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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里内兹的家位于圣·加布里埃尔大街的南面，在一个有些墨西哥建筑风格的住宅小区里。那是一个造型简单的杂货铺，旁边还搭出一间小屋。四周用低矮的栏栅围着庭院，用加利福尼亚涂料将墙壁涂抹得光光的。这不是很好的居住场所，但显得很整洁。
我走进了杂货铺，柜台里那个身材高大、肤色黧黑的男人用安详的眼神盯着看我。他用低沉的声音呼唤着一个女人的名字。同时绕过了柜台和我握着手。
“你就是哈顿中士，”他说，“哎呀，我们可一直盼望着你的到来呀。”
他的妻子急匆匆地从后门进来。她显得有点衰老，看上去不太像是乔的母亲，因为乔还像个孩子’。但再仔细看觉得她的年纪并不太大，只是有点疲倦的样子。
她对着瓦里内兹先生说：“快坐下说呀，你没见别人还是那样疲倦，他可是刚从医院出来的人啊。”
我坐了下来，两只眼睛在他们中间不住地来回穿梭。他们问我现在的感觉如何，是不是因为还没有回家心里不太高兴，他们祝我们全家都好。
他们真是好人，聊了半天没有说一句有关乔的话，好像是在等待着让我来说而我很为难，我对乔的情况知道的实在是太少了。乔在我们即将起飞的前几星期才来到我们小组，而他又是第一个罹难的，因此，对他的了解不可能很多。
最后，还是由我打破僵局。我想能说的只是：“他们已写信详细告诉你们乔的情况了，是吗？”
瓦里内兹悲伤地点点头，“是的，起飞后的２４小时内，他死于休克。信写得很详细。”
他妻子也连连点点头，低声地附和着：“很详细。”她两眼看着我，从她的目光中，我想她已明白我真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她这样说道，“你是可以告诉我们更多事情的，但如果这使你为难的话，就不必说了。
我可以告诉他们许多情况？哦，是的，如果愿意的话，能说出许多许多来。当时的情景在我的脑海里历历在目，十分清楚，就像反复地看着一部电影，直到把它完全记下来为止。
我可以说出杀死他们儿子的那次飞行的全部经过。我们排着长长的一队，整整齐齐地走进了４号飞船，同其他１９艘飞船一起，在高原上突然点火升空。我们爬上飞船中心舱的楼梯时，四周充斥着单调的机械运转声和火箭点火的爆炸声。
映象再次出现在我脑海中，清楚得就像在透明的水晶之中。我回到４号飞船的第１４舱内，时间在流近，每一次的火箭点火爆炸都引起不小的震荡。我们十个男人躺在吊床上——像囚犯般的困在这奇形怪状的无窗金属舱内，等待，等待着。忽然好像有只巨手把我们狠狠地压进了弹性十足的弹簧里，它压迫着我们的呼吸。我们感到呼吸十分费力，血液在大脑中不停涌动，胃也在剧烈地翻滚。尽管我们早先已服下了预防的药丸仍无济于事。你可听见“轰隆隆，轰隆隆”的巨大的声响在不停地吼叫。
扑咚，扑咚，一次次撞击着我们的内脏，阻止着我们的呼吸。一些人生病了，一些人在啜泣。“轰隆隆，轰隆隆”就像是巨人在嘲笑声中扑过来杀我们。过了一会儿，巨人停止了笑声，停止了对我们的粗暴打击。这时候，你可以意识一下那疼痛而颤抖的身躯还在自己身上。
我下面床上的瓦尔特·米勒斯正在诅骂床上的一根蓝带子，当时我们的组长布雷克·杰基艰难地爬出吊床看看我们。后来，传出一阵细小的、不连贯的、结结巴巴的声音，“布雷克，我想我大概是受伤了……”
“是的，他就是乔。我们第一次看到他时，他的嘴唇被血充得鲜红。而现在，英俊小伙的嘴唇变得蜡样的苍白。第一探险队已证明，飞船每次起飞将有一定比例的乘员产生内伤。在这个狭窄无窗的小舱里，我们小组的乔被击中了。”
如果马上死去也就好了，可他没有。他躺在吊床上痛苦地捱过一个又一个时辰，医务兵给他穿上紧身夹克，让他服了一点麻醉剂，就只有这些办法了。
