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莫塔斯克决不是一个热心的证人，但那年８月，他开始向政府交待情况。他供述了参与对那笔５３０万美元款子进行作假的情况，印证了布斯基关于这笔款子的证词，还讲述了布斯基出事的消息公布后他应召去贝弗利山的情况和与米尔肯会面的情况。此外，莫塔斯克还向检察官们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关于瑟内尔的信息，使政府可以从不情愿招供的瑟内尔那里获取更多的证词。
在韦恩加登的坚决要求下，莫塔斯克决定从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悄悄辞职。他痛苦地抱怨说这样做使他至少失去２００万美元的奖金，但他还是找到约瑟夫，宣布了辞职的决定。他对辞职的理由含糊其词，对与政府达成协议的事只字未提，而是说起对家庭、对妻子的义务。约瑟夫不屑一听。这些话他听着非常耳熟，因为利文和西格尔以前也做过类似的表白。莫塔斯克一离开，约瑟夫就给在卡希尔、戈登律师事务所的柯宁打电话。“莫塔斯克在与政府合作。”约瑟夫说。
吉姆·达尔在他贝弗利山的公寓门前背着旅行包摸出钥匙开门时，听到屋里的电话在响。这是１９８８年９月初的一天，达尔刚从佛罗里达杰克逊维尔附近的海滩度完暑休回来，这个休假地离他的家乡不远。刚休完假的达尔皮肤比往常更呈深褐色，头发也更黄了。休假放松后，他感到自己又恢复了活力。达尔打开房门进屋时，电话还在响，于是他拿起话筒。
电话是他的律师罗伯特·利特（即威廉斯和康诺利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打来的。这个电话破坏了达尔的好心情。“我不知道该怎么给你说这事。”利特说，“这里有你一封信，是政府发来的质询书。你成政府的一个调查目标了。我很震惊。”
达尔更震惊。利特和威廉斯和康诺利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们曾审查过达尔做的每项交易，得出结论说他不用担心什么。他们一再向达尔保证说，米尔肯是调查目标，不是他。利特和威廉斯很早以前曾提醒他，说政府会试图向他逼供，但他从未想过要面对指控。
前景是可怕的。达尔确实有可担忧之处。每年年底，达尔都按照米尔肯的指示与哥伦比亚储蓄信贷银行的托马斯·斯皮格尔进行股票寄存交易，为该银行制造虚假税金损失，以助其偷税。斯皮格尔是米尔肯的朋友，也是米尔肯最大的忠实客户之一。达尔对这件事没有想很多，在贝弗利山分部内部也没有刻意对这些交易保密。他在办公桌上放着一个分类账本，里面记录着与哥伦比亚储蓄信贷银行所做的各次寄存交易的情况。现在，这个账本记载着长达五年的涉嫌非法的交易，是被控非法活动的书面证据。十之八九，贝弗利山分部的其他人知道他一直在做的这些事情。
自米尔肯调查案开始以来，达尔第一次自忖：他的律师们实际维护谁的利益？他的还是米尔肯的？达尔迄今为止一直在心甘情愿地保护米尔肯，米尔肯会这样对达尔吗？这些问题他都不肯定。
达尔一挂掉利特的电话，就给佛罗里达的一位与他关系密切的朋友打过去。他的这位朋友叫史蒂夫·安德鲁斯，身高六英尺三英寸，体格健壮，是个律师。安德鲁斯是一个法官的儿子，曾与达尔同是佛罗里达州兄弟联谊会的成员，现在塔拉哈西当执业律师。虽然安德鲁斯其实不是证券业律师，但他了解这个行当。他从纽约州立大学获得税学学位，并在佛罗里达州一个小型证券公司当过负责人。更重要的是，他远离曼哈顿、华盛顿、贝弗利山这个大三角和米尔肯圈子，对问题会旁观者清。达尔感到自己可以信任他。
安德鲁斯需要听的事实只有两个：一、达尔在政府的米尔肯调查案中收到了一封质询书；二、他的律师与米尔肯的律师是同一些人。“给你自己找一个新律师。”安德鲁斯吩咐达尔，“现在就找。”达尔要聘请安德鲁斯当他的律师，安德鲁斯同意了，但坚持要达尔再在纽约聘请一个。
