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上的割据状态有所改观。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莱曼兄弟银行和库恩·洛布公司（历史上由贵族德国犹太后裔组成）等加入了最负盛名的WASP派的行列，这些WASP派的公司包括摩根·斯坦利公司（J．P．摩根金融帝国的一个分支）、第一波士顿银行、狄龙－里德公司及布朗兄弟哈里曼公司。有点怪异的金融巨头美林皮尔斯·费纳尔和史密斯公司曾一度被视为“天主教”公司。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是WASP阵营里的坚定分子，西格尔是它在金融业务中雇用的第一个犹太人。
西格尔要寻求一种丰富多彩和具有刺激性的生活，只有投资银行可以满足这一点。投资银行会突然就一支新股票做出一项市场决定，或随时宣布钓到一条大鱼。经过筛选，他把目标锁定在三个公司：戈德曼和塞克斯、希厄森·海登·斯通以及基德尔和皮博迪。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人力资源部打电话问他，如果该公司向他发出邀请他会不会接受。西格尔没有表态。希厄森·海登·斯通公司提出的年薪最高，为2．4万美元。
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提出的年薪只有1．6万美元，但西格尔看中了该公司特有的机会。这个公司里人员都比较老，而且有许多前途无限的蓝筹股客户。西格尔觉得在这里可以很快爬升到顶层。
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贵族气脉也是吸引西格尔的一个因素。该公司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投资公司之一，1865年在波士顿建立，当时正是内战结束前夕。早期时，该公司为修建铁路热潮融资，主要客户是阿奇森、托皮卡和桑塔钢铁（Atchison，Topeka&Santa Fe）公司。它的客户中还有两个业内巨擘——美国钢铁公司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
进入现代时期，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掌舵人是阿尔伯特·H·戈登。戈登出生于波士顿一个富有的皮货商之家，毕业于哈佛大学商学院。1929年，当公司在市场崩溃中奄奄一息时，年轻的戈登携带10万美元的本金来到了这个公司，当时他是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的一位债券销售员。1931年，他和另外两个合伙人一起把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买下了。
戈登爱好运动，精力充沛，仪态文雅，具有不屈不挠的性格。他把公司总部从波士顿迁到华尔街，并着手建立一批新客户。他拥有一个许多竞争对手所不具备的优势，那就是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声望在市场崩溃的灾难之后仍然有口皆碑。
市场崩溃和大萧条的震动在国会掀起了改革运动，从而从1932年开始，由特别法律顾问费迪南德·皮克拉在参议院举行了一连串的听证会。在听证会上，皮克拉对华尔街的一些主要投资业务员进行了严苛的诘问，使美国公众了解了什么是内幕交易，什么是操纵股价，什么是通过投资信托进行投机活动。揭露的大多数问题涉及信息被少数受益者把持而广大投资者无从知晓。这些信息不但直接影响股票价格，如兼并价格或收购报价，而且对内行人还有更微妙的用处，例如判断报价和询价之间的实际利差，或了解购买大宗股票者的身份及其购买动机。
听证会引起了轩然大波，公众群情激愤。在这种情况下，国会通过了两个历史性的法案——《1933年证券法》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并成立了一个新的联邦机构——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具体负责法律的实施。同时，鉴于执行证券法规的重要性，国会还制定了相应的刑事条例。
通过把银行业与证券承销、资本融通和股票、债券及其他证券的发行分开，证券法律为现代投资银行业搭建了活动的舞台。根据戈登的指示，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集中精力从事证券承销业务。该公司率先在美国各大城市开设办事处，按照戈登的话说，这是“推销你的成功之路”。
