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传 作者:布赖恩·克罗泽- 第13部分

　　在北京，张作霖派警察搜查了苏联使馆，使苏使馆人员大吃一惊。

　　他们在苏使馆中发现的东西。比张本人希望的要多。中共的建党人之一李大钊和另外35名共产党员在那里避难。张作霖当时的外交部长宣布中断与苏联的关系，并且通知苏联人回国。

　　4月28日，张下令杀死了李大钊及另外19个共产党人。

　　蒋依然面临着如何使在武汉的敌手溃散的问题。

　　中央执行委员会撤消他各种职务的消息，使他感到沮丧。

　　李宗仁也为来自上海的消息所震动，便离开安徽前线来到上海与蒋会面。他到达上海的时候，正值蒋接到第一军军长何应钦要求辞职的电报，蒋说：“如果连第一军都不能稳定的话，那我就无法维持下去了。”

　　李回答说：“如果你也不干了，那么事情就糟了。当前的危机主要是共产党企图消灭国民党。”他建议蒋马上通电其他军界的支持者来上海“清党”，他自己的第七军可以召集到南京，授权在那里“清党”，蒋接受了他的建议。

　　4月6日，正是张作霖派警察搜查苏联大使馆的那一天，汪精卫到了武汉。

　　第二天，支持蒋介石的军官到达上海，他们立即与蒋、李和上海警备区司令白崇禧秘密商议，讨论“清党”问题。

　　8日，蒋建立了一个临时行政委员会，以取代共产党建立的临时市政会。

　　10日，蒋及其支持者（自称是清查委员会）举行正式会议，以政令形式通过了各种方案。所有的入党申请暂时停止，任何重新登记的党员必须受到3个月的调查，每个党员必须每两周向其所在支部报告自己的政治活动。会议还决定，取消武汉政府，国民党中央总部迁至南京。

　　随着为蒋的行为作辩护的“清查令”的施行，蒋开始准备进攻了。1927年4月11日，蒋发布了一项密令：没收2700名共产党工人纠察队员的枪。12日，蒋的支持者采取行动，在广东、广西、福建、浙江、江苏、安徽、南京和上海同时进行“清洗”。

　　李宗仁起了很大作用，如果没有李的支持，“清洗”是不可能的。然而，上海的详细情况是不清楚的，有关这一事情的报道比较混乱。有一种说法认为，是国民党让当地流氓穿着工人制服，根据约好的信号，这些假工人突然袭击了全市所有工人阶级的组织，并且无论他们是否抵抗，一律将他们打死。

　　还有一种说法是，蒋在进入上海之前，事先与上海有权势的赌场主、鸦片商、秘密社会的头目杜月笙达成了协议。

　　据说，青帮流氓屠杀了数千名工人领袖和富于战斗精神的工人。共产党的官方数字是，300人被打死，5000人失踪，一些很有前途的青年共产党干部，在那天的战斗中和在13日的总罢工流产后被处决。

　　在那些被逮捕或被处决的人当中有周恩来，但他与一个师长的兄弟一起逃出来了，那位师长的兄弟是周在黄埔的学生。

　　蒋介石本人没有把这些事件讲清楚，他的解释是委婉和隐晦的。他说4月12日，为了防止共产党暴动，国民军在当地工会和商会的配合下，缴了红色工人纠察队的枪支并将共产党破坏分子置于监视之中。对上海发生的这种情况，不得不进行控制。

　　根据国民党开列的清单，当时缴获的武器总计有3000支步枪，20挺机关枪，200支毛瑟枪，400支手枪，80万发子弹，几推车斧头和2000支长矛。

　　那么，蒋与当地帮会是什么关系呢？

　　先说红帮，它是在“反清复明”中建立起来的，是一个从太平天国起义中成长起来的地区性和政治性组织，这一组织与义和团有联系。它崇尚敬老和其他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并热衷于迷信仪式。随着时间的推移，红帮演变成了一种流氓团伙。

　　青帮是作为红帮的一个分支发展起来的，不久在长江以南有了自己的势力，其总部在上海，青帮沿着长江扩展势力，他们招收水手和搬运工，从事非法经营，并收买人心。他们通常依靠三种途径来保证财源：贩卖毒品，开设妓院和进行赌博。