接着，达尔又给利特打电话，讲了这个决定：他要再请一个律师，一个不同时代理米尔肯的律师。利特立即认识到达尔自请律师的潜在重要影响。他坚持说达尔不需要再请律师，他们团结在一起对大家都更有利。这一次，特别是因为现在没有威廉斯为利特的话作保证，达尔不再相信。况且，利特所说的那种策略并没有避免达尔成为被调查目标。
利特采取拖延法，说他要把达尔可以考虑雇用的律师列出一个单子。但是，这个单子并没有马上提供出来，好像是利特希望达尔可能改变主意。于是达尔给卡尔·林德纳打电话寻求帮助，林德纳是他主要的债券客户之一。林德纳向达尔推荐了他自己的律师彼得·菲希贝恩，菲希贝恩是纽约凯、斯科勒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该事务所就是正在做弗里曼代理的那个律师事务所。当达尔对利特说他打算聘请菲希贝恩时，利特才把让达尔考虑雇用的律师名单拿出来。毫不奇怪的是，名单上列的都是保罗、威斯律师事务所和威廉斯和康诺利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包括已经在代理唐纳德·恩杰尔和米尔肯客户弗雷德·卡尔的那些律师。达尔与这些律师进行了面谈，谈完后对他们的忠诚却更感到怀疑。最后，他决定聘请菲希贝恩。
菲希贝恩和安德鲁斯立即飞往加利福尼亚贝弗利山与达尔见面。两位律师担心达尔做的寄存交易可能被暴露。他们认为，鉴于哥伦比亚储蓄信贷银行的斯皮格尔与米尔肯关系密切，他很可能也在被调查。他们担心，斯皮格尔会出其不意地攻击达尔，赶在达尔能够与政府达成某种协议之前把他牵连出来，以此作为自己与政府达成认罪求情协议的一部分。达尔不相信斯皮格尔会保护他。
达尔对米尔肯的信心也在严重动摇。当达尔和他的两位新律师最后查看政府的质询书时，惊奇地发现上面并没有问到达尔做的与哥伦比亚储蓄信贷银行的交易。质询书上问的是在达尔的交易记录中出现的一系列与布斯基做的资本交易，这些交易是资金偿付计划（在那笔５３０万美元支付款中达到高潮）的一部分。达尔不记得自己做过这些交易，他认为这很离奇，因为达尔与布斯基做过的交易中只有证券交易，而从来没有资本交易。资本交易是米尔肯自己经手的。
进一步的调查显示，被调查的这些交易的票据上的字迹实际上都不是达尔的。按照这些交易的日期，其中有两次交易在进行时，达尔根本就不在贝弗利山。在交易票据中，有一张在底端写着大写的“Ｍ．Ｍ．”。达尔看到这些票据时，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米尔肯让达尔的交易助理把这些交易录入了达尔的交易记录。达尔得出结论：政府调查找错了人，他能够证明自己没有参与所调查的交易。达尔感到米尔肯肯定会为他作证。
达尔立即找到利特，对他说：“我没有做这些交易，是迈克做的。”达尔期望利特听到他应被免除责任的消息会兴奋。“那些交易没有问题。”利特坚持认为，“没什么可担忧的。”达尔不依，提出要米尔肯写一份证明书，澄清这些交易是他做的。达尔相信，一旦政府看到这个证明书，就会取消对他的调查。如果这些交易没有问题，正如每个人所说的那样，那么米尔肯写这个证明也不会有什么损失。利特看起来对达尔的要求兴趣不大，但他表示会找米尔肯说这件事。安德鲁斯就此事向理查德·桑德勒施压，桑德勒也坚称这些交易没有问题。“如果情况如你所说的那样，”安德鲁斯反驳道，“为什么迈克不直接承认他做了这些交易？”
一个星期后，利特把米尔肯的回应告诉了达尔：米尔肯拒绝写承认他做了这些交易的证明书。而且，达尔的交易助理说记不起这些交易的事，所以她也不会为达尔作证。达尔非常震惊。“迈克知道他自己做了那些交易。”他叫道，“布斯基知道迈克做了那些交易。让政府去问布斯基，看是谁做了那些交易。”
利特回答说他没有权力要政府向它的证人问什么。“如果你不再声张，并对政府保持坚定态度，这件事就会过去。”利特再次坚持道，同时要求达尔和他的新律师不要向政府提达尔是否做了这些可疑交易的事。
鉴于达尔明显在动摇，米尔肯阵营企图加紧对他进行控制。一天，米尔肯把达尔叫到一旁，对他说，安德鲁斯尽给他出馊主意，应该把他换掉。达尔说他不愿意换，他信任安德鲁斯，要继续聘请他。然后，米尔肯和桑德勒又试别的招儿。他们建议安德鲁斯到贝弗利山执业，在德莱克赛尔贝弗利山分部的办公大楼里与桑德勒一起开一个律师事务所，并暗示这样做他获益会丰厚得多。安德鲁斯看出他们这是意图收买他，断然拒绝了。