时间在一分分过去，我们自己也处于摇晃和致死疾病的威胁之中，以致没有对他表示应有的同情。直到他开始呻吟，请求我们帮他脱掉那件夹克。
后来，瓦尔特·米勒斯答应了他的要求，但布雷克不同意。他们为此争论起来。最后我们听见呻吟停止了。除了把卫生兵叫来我们不需再为乔做什么了，他们走进这狭小铁笼把他抬了出去。
就这些。我能这样如实地把乔死亡的经过告诉他的父母吗？
“说吧。”瓦里内兹太太低声地说。她的丈夫也看着我，轻轻地在点头。
于是，我这样叙述了事情的经过。
我说，“你们知道乔是死在太空。他被起飞的震动波击伤后随即失去了知觉。但死之前他又苏醒了过来，可没有一点疼痛的感觉，一点也没有。他躺在床上，看着窗外的星星。星星是多么地美丽呀，就像是天使一般。他看着看着，喃喃低语着静静地去了。”
瓦里内兹太太低声地哭了起来，“走了，看着天上的星星，如同天使一样……”
我起身要走了，她没有抬起头。瓦里内兹先生陪着我走出小店。
他握着我的手，“谢谢，哈顿中士，非常感谢你。”
“不用。”我回答道。
我乘上出租车。取出几封信把它们撕得粉碎。我乞求上帝别让我再碰到这样的情况了，真希望没有其他信在我身上了。
二
我搭乘早班飞机前往奥马哈。到达之前，我在飞机坐椅上睡着了。我做了一个梦，一个可怕的梦。
有个声音在说：“我们正在进入火星。”
我们在下降，四号飞船在下降。在飞船舱里，我们小组的人把自己绑在吊床上等待那一刻的到来。我们感到十分恐惧，真希望有一个窗户能看到外面的，希望我们的飞船别失去控制，希望没有飞船失去控制。如果有的话，千万别是我们这个。
“我们正在下降……”
伴随飞船的下降，轰鸣声再次在我们周围震荡，在狠狠的打击我们，而且不像起飞时那样平稳，四周除了爆炸声，还是爆炸声。
在舱室内布雷克在呼喊我们。可我听不见。我处在爆炸声之中，耳朵灌满了咆哮声。哦，咆哮声不在我的耳朵里，它来自我身边的舱壁，我们已遇到了空气，进入火星了。
轰鸣声连续不停！群山在迎面扑来。是的，是它们。请别让它们靠近啊，上帝呀，别让它们靠近我们……
一阵突如其来的碰撞，四处漆黑。接下来我耳朵里响起了沙哑的可怕的喊叫声。
布雷克·杰基，他的面孔像死人一样的苍白，正俯身朝向我说：“解开带子，走出去，弗兰克！所有的人都下床，走出去！”
我们着陆了，飞船没有失控。可我们都已像半死的人，要让我们马上走出去，真是太为难我们了。
布雷克对我们喊道：“戴上氧气罩，戴上氧气罩，我们必须出去！”
“上帝呀，我们是着陆了。可我们全身好像被摔成几片似的，走不动呀！”
“我们必须出去。有些飞船着陆时失去了控制，我们得赶去救那里面还存活的人。戴上面罩，快点！”
我们走不动，但必须得走出去。他们没有白白训练我们几个月。吉姆·克莱默已经站了起来，瓦尔特艰难地解开我下面的带子。不知什么地方口哨发疯似地吹着，到处可以听到各种嘶哑的吼叫声音。
当我双脚着地时，膝部在不停地晃动。旁边的扬·拉森正想说话，却被撞倒在地上。吉姆·克莱默正要弯腰扶他，布雷克在门口大喊：“让他留下，你快走！”
走下船舱楼梯时，口哨对着我们发出刺耳的尖叫。我的鼻子被面罩夹伤了。下到舱底时，飞船的舷板在我们脚下不停摇晃。一位衣着不整的军官要我们走出去，并把我们编入到第五组的行列中。
好冷哟，这是一种刺骨的冷。在远方苍黄的天空中小小的太阳发射出一束微弱的阳光，铺洒在火星那起伏不平的赭红色平川上。我们四周是绵延不尽的沙漠，沙子在我们的脚下向远方滑去。在沃尔上尉的带领下我们小组向远处的金属球赶去，那个金属球正在浅浅的山谷中，着地的位置斜得可怕并已有所破损。
“快点，伙计们，快点。”
真的，这都是梦。在梦一般的路上我们穿着光导鞋拖着沉重的双脚一步步地吃力地向前行走。每走一步，就可以听到来自远方的透过面罩已降低的共鸣声。
