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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年，又过去了两年。这两年间他那时的想望实现了没有？那伟大的婴儿出世了吗？他的受罪取得了认识与价值没有？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他知道的只是那一大堆丑陋的臃肿的沉闷，压得瘪人的沉闷，笼罩着他的思想和生命，在他的经济里在他的血液里。他不能抵抗，他再也没有了力量。人们维持生命的不仅是面包和饭，还有情爱、敬仰与希望。爱，值得敬仰，容许希望，但现代是什么光景？人性的表现是怎么回事？这里没有什么，人性的表现就是丑恶、下流、黑暗。太丑恶了，火热的胸膛里有爱不能爱；太下流了，有敬仰心不能敬仰；太黑暗了，要希望也无从希望。太阳给天狗吃了去。人们只能在无边的黑暗中沉默着，永远的沉默着！这仿佛是经过一次强烈的地震的悲惨，思想、感情、人格，全给震成了不可收拾的断片，再也不成系统，再也不得连贯，再也没有表现。
但偏偏在这个时候要他来讲话，这使徐志摩感到一种异样的难受。难受，因为他自身的悲惨。难受，尤其因为他是一个诗人，他的家当，除了几座空中的楼阁，至多只是一颗热烈的心。也许有人同他一样感到这时代的悲哀，一种不可解说不可摆脱的况味，所以邀他到这悲哀沉闷中来，希冀他可以打几个幽默的比喻，说一点笑话，给一点安慰，有这么小的一半个时辰，彼此可以在同情的温暖中忘却了时间的冷酷。因此他踌躇，他来怕没有交代，不来又于心不安。他也曾想选几个离实际的人生较远的事儿谈谈，但是这念头是枉然的，因为不论思想的起点是星光是月是蝴蝶，只一转身就又逢着了人生的基本问题，冷森森的竖着像是几座拦路的墓碑。不，躲不了它们；关于时代人生的问题，小的，大的，歪的，正的，像蝴蝶似的绕满了四周。正如两年前它们逼迫徐志摩宣告一个坚决的态度，今天它们还是逼迫着要他出来表示一个坚决的态度，也好，徐志摩想，这是他再来清理一次思想的机会。在完全没有健全的生命树上可以奢望吃着美丽鲜甜的思想的果子！在个人方面，他提议要认清时代的病，这病毒在身体上、血液里。只要认对症状，多少总有办法。徐志摩要求大家多多接近自然，因为自然是健全的纯正的影响，这里面有无穷尽性灵的资善、启发与灵感。
我们大家首先要立志不做时代和光阴的奴隶，要做思想和生命的主人，这暂时的沉闷决不能压倒我们的理想，我们正应该感谢这深刻的沉闷，因为在这里我们才感悟着一些自受的消息。我们还是得努力，我们还是得坚持我们的态度是积极的。正如徐志摩在《落叶》结束时鼓励大家放弃悲观、保持积极的人生态度一样，他今天还是要这样劝大家。
第三部分 开拓文艺的新土第36节 新月的灵魂
1927年，徐志摩准备有一个新的开始。新的一年要拿出一点成绩来。
这年春天，徐志摩、胡适、闻一多、余上沅、丁西林、梁实秋等一帮朋友聚集在一起，大家一致提议要开展文学活动。经过商量，他们决定首先办一个新月书店，然后再办月刊。
7月1日，徐志摩和胡适、闻一多等人筹备的新月书店在上海正式开张。经过徐志摩的联络、协调、奔走呼号，1928年3月10日，徐志摩主编的《新月》月刊正式创刊。《新月》月刊创刊号上发表了徐志摩执笔写作、署名“编者”的发刊词《“新月”的态度》。这一文章被认为是“新月派”的宣言。
文章一开头，徐志摩就引用了两句话，一句是圣经《旧约·创世记》上的：“上帝说，要有光，便有了光。”另一句是雪莱的著名诗句：“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这表明徐志摩对《新月》月刊的希望和信心。
