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3日离开太原，泰戈尔和徐志摩沿京汉路南下到汉口，取道长江直达上海。一路上，吟诗赏月，欢喜不尽。5月29日，泰戈尔结束对中国的访问，离开上海乘船去了东京。徐志摩和泰戈尔到了日本。在日本期间，徐志摩写下他脍炙人口的小诗《沙扬娜拉》。离别日本，徐志摩把泰戈尔专程送到香港，洒泪而别，并相约来年在欧洲相会。
泰戈尔在华演讲的主要内容，经整理辑录为《在华谈话录》，于1925年2月在印度加尔各答出版，扉页上写着：“感谢我友徐志摩的介绍，得与伟大的中国人民相见，谨以此书为献。”
第二部分 一个信仰感情的人第20节 理想的“通信员”
送走了泰戈尔，却留下了牵挂。徐志摩因泰戈尔来华最兴奋的时期也过去了。
百无聊赖中，失意的徐志摩和张歆海相约到了庐山。在这里近一个半月，徐志摩有了和大自然倾诉的机会，同时也有了时间翻译泰戈尔的讲演稿和诗歌。
在一次散步中，张歆海又劝导起万分落寞的徐志摩来了。徐志摩整天的样子，让张歆海也不能欢欢喜喜。张歆海就对他说：“你这家伙，真是个情种，一刻也离不开女人的慰藉。一旦有了一个心目中理想的女人，马上便才思泉涌，没有了女人，便整天失魂落魄。”徐志摩认真地说：“没有女人，哪有生活，没有生活，到哪里寻找诗、寻找美？我生来就爱美，美在哪里，在自然，自然中最美的是什么，是女人﹗女人是上帝最得意的作品。我不是神仙，对女人，我的爱慕有着情欲的成分，这个我承认，但更重要的是，那美丽女人的身上，寄托着我那‘爱、自由、美’的理想。”
回到北京后，徐志摩就找到了凌叔华这个理想的“通信员”。凌叔华已经有了心上人陈西滢，但浪漫的诗人徐志摩需要安慰、超越、倾诉。8月，在失恋的痛苦中，徐志摩开始与凌叔华通信达两个月，倾吐心中的悲伤和苦闷。
徐志摩在《致凌叔华》的信中提到，凌叔华说她生成就不配做大屋子里的小姐，听着人事就想掩耳朵，风声、鸟闹倒反而让她高兴，这也是一种说不出口的苦恼吧。像徐志摩这类常在外作客的，有时也想家。但等到回了家，就又想告假，他觉得那世界离他太远，太没有关系。就说他亲爱的母亲吧，她说话就是画圆圈儿，开头抱怨爸爸这样那样，接着就是本家长别家短，回头又是爸爸。徐志摩认为母亲的话当然不能不耐心听，并且有时也很有意思、有独到的见解。比如，他母亲的比喻与“古老话”就不少，有时也挺鲜艳的，但徐志摩在心里总盼望她那谈天谈人的范围稍为放宽一些。但这只是消极的一面，他自己想开口说他自己的话时那才真痛苦呢。在父母等听来他的话全是外国话，他们如果不称徐志摩疯癫，他会觉得他们很替他留面子了。结果徐志摩本来一肚子的话也就咽下去了。比如在1923年八九月，徐志摩在家里被父母硬拉住了不让走。徐志摩只得恳请到山脚下鬼窝庐里单独过日子去。那一个来月，倒是挺有出息的，自己还享受，看羊吃草，看狗打架，看雨天露蒙里的塔影，坐在“仙人石”上看月亮，到庙前听夜鸮与夜僧合奏的妙乐，再不然就去戏台里与寄宿的要饭大仙谈天——什么都是有趣，只要不接近人，尤其是体面的。说起这一时庐山才真美哪，满山的红叶，白云，外加雪景，冰冷的明星夜，各种的鸟声，也许还有福份听着野朋友的吼声。这真令人神往，至少他小部分的灵魂还留在五老峰下栖贤桥边。那边靠近三叠涧，有一家寒碧楼是一个徐志摩的同乡，他忘了是谁的藏书处，有相当不俗的客时，主人也许下榻。假如他们能到那边去过几天生活——只要多带诗笺书纸清茶香烟，抛开整个的红尘不管不问，岂不是神仙都妒羡！