在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历史上，它大多数时候都是一个受到牢牢控制的合伙制公司，戈登个人拥有公司的大部分所有权和利润。20世纪60年代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造时，所有权没有什么变化，戈登成为最大的股东。他在向公司管理人员赠送股权方面非常小气。
在戈登的稳健领导下，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很繁荣，甚至说得上是辉煌。为避免再次出现资本危机，戈登坚持要求公司管理人员把个人收入再投入公司。这使得公司在1969年交易量和利润突然下跌时躲过一劫，那次事件对华尔街打击很大。公司副总裁拉尔夫·德农齐奥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副主席，帮助处理像古博迪和杜邦这样老牌公司的合并事务。1971年，也就是西格尔从哈佛商学院毕业那一年，德农齐奥成了证交所的主席。
与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历代掌门人相比，马丁·西格尔的出身显得很普通。他的父亲和叔叔在波士顿拥有三个鞋店。鞋店依靠美国供应商进货，顾客对象为中下层人士。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很多连锁店受益于广告宣传和低价的外国商品而蓬勃发展，致使他家的鞋店生意惨淡，举步维艰。这对西格尔来说是很痛苦的，他还没有见过有谁像他父亲那样如此辛勤劳作却所获甚微。他从小在波士顿郊区纳迪克长大，那时候，他几乎见不到父亲，因为父亲天天都在忙碌，没有休息日，而且常常晚上也不回来。不像班上同学们的父亲，西格尔的父亲从来没有陪他玩过球。
西格尔提前一年上学，在学校不喜欢运动，因而身体发育不如班上其他同学们快。进入中学时，他的学习成绩非常优秀。那时，他的理想是当一名宇航员。高中还没有毕业，西格尔就进入兰斯雷理工学院学习实习课程，成为家里第一个上大学的人。他的学习成绩一直保持优秀，甚至业余时间在外面打工时也是如此。1968年，他开始攻读化工专业的硕士课程。这时，他认识到，如果当一个在实验室里辛辛苦苦、默默无闻的工程师，永远也富不起来。因此，他申请到哈佛商学院就读，并获接收，1969年9月入校学习。
60年代后期席卷美国校园的骚乱对西格尔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但是，在1970年美国入侵柬埔寨和俄亥俄国民警卫队在肯特州枪杀学生事件发生后，西格尔在哈佛卷入了反战运动。他参加了一次反战静坐示威，抽了几回大麻卷烟。在此期间，他对学生们要取消那年的年终考试感到生气。他设法参加了年终考试，是在家里答的试卷，之后通过邮寄交上去。
他的毕业论文写的是如何解决父亲鞋店经营中的问题，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是：鞋店应该转型为高档专卖精品店，顾客定位为富有的时尚女性，这样可以避开其他市场上不断加剧的竞争。西格尔的父亲原则上同意这个方案，但他负责店里采购的叔叔得了心脏病。虽然他的父亲没有零售时髦商品的眼力或本能，但他的论文得了“优＋”，在哈佛称为“A＋”。
1970年7月4日，西格尔与珍妮丝·瓦尔结婚。珍妮丝来自罗彻斯特，是音乐系的学生，他们两人是两年前相识的。西格尔选择到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工作后，他和珍妮丝搬到纽约，在曼哈顿东72街以每月212美元的价格租了一套一居室的普通公寓。
西格尔天性喜欢华尔街和投资银行。就如他所预言的，他的精力和干劲会给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带来新的生气。德农齐奥现在是这个公司的首席运营官，他似乎早就注意到了这个新雇员。德农齐奥的背景也很普通，而且看起来也是更喜欢做实实在在的营销和交易，不喜欢与上层投资业务员们做花里胡哨的东西。
西格尔开始做一些兼并收购业务，因为公司里的其他人都不愿做这件工作。介入恶意兼并业务会使人们产生不良印象，特别是对代表收购者一方。而且，有时还会使客户疏远自己。因此，恶意兼并业务成为一只烫手山芋，许多ＷＡＳＰ派的投资银行和律师事务所宁愿把这种业务让给其他公司做，接手的很多是犹太人公司。