安德鲁斯和菲希贝恩对米尔肯的利益没有任何责任，他们建议达尔与美国检察官办事处联系，并且要抓紧。这对达尔来说是个困难的决定，尽管米尔肯背叛过他，企图把与布斯基做的那些可疑资本交易嫁祸于他。达尔不想伤害米尔肯，米尔肯毕竟多次使他成为百万富翁。但是，达尔不想去坐牢，或为他并没有做的事被起诉。而且，他不想让斯皮格尔先与政府达成协议而把他供出来。于是，他授权安德鲁斯和菲希贝恩与政府联系。
大约与此同时，１９８８年９月，弗雷德·约瑟夫来到贝弗利山，与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贝弗利山分部的高级员工一起举行年度聚餐会，参加人员包括米尔肯和贝弗利山分部的几乎每个成员。在对高收益证券部的表扬辞中，约瑟夫把工作优秀者的名字都一一唱出，他们在困难的一年中表现突出，为公司做出了贡献。约瑟夫从来不喜欢达尔，而且米尔肯的律师们提醒他说达尔是个动摇分子。约瑟夫不能再表扬他。于是，达尔的名字在约瑟夫的表扬辞中没有出现。
这是一个战术性的错误。达尔生气了，并受到了伤害。他一直是贝弗利山分部最优秀的员工，他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公司。德莱克赛尔的官方立场一直是他应该讲实话，他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才要把那些交易究竟是谁做的说清楚，而现在他倒里外不是人了。他得出结论：约瑟夫不值得他效忠。
９月份晚些时候，一个信差来到圣安德鲁斯广场，给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送来五本材料。这些材料是菲希贝恩和他的同事们准备的，里面是一些文件证据，用以证明达尔没有做政府质询的那些交易。达尔和他的律师们急切地等待政府的反应，但一个星期过去了，没有听到任何消息。终于，约翰·卡洛尔给菲希贝恩打电话了。“这些材料使我信服。”卡洛尔对菲希贝恩说。他现在相信达尔没有做那些交易。但是，他们的谈话并没有到此为止。菲希贝恩仍然担心达尔做的储蓄信贷交易被暴露，如与哥伦比亚储蓄信贷银行做的那些。因此，他向卡洛尔暗示，如果政府给予达尔足够有利的合作条件，达尔可以在其他方面对政府会很有价值。菲希贝恩只是暗示这个意思，没有做出任何明确的承诺。
卡洛尔对菲希贝恩的意思心领神会。达尔是米尔肯的高级营销员，对米尔肯的事非常熟悉，他能够向政府提供极其有价值的关于米尔肯非法活动运作情况的信息。从心理原因上讲，达尔对政府更为重要。检察官知道，米尔肯周围有一堵沉默之墙，有关人员订立攻守同盟，都不回答政府的问题，而这堵墙一旦打开一个缺口，很可能就会倒塌。
检察官们还意识到，给达尔豁免有很大风险。如果给了他豁免，到头来却发现他犯有严 重罪行，那么公众对政府的不满反应就会非常强烈，而米尔肯的公关小组也无疑会借机大肆渲染。然而，检察官们没有发现令人信服的可证明达尔有犯罪行为的证据。他们仔细审查了达尔试图强迫斯塔利大陆公司进行融资买断的那起事件，发现达尔当时发出的威胁虽然狂妄，但不一定违法。达尔幸运的是，检察官们至今还不知道他与哥伦比亚储蓄信贷银行做寄存交易的事。无论如何，检察官们需要把焦点集中到他们的首要目标——米尔肯身上，而达尔是通向米尔肯的一块重要踏脚石，这一点胜过所有其他风险。１９８８年１０月，达尔获得豁免。此后不久，他去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接受第一次问讯。后来，这种问讯进行了许多次。
米尔肯阵营的“帐篷”——由威廉斯和康诺利律师事务所和保罗、威斯律师事务所精心搭建和密封的“帐篷”，被吹破了。
达尔背叛的消息在米尔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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