徐志摩承认，一对凌叔华，他的话就多了。他说：“说也怪，我的话匣子，对你是开定的了，管您有兴致听没有，我从没有说话像对你这样流利，我不信口才会长进这么快，这准是×教给我的，多谢你。”徐志摩也会给他人的写长信，但总觉得不自然，笔下不顺，心里也不自由，不是怕形容词太粗，就提防那话引人多心，这一来说话或写信就不是纯粹的快乐。对凌叔华就不同了，“我不怕你，因为你懂得，你懂得因为你目力能穿过字面，这一来我的舌头就享受了真的解放，我有着那一点点小机灵就从心坎里一直灌进血脉，从肺管输到指尖，从指尖到笔尖，滴在白纸上就是黑字，顶自然，也顶自由，这真是幸福。”徐志摩认为写家信最难，比写考卷还难，提着笔就是不知写什么好——除了问候他妈妈便是问他爸要钱！
徐志摩把给凌叔华写信当做一种情感的自由抒发，两人在书信中也能心心相印，沉静的凌叔华真是一个红粉知己。
在给凌叔华的另一封信中，徐志摩非常感谢有着纯粹的慈善心肠的凌叔华答应经常做他的“通信员”。他说：
你肯用你恬静的谐趣或幽默来温润我居处的枯索，我唯有泥首！我单怕我是个粗人，说话不瞻前顾后的，容易不提防的得罪人；我又是个感情的人，有时碰着了枨触，难保不尽情的吐泄，更不计算对方承受者的消化力如何！我的坏脾气多得很，一时也说不尽。同时我却要对你说一句老实话。××，你既然是这样的诚恳，真挚而有侠性。我是一个闷着的人，你也许懂得我的意思。我一辈子只是想找一个理想的“通信员”，我曾经写过日记，任性的泛滥着的来与外逼的情感。但每次都不能持久。人是社会性的动物，除是超人，那就是不近人情的，谁都不能把挣扎着的灵性闷死在硬性的躯壳里。日记是一种无聊的极思（我所谓日记当然不是无颜色的起居注）。最满意最理想的出路是有一个真能体会，真能容忍，而且真能融化的朋友。那朋友可是真不易得。单纯的同情还容易，要能容忍而且融化却是难。……我写了一大堆，我自己也忘了我说的是什么！总之我是最感激不过，最欢喜不过你这样温和的厚意，我只怕我自己没出息，消受不得你为我消费的时光与心力！
徐志摩和好友的女友凌叔华的友谊到底如何，只能从信件中推测了。在茫茫人海中一生寻找知己的徐志摩说：“我不能不信人生的底质是善不是恶，是美不是丑，是爱不是恨；这也许是我理想的自骗，但即明知是自骗，这骗也得骗，除是到了真不容自骗的时候。要不然我喘着气为什么？”
第二部分 一个信仰感情的人第21节 单纯信仰
1924年秋，徐志摩在北京师范大学作了题为《落叶》的演讲。在这个讲演中，徐志摩阐释了他的信仰。
徐志摩认为自己是一个信仰感情的人，也许天生就是一个感性的人。西风来到的时候，他看着纸窗上的颜色比往常淡了，他在被窝里的身体像浸在冷水里似的。他也听见窗外的风声，吹着枣树上的枯叶，一阵阵的掉下来，在地上卷着，沙沙的响，有的飞出了外院去，有的留在墙角边转着，那声响真像是叹气。徐志摩因此就想起冷醒了他的梦、吹散了树上的叶子的西风，在饥荒贫苦的社会里一定格外的可怕。那天他出门的时候，果然见到街上的情景与往常不同，穷苦的老头、小孩全躲在街角上发抖；他们迟早免不了树上枯叶子的命运。
“我的思想——如其我有思想——永远不是成系统的。我没有那样的天才。我的心灵的活动是冲动性的，简直可以说痉挛性的。”徐志摩说。思想不来的时候，它就不来；来的时候，就像穿了一件湿衣服，难受得想把它脱下来。徐志摩说他的思想就像树上的叶子，时候不到不会掉下来；时候一到，再加上风的力量，它们就一片一片的往下落。也许它们已经没有了生命，枯了、焦了，但也许有几个还留着一点秋天的颜色，比如枫叶是红的，海棠叶是五彩的。这叶子绝对没有什么实用；但有人比如他自己就有爱落叶的癖好。
徐志摩从人道主义来观察社会，认为人在社会里本来是不相连续的个体，先天的与后天的感情，是一种线索，一种经纬，把原来分散的个体组成有文章的整体。感情才是成江成河的水泉，感情才是织成大网的线索。真的感情和人性，是难能可贵的，是应当共有的；拒绝感情或压迫感情，那是犯罪的行为。