西格尔愿意从事这种业务。他的第一个收购生意上门的时候，正值《威廉姆斯法案》刚刚通过，该法案制定了保护股东免受恶意兼并侵害的程序。此次收购是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老客户——海湾和西部（Gulf Western）公司董事长查尔斯·布鲁道恩意欲兼并大西洋和太平洋茶叶公司，但收购没有成功。布鲁道恩与德农齐奥关系很近，他对西格尔的工作赞不绝口。德农齐奥又分派西格尔接待另一位重要客户——佩恩·森特拉尔（Penn Central）公司的维克托·帕尔米里。1974年，鉴于大家在兼并收购领域普遍缺乏知识，西格尔编写了一本这方面的教材在公司内部使用，赢得大家的好评。来公司仅仅两年，他就被提升为助理副总裁。
在西格尔事业腾飞的时候，他的生活中却麻烦不断。他父亲的生意继续恶化，他几乎每个周末都要飞往波士顿帮助父亲料理。他的婚姻也亮起了红灯。珍妮丝在纽约演唱贝尔坎托歌剧，想在音乐事业上有所发展，而西格尔对歌剧不感兴趣，很少给她支持。1975年2月，两人分手了。
此后不久，他父亲鞋店生意的主要贷款银行抽走了资金，父亲的公司申请破产。在父亲47岁时，这个曾经踌躇满志、精神抖擞的零售商成了一个潦倒的人。后来，他试着做房地产生意，没有结果，也试着从事修缮房屋，最后找到了一个在西尔斯卖屋顶材料的工作。他惊慌地注视着父亲，因为父亲好像对自己的生活要放弃了。他注意到，日渐衰老的父亲开始通过儿女们来品味成功，而以前他是从来无暇这样做的。
西格尔老是担心类似的事情可能会发生他身上。但是，他发誓决不混成一个潦倒者。
父亲的鞋店倒闭后，西格尔全身心地扑到自己的工作上，常常一周工作上百个小时。受公司掌门人阿尔伯特·戈登的影响，他也喜欢上了体育锻炼。当时公司里有个同事是曾参加过全美比赛的摔跤运动员，叫斯科特·克里斯蒂，他安排西格尔在纽约运动俱乐部进行系统的健身运动。有一次，克里斯蒂、西格尔和约翰·戈登（阿尔伯特·戈登的儿子）站在公司办公楼走廊里闲聊，西格尔夸称能一分钟做五十个俯卧撑。克里斯蒂捏了捏西格尔的二头肌，怀疑地看着他说：“来呀，马蒂（马丁的昵称），做给我们看看。”于是，西格尔衬衫没脱、领带也没解，两手相撑趴在地上，一分钟内一口气做了五十个俯卧撑。
英俊的马丁·西格尔成了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希望之星。他买了一辆阿尔法－罗密欧牌（Alfa…Roneo）敞篷车，并在离长岛不远的度假胜地费尔岛购置了一座海滨别墅。他变得爱好交际，在社交场合泰然自若，游刃有余。其貌不扬、不擅社交的德农齐奥敏锐地认识到西格尔身上所具有的招徕和培养客户的才能，而这正是他自己所缺乏的。1974年，德农齐奥把西格尔升为副经理，而且不久，西格尔就直接向德农齐奥负责。1975年圣诞节前后，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客户古德公司以现金投标收购一家阀门生产公司，德农齐奥委派西格尔与拉萨德·弗雷雷公司的著名金融家菲利克斯·罗哈汀共事，罗哈汀当时是被收购公司的代理。西格尔一开始有所保留，他对罗哈汀很敬畏。后来，在开会过程中，罗哈汀起身说对不起，要去洗手间。西格尔心想：“天啊，他也是人！”西格尔心想自己也要成为一个像罗哈汀一样的风云人物。
1976年4月，收购事务律师约瑟夫·弗洛姆（斯卡登、阿普斯、斯雷特、米杰尔和弗洛姆律师事务所的创建人）邀请西格尔参加一个讨论会，并做一个关于“如何识别收购目标”的报告。西格尔对此感到很荣幸，虽然他知道成为一个专家并不难，任何在《威廉姆斯法案》实施后处理过收购事务（哪怕只处理过一起）的人都有资格获得邀请。
当西格尔与其他参加者一起开会的时候，他更觉得荣幸。他们都是业内重量级人物：萨罗门兄弟公司的主要投资业务员艾拉·哈里斯，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的新星罗伯特·鲁宾，赫顿银行的约翰·沙德，司法官员亚瑟·朗，证交会的律师西奥多·利文，弗赖德、弗兰克、哈里斯、施里弗和雅克布森律师事务所的著名收购事务律师亚瑟·弗莱斯切尔，沃克泰尔、利普顿、罗森和卡兹律师事务所的创建人马丁·利普顿。马丁·利普顿就坐在西格尔的右边，他是弗洛姆在收购业务上的主要竞争对手。
总体来看，讨论会的内容涵盖了恶意兼并这个逐渐显现的领域，这个领域改变了美国公司的面目，改变程度之大是人们做梦都想不到的。美国工业经历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