古。随着天气日渐转暖，建筑工地上又开始沸腾起来。而在友谊街东头的高地上，出现了苏联建筑兵在盖高层楼房。他们盖楼给谁住呢？不久传出苏联要增加在蒙“专家”的消息。驻蒙公司宗哈拉工地来乌兰巴托的职工说，在北面色楞格省的达尔汗，有更多的苏联建筑兵在盖大片楼房。看来，蒙古已决心让苏联建筑部队取代中国在蒙的建筑工人了。
1966年5月，按说已进入春季，但在蒙古街头仍是枯树枝桠，使馆院内也还是大片枯草，早晚寒气依然袭人。5月底，外交信使来后（他们每月两次来馆），张灿明大使马上召集全馆人员大会，传达5月16日《中共中央通知》。大使态度严肃，表情有点沉重，显然事前他看过这个通知。他用浓重的四川腔，把这个《五一六通知》读了两遍。散会后，回到文化处，我们几个人议论起来。通知说彻底揭露批判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学术权威”，同时“必须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等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大家觉得事情来得突然又相当严重。小毛说《通知》没提外交界，老姜说都可以算在政府里。我回忆起在离开北京的火车上，看姚文元文章时那种下意识的敏感，事情果然临头了。
此后，从国内的广播里、报纸上，听到看到的都是揭露和批判，以及要掀起文化革命的消息，一批批高级领导干部，以“反党集团”的名义被揭露出来、撤了职务。报纸上没有公布罪状的领导人像刘少奇、邓小平，他们未来的命运，也通过各种渠道传播到使馆。蒙古报纸对北京发生的事情，起初是客观报道，后来就加上了自己的评论，字里行间有一股掩饰不住的幸灾乐祸的情绪。
7月，政务参赞魏宝善从国内休假回馆，大使夫妇和姜振忠等几人回国休假，老魏任临时代办。9月中旬，国内发来毛主席的“九九指示”：“来一个革命化，否则很危险。”事情的由来是，奥地利和非洲某国的革命“左”派，给中国领导人写信，说中国驻该国大使，“乘坐豪华汽车，外交招待会奢侈浪费，……”。毛主席9月9日批示，要求所有驻外使馆来个革命化。老魏根据在国内看到的《毛主席语录》大行其道的情况，很快要驻蒙建筑公司派来木工，制作大型语录板，在对外比较显眼的墙上，都挂上了红底金字的毛主席语录。在使馆楼迎门两边的墙上，分别挂着“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和“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两块语录板，把楼前厅映得红彤彤的。在礼堂里与门相对的墙壁上则是一块高一点五米、宽五米的大语录板，上面分两大段刻着：“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
不久，使馆举行了一次电影招待会，蒙方外交部长、和平友好委员会主席和一些政府官员，以及各界人士出席。他们一进礼堂看到这块大语录板，就有点愣神，外交部懂中文的官员显出“触目惊心”的表情。魏代办向蒙外交部长解释语录的含义，周围的官员都挤过来静听，大概是理解到没有具体指名，也就进到舞台前坐下。
8月初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制定的“十六条”，在使馆及驻蒙公司、友谊医院传达后，特别是毛主席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写信，随之在全国掀起的红卫兵运动，对我国驻蒙人员影响很大，有一些人要求在国外组织红卫兵闹革命。魏代办根据国内要求驻外单位正面学习不搞运动的指示，通过各级领导说服了这些同志，但人们的思想情绪越来越激烈化。国内发来了各种外文版的《毛主席语录》，要求驻外使馆散发。驻蒙使馆当然积极性也很高。除了外交官直接送使团人员外，还让驻蒙建筑公司、友谊医院和培才学校设法散发。
第二部分“文革”浪潮汹涌而来（2）
培才学校是使馆附近的一座华侨小学。原来是为对蒙劳动力援助的员工子弟办的，学校领导和教员都从国内派来。“劳援”被迫撤走后，这所学校转为华侨子弟小学，学校的领导班子仍是国内来的那些人，但吸收了华侨中一些年轻知识分子替代国内派来的教员。在国内“文化大革命”的强烈影响下，毛主席著作成为必修课，师生们的“革命”情绪很高涨，他们把《毛主席语录》带回家，不仅念给父母听，也向蒙古邻居广为散发。
蒙古当局的反华宣传日渐加剧，紧跟苏联报刊反华的调子，直接指责我国的“文化大革命”，甚至点名攻击我国领导人，称毛泽东思想为毛主义，希望中国的“健康力量”能起来掌握局势。这就使两国关系由冷变恶。蒙古有关方面对中国驻蒙公司的刁难，和对培才学校的限制，都在不断加码。
9月，张大使夫妇返馆，主持了9月30日的使馆国庆招待会，蒙方出席人员规格虽未明显下降，但人数已大为减少，气氛也没有往年热烈。国庆节过后，我国外交部通知驻外使馆，所有人员必须分批分期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魏代办夫妇在11月返国，我同其他几名使馆人员与之同行。
在使馆，对于“文革”只从报纸上、广播中有所了解，缺乏感性体验。因此，回到北京以后，我就迫不及待地上街看看。从宽街步行到王府井，街道两旁几乎贴满了打倒这个、打倒那个的大标语，中医医院、隆福医院、科学院图书馆的大门两旁，密密麻麻地贴满大字报，内容多是批判本单位的“走资派”。从灯市西口到王府井大街，几乎所有商店的门窗和外墙上都刷满了红纸写的大标语或大字报，什么同升和鞋店、盛锡福帽店、百草参茸国药店都找不到了，据说是为了欢呼刘、邓下台，根据什么人的“指示”搞的“红海洋”。信步走进一个卖工艺品的小商店，看到小型的毛主席半身塑像做得挺精致，我指着问这个多少钱，售货员瞪了我一眼没吭气。这时，进来一个戴造反派红袖标的外地青年，对售货员讲：“我要请一张毛主席像。”售货员马上热情接待。我一看不好，再呆下去说不定得挨批，就赶紧走了出来。我一面走一面想起小时候的事：旧历年关将到，跟随父亲去赶集，为了腊月二十三日（过小年）祭灶神，父亲在一个货摊前恭恭敬敬“请”了一张灶王爷和灶王奶奶并肩而坐的像，让我用双手捧回家。……我在这种大不敬的胡思乱想中，走进了百货大楼。门窗玻璃糊满了大字报，里面黑糊糊的，买东西的顾客先对了语录才能买东西：顾客说“毛主席万岁”，售货员说“为人民服务”，或者一方说“造反有理”，另一方则说“文化大革命万岁”，然后才洽谈买什么。我既感到挺有趣，又觉得挺别扭，因为不会对语录，也不敢买东西。
1967年1月，随着全国造反派的“夺权”风暴，外交部的造反派成立了联络站，领导外交部机关和使领馆回国人员搞“运动”。外交部的业务工作，由原来的一些领导加若干新人组成的核心组领导。姬鹏飞等几位老的部领导，由于是“当权派”，既要主持繁重的日常工作，又要随时接受造反派的批判。回国参加“文革”的各个使馆人员，都成立了战斗队，开始批判“当权派”。大使首当其冲，参赞是准“当权派”，受冲击稍小；随员以下参加战斗队成为“大批判”的骨干；一、二、三秘游离其中，但必须站在造反派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