现在已经到了睁大眼睛认清周围事实真相的时候了。已经含糊了好久的人们，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如今社会的网子坏了、破了、烂了，民族也破产了，道德、政治、社会、宗教、文艺，一切都破产了。人的心胸变成了蠹虫的家，人的灵魂里住满了谎言。那天平上沉着的一端是破坏的重量，不是创造的重量；是溃败的势力，不是建设的势力；是撒旦的魔力，不是上帝的神灵。霎时间这边路上长满了荆棘，那边道上涌起了洪水，人们头顶有骇人的声响，是雷霆是炮火？人们周围是哭声与笑声，哭是灵魂受污辱的悲声，笑是活着的人们疯了的狞笑，可怕而凄惨。
当睁眼看人世时，已经没有一块干净的土地，鲜血与眼泪冲毁了人类的处所；更没有了平安的所在，因为即使能够忘却外面的世界，还是躲不开自身的烦闷与痛苦。不要以为这种混沌的现象是因为经济的不平等或政治的不安定或少数人放肆的野心。这种种都是空虚的、欺人自欺的理论，说着容易，听着中听，因为人们只盼望推卸自身的责任，“只要不是我的分，我就有权利骂人”。但徐志摩认为这是懦怯的行为、灵魂的虚伪。因此，他认为少数的政客、军人或富翁导致社会动乱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别太恭维了那少数人，而太瞧不起自己。徐志摩倡议所有人都必须在太阳的光亮下一致承认，各个人的罪恶、不洁净、苟且、懦怯与卑鄙！人们是与最肮脏的一样的肮脏，与最丑陋的一般的丑陋。人类自身就是他们命运的原因。除非他们能消灭灵魂里的谎言，高举祈祷的火焰，运用忏悔的眼泪，他们才能救赎。人们要有勇气承担罪恶，然后才能勇敢地决斗罪恶。除此以外，没有第二条路走。
在《毒药》中，徐志摩不加节制地渲泄与诅咒黑暗与沉闷环境，“到处是奸淫的现象：贪心搂抱着正义，猜忌逼迫着同情，懦怯狎亵着勇敢，肉欲侮弄着恋爱，暴力侵凌着人道，黑暗践踏着光明”，至情至性的理想主义诗人敏锐激烈的批判中透露出他爱和平的生性。在《白旗》中，徐志摩鼓励大家跟他来，拿一面白旗在手里，让回复了的天性忏悔，让眼泪的滚油煎净了的、让悲恸的雷霆震醒了的天性忏悔，默默的忏悔，悠久的忏悔，沈彻的忏悔，然后在眼泪的沸腾里，在嚎恸的酣彻里，在忏悔的沉寂里，就可以望见上帝永久的威严。在《婴儿》中，婴儿凝聚了诗人对“一个更光荣的将来”的期待，同时，它是站在绝望的边沿唱出的希望，奋斗和抗争的结果。
徐志摩在引用三篇自己的散文诗后，说：“这也许是无聊的希冀，但是谁不愿意活命，就是到了绝望最后的边沿，我们也还要妄想希望的手臂从黑暗里伸出来挽着我们。我们不能不想望这苦痛的现在，只是准备着一个更光荣的将来，我们要盼望一个洁白的肥胖的活泼的婴儿出世！”徐志摩对当时中国社会黑暗与腐朽的现实非常不满，几乎持否定一切的态度。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徐志摩认为是组成社会的每个人的灵魂的肮脏与丑陋。保持灵魂的纯洁因此至关重要。在《落叶》里，还有附带的散文诗《毒药》、《白旗》、《婴儿》里，徐志摩提出了救国之道是回复人的天性。回复之道在于真诚持久的忏悔。尽管人们在回复天性的过程中会有撕心裂肺的痛苦，但最终可以战胜困难，取得胜利。
最近经历的两件事情，使徐志摩有很深的感触。
有一天，徐志摩去看俄国公使馆挂旗。加拉罕站在台上微笑着，他的脸上发出一种严肃的青光，他侧仰着头看旗上升时，徐志摩感到了他的人格尊严，他有为主义牺牲的决心。同时屋顶那根旗杆上，冉冉的升上了一片的红光，背着遥远的没有一斑云彩的青天。那面簇新的红旗在风前飘荡。这异样的彩色与声响引起了徐志摩异样的感想。那红色是一个伟大的象征，代表人类史里最伟大的一个时期；不仅标示俄国民族流血的成绩，却也为人类立下了一个勇敢尝试的榜样。在那旗子抖动的声响里徐志摩不仅听出了这近十年来斯拉夫民族失败与胜利的呼声，他也想象到百数十年前法国革命时的狂热，17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