这可不是一般的梦，是一个噩梦。我们爬上那倾斜的金属球，看见了７号飞船里发生的一切：金属球体被撕成纸屑一样，几个浑身带血的人爬出了残骸。正在撤空的球体里面仍有汩汩声和鸣咽声传出：“快救人！快救人！”
要是没有发生什么事就好了。是的，好像一点事都没有发生。因为我们再次返回４号飞船。我们根本没着陆，但马上会着陆。
“我们在下降……”
我不能再走出去了，我喊叫着要挣脱掉吊床上的带子，最后醒了过来。
原来我还在飞机的座位上。一个被吓得惊慌失措的空中小姐在离得远远的地方对我说：“这儿是奥马哈了，中士，该下飞机了。”
所有的乘客都看着我。我想梦里一定说了许多话。我的后背心因那可怕的梦在淌汗。就像在医院的那些晚上，即使清醒时也虚汗不止。
我往上坐了坐，他们的目光马上都移开了，假装他们并没有吃惊的样子。
飞机着陆时，正是中午时分。走下飞机，在温暖的内布拉斯加太阳下面，我的后背感到舒服多了。
我的运气还不错，因为赶到车站询问去喀芬敦的班车时，一辆开往那儿的公共汽车已在发动准备开车。
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个农民，一个结实的年轻人。他递烟给我说，只有几个小时的路就可以到喀芬敦。
“你的家在那里吗？”他问道。
“不，我的家在俄亥俄州。”
“我有个朋友的家在那儿。他叫克莱默。”
他不认识，可他回忆起来镇里有个小伙子参加了第二探险队去了火星。
“是的，他叫吉姆。”
小伙子不再那么拘谨了，急切地问我，“火星上怎么样，任何方面？”
我答道：“干燥，干得可怕。”
“我敢肯定是这样的，”他说，“老实说，我们这儿今年也很干燥，是适宜种麦子的天气。去年的天气很好，去年……”
内布拉斯加的喀芬敦有一条宽阔的商业街，其他街道的两旁则是树木和一些老房子。向远处眺望是一片金黄色的麦地。
天气相当的热，在汽车站我很惬意地坐下，一边在那本薄薄的电话簿里查找着号码。
电话簿上有三个叫格雷厄姆的人。我按第一个号码拨号，接电话的正好就是我要找的——艾拉·格雷厄姆小姐。她的话说得很快，显得非常激动。她说马上来车站，这样我就在车站前面等着她。
我站在凉篷下面，看着宁静的街道。心里明白了难怪吉姆遇事不急、动作缓慢，原来这个地方就是这样的悠闲，这样令人心旷神怡，像他人一样。
一辆小轿车在我面前刹住。格雷厄姆小姐打开了车门。她长着棕色的头发，并不是特别的好看，但可以感觉到她是个善良姑娘，一个非常好的姑娘。
她说：“你看上去很累了。要求你来这儿，我内心很不安。”
“没关系，”我宽慰地说，“在回俄亥俄之前，走几个地方是没有问题的。”
车开过小镇时，我问她这儿有没有吉姆自己的家。
“他的父母在几年前的一次车祸中丧身了，”格雷厄姆小姐说道，“他和一个在格兰特维效外农场的叔叔住在一起。不久，他们又分开了。吉姆来到这儿，在发电厂找到了一份工作。”
车转弯时，她补充道：“我母亲租给他一个房间。这样，我们慢慢地从相识到相知，直至订婚。”
“哦，是这样的。”我说。
这是一幢宽敞的房子，有一个前门廊，四周种着些树木。我在一条藤椅上坐下。格雷厄姆小姐引出她的母亲。她妈妈讲了些吉姆的事，说她们失去了他，而她多么希望他会成为她的儿子。
她母亲又走进屋里。格雷厄姆小姐拿出一迭蓝色的信封给我看，“这是我收到的吉姆的来信。信不多，写得也不太长。”
“只允许我们每两星期寄一封３０宇的短信，”我向她解释道，“我们有几千人在火星上，总不能让我们的信把每次的运输机塞满吧。”
“怪不得吉姆每次只写那么几个字。”她一边说，一边给我几封信。
我读了几封信。
有一封写道：“我强迫自己明白，我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