　　蒋介石本人从未加入过帮会，但他的确与帮会有过密切的联系。他早期的靠山陈其美在上海担任军事长官的时候，就是帮会的一员。或许蒋认为这些帮会对他有用。

　　他感激孙中山对他的恩典，总是极力帮助寻找支持者，而不单是寻找友谊。孙中山和他的同事早先也认为这些帮会对革命是有用的。

　　青帮的主要头目是杜月笙，他帮助过蒋介石。陈其美的侄子——陈立夫从1925年至1929年是蒋的私人秘书。在他的弟弟陈果夫的帮助下，他领导着称之为“CC派”的国民党右翼。

　　按照中国的习俗，蒋介石将陈氏二兄弟认为亲侄，以报答陈其美的知遇之恩。

　　上海事变时，陈立夫是蒋介石的私人秘书，同时还管理着国民党组织部。1926年3月20日，他被任命为该部部长。1974年当我在台北采访他的时候，他告诉我，他创建了中央调查统计局（中统）。中统后来由陈立夫的兄弟陈果夫接管。作为国民党政府的内部安全机构，中统在大专院校，新闻界和其他“文化”组织中都有自己的代理人，国民党所办的全部报社社长都是为中统服务的。大专院校中的训导长也同样是为中统服务的。中统还在各个城市和省份设立了自己的网点。

　　类似的另一个机构是军委调查统计局（军统），由戴笠领导，主要从事特务活动，还管理所有的秘密监狱。它是按照纳粹的盖世大保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在社会各界都有代理人。

　　陈果夫是从称之为“A·B团”的秘密的政治社团中进入国民党组织部的。

　　“CC派”及他们的秘密组织帮助蒋介石保持和扩展势力。

　　1920年初，当陈氏兄弟的叔叔和帮会在上海帮助蒋从贫困中崛起的时候，蒋当时还住在一间没有窗户的房子里，在上海交易所从事经纪人的工作。其他曾帮助过蒋的人还有，银行家钱某和船主虞某（后来成为商会主席）。

　　当蒋介石1927年回到上海的时候，他不再是一个穷困的青年，而是一个胜利之师的统帅了。

　　银行家们和帮会用大量的“贷款”资助他。作为回报，他帮助他们消除军队的侵扰，结束当时还在武汉持续的停业状态，并从共产党工会的制约中解脱出来。

　　有一种看法认为，蒋在摧毁共产党纠察队过程中接收了1500万贷款，后来又接受了3000万贷款。这些钱或许只是名义上的贷款，第二笔钱似乎是很不情愿拿出来的。据说商人们事先接到一个“军界要求资助”的通知，说是如果这样做就不会遭逮捕。

　　有一个很知名的实业家因为不愿意资助50万元，结果被关进了监狱。醒悟之后，他愿意出一半的钱以担保释放，并且这些钱是无偿的。

　　不管是自愿的还是强迫的，上海的买办和银行家资助了蒋即将建立的右翼政府。而且，他们还使蒋摆脱了对俄国的财政依赖，这就使他有了更多的策略上的自由。

　　1927年4月12日的政变，标志着蒋介石与受国民党左翼支持的共产党之间的最后决裂。

　　从此以后，尽管有一些暂时的表面合作，但两党之间的裂痕最终无法弥合。大唐中文扫校



蒋介石传第九章　蒋氏再婚



第九章　蒋氏再婚

　　《大公报》创始人。胡霖说：

　　“蒋的婚姻是一次精心预谋的政治行动。他希望通过成为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和宋子文的妹夫来赢得他们。那时，蒋也开始考虑寻求西方的支持。如果美龄成为他的妻子，他便在与西方人打交道时有了‘嘴巴和耳朵’。此外，他一直十分欣赏子文在财政方面的才干。但是，如果说蒋没有爱上美龄，那是不公平的”。

　　上海的屠杀引起了国民党左派和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员的极大义愤，他们试图使蒋名誉扫地。

　　1927年4月17日，在武汉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列举了蒋介石的十二条罪行——其中包括对人民的屠杀和对党派活动的压制。蒋被开除出党并被解除了所有职务。