在正文的开头，徐志摩对《新月》月刊作了这样的解释：
他们这月刊题名《新月》，不是因为曾经有过什么新月社，那早已消散了；也不是因为有新月书店，那是单独的一种营业，它和《新月》月刊的关系只是担任印刷与发行。《新月》月刊是独立的。
他们舍不得“新月”这个名字，因为它虽然不是一个怎样强有力的象征，但它那纤弱的一弯分明暗示着、怀抱着未来的圆满。
徐志摩说，他和他的几个朋友，没有什么组织，除了《新月》月刊本身；没有什么结合，除了在文艺和学术上的努力；没有什么一致，除了几个共同的理想。
凭借这点集合的力量，新月同人希望为这时代的思想增加一些体魄，为这时代的生命添厚一些光辉。
但不幸的是，他们正遇着了一个荒凉歉收的年头，收成的希望是渺茫的。这又是个混乱的年头，一切价值的标准，是颠倒了的。
要寻找出荒凉歉收的原因并且给它一个适当的补救，要收拾一个曾经大恐慌蹂躏过的市场，再进一步要扫除一切恶魔的势力，为要重见天日的清明，为要浚治活力的来源，为要解放不可制止的创造的活动——这项巨大的事业当然不是少数人，尤其不是他们这少数人所敢妄想完全担当的。
但他们觉得还是有他们可做的一部分的事。连着别的事情，他们想贡献一个谦卑的态度。这态度，就正面说，有它特别侧重的地方；就反面说，也有它郑重矜持的地方。
先说我们这态度所不容的。如果说思想是一个市场，那么现代的思想市场上有些什么呢？如同在别的市场上，思想市场上也是摆满了摊子、开满了店铺、挂满了招牌、扯满了旗号、贴满了广告，看上去至少有十来种行业，各有各的诱惑，它们是感伤派、颓废派、唯美派、功利派、训世派、攻击派、偏激派、纤巧派、淫秽派、热狂派、稗贩派、标语派、主义派。
商业上有自由，不错。思想上、言论上更应该有充分的自由，也不错。但自由是条件的。最主要的两个条件一是不妨害健康的原则；二是不折辱尊严的原则。徐志摩明确提出了文学创作的两个原则即健康和尊严。买卖毒药，买卖身体，是应得受干涉的，因为这类的买卖直接违反了健康与尊严两个原则。但是，这些非法的或不正当的营业还是照样在现代的大都会里公然的进行——鸦片、毒药、淫业，哪一宗不是利市三倍的好买卖？但不能因为它们的存在就说它们是正当的，而默许它们存在的权利。在这类的买卖上是不能应用商业自由的原则的。眼见这些危害性的下流的买卖公然在人们所存在的社会里占有它们现有的地位，人们应该觉得切肤的羞恶，
同时，在思想的市场上，也存在着种种非常的行业，例如上面列举的许多门类派别。徐志摩说他不是说这些全是“不正当”的行业，但这里面有很多是与他所标举的两大原则——健康与尊严——不相容的。徐志摩断定这现象是新来的，因为和别的东西一样，思想自由观念本身就是新来的。这是个反动的现象，因此，徐志摩认为，这是暂时的。先前，在思想上是绝对没有自由，结果是奴性的沉默；现在，在思想上是有了绝对的自由，结果是无政府的凌乱。思想的花样加多本来不是一件坏事，在一个活力蓬勃的文化社会里往往看得到，依傍着挺拔刚直的树干，铺天盖地的青荫，有不少盘错的旁枝以及滋蔓的藤萝。那本也没什么关系，但现代的可忧正是为了一个颠倒的情形，盘错的，滋蔓的，这里那里都是，却不见了那挺拔刚直的与铺天盖地的。这就好比是一个商业社会上不见了正宗的企业，却只有种种不正当的营业盘踞着整个的市场，那不成了笑话？
上面随笔所写下的所谓现代思想或言论市场的十多种行业，除了攻击派、纤巧派、淫秽派是人类不怎样上流的根性得到放纵发展的结果，此外多少是由外国转运来的投机事业。这并不是在指责这时代没有认真做买卖的人，而是这些买卖本身就可疑。碍着一个自由的观念，顾着一个容忍的美名，人们往往忘却了，思想是一个园地，它的美观是靠着人们随时的种植与铲除；思想又是一股水流，它的无限的作用有时可以转变成不可收拾的奇灾。