　　逮捕蒋的通辑令也发布下来了，目的是“按照镇压反革命的法令对其进行惩罚”，甚至他的头也被估了价，而且是两种标价：抓到活的赏25万两银子，抓到死的则为10万两。

　　难道左派真的以为蒋介石会就此罢休且大势已去了吗？如果他们真的这样想的话，那就太低估他了。

　　在蒋的主持下，国民党右翼领袖从15日起便在南京召开会议。

　　那天夜里，在蒋的命令下，警察和军队包围了设在广州的工会和国民党的办事处。所有的苏联顾问都被拘留起来，共抓了2000人左右。几名黄埔军校学员和一些女学生被处决。蒋还命令，所有逃跑的共产党员必须在10天期限内自首，否则一律处以死刑。

　　18日，就是武汉方面悬赏捉拿蒋的第二天，他宣布了他的答复：“在南京建立一个对立的政府。”那天，站在他身边的是胡汉民。

　　在冗长的声明中，蒋介石重申了孙博士的三民主义，号召与共产主义彻底决裂。“如果我们允许他们那可怕的政见蔓延，”他说，“一切都将成为泡影。”

　　一周之后，即25日，30万人在武昌集会，声讨蒋介石及其政府。中国又回到了最严重的混乱状态，如同1911年推翻清王朝后的中国局势一样。两个政府都宣称其革命合法并继承了孙中山的遗志。在北方，张作霖大权在握，仍自行其是。

　　共产党此刻也到了危急关头。他们是应该利用国民党内部的分裂使左派卷入这场暴力斗争呢？还是应等待时机并继续维护党派联盟？共产党内部也产生了分歧。

　　1927年4月27日，80名代表——代表着5．8万名共产党员，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代表大会。在一项决议中，决定剥夺共产党控制区内大地主和反革命分子的财产。但对属于民族主义军队官员的土地则给予特别的豁免。

　　在长沙，一群共产党员已在城市和乡村积极行动起来，地方军的指挥官逮捕并处决了近百名“闹事者”，一些领导人及时地逃过了逮捕。他们当中的刘少奇，后来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北方战争又开始了。4月24日，蒋介石主持召开海军和陆军会议，决定重新开始北伐。然而几乎是同时，南京方面发现武汉政权也有同样的打算，于是，北伐再次搁浅。

　　武汉的军队开始向南京挺进，南京的军队亦向武汉开拔。

　　信奉基督教的冯玉祥将军似乎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趁机占领了陇海线的东段。这样一来，汪的北方便受到了侧翼包围，而南方则将了对方。

　　这一局面是很僵的，而这一僵局只有冯玉祥才能打破。无论是汪精卫还是蒋介石，离开了冯玉祥，谁都束手无策。于是，二人都改变了策略。

　　在这一关头，蒋介石碰到了好运。斯大林的共产国际代表——印度人M。N。罗易给汪精卫看了一份来自莫斯科的电报，电报上明确声称共产党要接管政权。罗易显然希望汪能够对如此广阔的革命前景和美好的未来而高兴，并与共产党携手并进，但是，这份电报反而使汪感到焦虑。因为在他看来，与共产党合作注定要失败（正如蒋一贯坚持的主张一样）。

　　江与他的左翼同事都很忧虑，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冯玉祥身上，希望他能想出个办法。冯请汪和其他左翼领袖来郑州商量。

　　会谈从1927年6月10日开始，持续了三天。武汉方面的领导人对冯玉祥作了一些边界上的让步，但实际上只是空头支票。

　　随后，冯玉祥于19日到东部的徐州与蒋介石会晤。两天以后，两人达成了完全一致的意见。这便意味着冯已决定支持蒋，并向汪精卫施加压力。21日，冯给汪拍了一份电报，敦促他立即释放在押的鲍罗廷，并说武汉方面的官员，有意者可以加入南京国民政府。他还补充说，无意加入者应利用这一时机去外国访问。

　　汪对蒋仍待有敌意，但是力量的平衡现已发生了不利于汪的倾斜。7月15日，汪决定反共，16日，下令屠杀共产党人。

　　罗易已于3日离开，鲍罗廷是在27日离开的。

　　加伦来到上海向蒋告别。尽管他被任命为武汉政府的首席军事顾问，但两人之间的私人关系很好。很多年之后，蒋曾这样写到：“这是我一生中最感人的离别。”

　　中国共产党在困境中试图通过暴力东山再起。从8月起直至年底，他们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但都失败了。

　　8月1日举行的第一次起义具有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