徐志摩说他们不敢附和唯美与颓废，因为他们不愿牺牲人生的阔大，为的要雕镂一只金镶玉嵌的酒杯。美，他们是尊重而且爱好的，但，与其咀嚼罪恶的美艳不如怀念德性的永恒，与其到海陀罗凹腔里去收集珊瑚色的妙乐还不如置身在纷扰的人间倾听人道那幽静的悲凉的清音。
他们不敢赞许伤感与热狂，因为他们相信感情不经理性的清滤是一注恶浊的乱泉，它那无方向的激射至少是一种精力的耗废。他们未尝不知道放火是一桩新鲜的玩艺，但却不忍为一时的快意造成不可收拾的惨象。“狂风暴雨”有时是要来的，但他们也愿意在更平静的时刻中提防天时的诡变，不愿意借口风雨的猖狂放弃清风白日的希冀。他们不反对情感的解放，但在这头骏悍的野马的身背上，不能不谨慎地安上理性的鞍索。
他们不崇拜任何的偏激，因为他们相信社会的纪纲是靠着积极的情感来维系的。在一个常态社会的天平上，情爱的分量一定超过仇恨的分量，互助的精神一定超过互害与互杀的动机。他们不愿意套上有色眼镜来武断宇宙的光景。他们希望看一个真，看一个正。
他们不能归附功利，因为他们不信价格可以混淆价值，物质可以代替精神，在这一切商业化、恶浊化的急板上要停住倾颠的脚步。他们不能依傍训世，因为他们不信现成的道德观念可以用作评价的准则，他们不能听任思想的矫健僵化成冬烘的臃肿。标准、纪律、规范，不能没有，但每一时代都得独立去发现它的需要，维护它的健康与尊严。思想的懒惰是一切准则颠覆的主要的根由。
还有标语与主义。这是一条天上安琪儿们怕踏足的蹊径。可怜这些时间与空间，哪一间不叫标语与主义的芒刺给扎一个鲜艳！眼迷眩了，耳震聋了，头脑是闹翻了，辨认已是难事，评判更是不易。他们不否认这些殷勤的叫卖与斑斓的招贴中有耐人寻味的去处、有诱惑的迷宫。因此他们就更不能不审慎、不能不磨砺自己的理智，那剖解一切纠纷的锋刃，澄清希望。
生命是一切理想的根源，它那无限而有规律的创造性，是心灵活动的强大灵感。它不仅暗示着我们、逼迫着我们，使我们永远朝创造的、生命的方向走，而且启示我们的想象，物体的死只是生的一个节目，不是结束，它的威吓只是一个谎骗，我们最高的努力的目标是与生命本体同绵延，是超越死线的，是与天外的群星相感召的。为此，虽然生命的势力有时不免比较的消歇，到了相当的时候，人们不能不惊醒，我们不能不惊醒，不能不奋争，尤其在人生的尊严与健康横受凌辱与侵袭的时日！来吧，那天边隐隐的一线，不是这时代的“创造的理想主义”的高潮的前驱？来吧，我们想象中曙光似的闪动，不是生命的又一个充满阳光的清朝的预告？
徐志摩幻想性、夸张性的发刊词中，体现了新月同人在黑暗的时代和混乱的文坛中，开辟一条新路的积极心态。但徐志摩天真的、超然的、不切实际的新月态度很快就招致文艺界的合力批评，尤其是鲁迅的一针见血的批判。
第三部分 开拓文艺的新土第37节 组织美展
1929年，徐志摩参加南京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举办的第一届全国美术展览会的筹备工作，被推举为筹备处理事，并与杨清馨合编《美展汇言》。徐志摩在这一刊物上发表了《美展弁言》。
在《美展弁言》中，徐志摩阐明了美术的重要性合各国政府的重视，并叙说了美术的时代性和中外比较研究的问题。
徐志摩说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在困难重重的情形下，竟能安然正式开幕，不能不说是一件可喜的事情。
公开展览美术作品在中国国内是到近年才时行的事情，此次美展的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