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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通议大夫胡瑞杰同妻氏诰命一道奉天承运皇帝制曰：嘉谟奕叶，允昭世德之殊宠，锡公朝益展曾孙之秀（按，此句疑有缺误），承新渥，用毂曩徽。尔胡瑞杰，三品衔在任候补知府台湾台东直隶州知州胡传之曾祖父，敦修无，垂教有方，种德开先，堂构益恢于来绪；诒谋裕后，箕裘克绍于前休。懿矩攸彰，恩施遂逮，兹以覃恩，赠尔为通议大夫，锡之诰命，於戏，四世其昌，久聚星德之庆，九泉可作，永承褒命之荣，国典膺，家风益振。
制曰：绥柔佐治，宠既被于外僚，贞顺垂休，恩聿推于内德。特敷惠泽，用播徽章。尔氏乃三品衔在任候补知府台湾台东直隶州知州胡传之曾祖母，肃雍可范，令善堪模，树慈训于后昆，爰著钟祥之德，传素风于彝叶，式彰贻谷之谋，允作母仪，频昭国典，兹以覃恩，赠尔为淑人。於戏，九重锡庆，邀丹诰之褒，四世承恩，并焕朱纶之色，勤宣令问，用阐幽光。
诰命光绪二十年八月十六日下之宝⑨ 参看《胡适口述自传》第4页；《先母行述》，见《胡适文存》卷四第240～241页；《四十自述》，上海亚东图书馆1933年9月初版，第46、67、76～77页。
⑩ 见《四十自述》“序幕 我的母亲的订婚”，上海亚东版，第3页。
石原皋先生在《闲话胡适》中说：“现在我要说的是胡适的父亲死的问题，这是个百年未解之谜，即：他究竟是病死于厦门，还是血洒战场，壮烈牺牲呢？这个谜直到今天才得到解决。我在此大书特书，他是爱国英雄，是为了抗日而战死沙场的。”（载《艺谭》季刊1981年第1期）石先生的根据是，十年浩劫期间，“造反派”曾掘开胡传的坟墓，棺材里找不着头颅骨。
石先生的这种见解，与胡适自己在《四十自述》、《先母行述》及《胡适口述自传》等处的说法相悖。笔者赴绩溪上庄察访时，曾以此事询问上庄乡干部群众胡匡衡、曹诚兑等多人及胡适族人胡乐丰先生。他们都说十年浩劫期间，确有“造反派”掘坟事，但“找不着头颅骨”的话，仍系传闻，并无人确见证明，因而都认为靠不住。
关于胡传的生平行状，笔者多根据张经甫（焕纶）先生代撰的《胡铁花先生家传》（胡适于1951年1月19日整理，“稍有增节，但无大改动”，刊于台北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印行的《台湾纪录两种》为“代序”；李敖《胡适评传》，台北远景出版社1979年9月三版第24至30页附录全文），胡近仁（祥木）所撰《诰授通议大夫赏戴花翎江苏候补知府前台湾台东直隶州知州铁花胡公家传》（载《上川明经胡氏宗谱》，绩溪县文化局藏）。这两种家传，均谓胡传病逝于厦门，与胡适所述相合。
笔者有《关于胡适父亲的死》一篇论文，专论此事，载《安徽史学》1992年第3期，可以参看。（三版补注）
第一部分：少年时代 1891…1904年轻守寡的母亲（1）
胡适的母亲冯顺弟（1873—1918），是绩溪县中屯人。
出上庄，过杨林桥，东北行十里许，即到中屯。顺弟的父亲是村里的农民，名叫冯振爽，小名金灶。青年时参加过太平军，随军里的裁缝学得一手好裁缝手艺。
他平日勤耕苦作，农闲时便给人家做衣裳什物，为人勤俭正直，人称金灶官。金灶的妻子第一胎生下个女儿。在旧社会，重男轻女，女孩子是不受欢迎的，而且农家更特别希望有劳动力。因此，金灶给女儿取名“顺弟”，即含着顺下来生个弟弟的吉利意思。果然第二胎生了个儿子，以后又接连生了两个女儿①。一家六口，生活虽然艰难，却也和睦亲爱，自有一种天然纯朴的快乐。
但冯金灶心里总压着一块石头。祖上传下来的老屋，在太平天国那几年的战火里毁坏了。他发誓要重振家业，在那老屋的地基上建造一栋更大更讲究的新屋。然而谈何容易！金灶夫妇苦做省吃，木料砖瓦还是一点也没有着落，没有钱！
顺弟年齿渐长，懂事也比一般人家的孩子早。她长得——
圆圆的面孔，有一点雀斑，头发很长……面貌并不美，倒稳重的很，不像个庄稼人家的孩子②。
在家里，她上侍父母，下扶弟妹，手脚勤快，为人也贤慧，最得父母钟爱，村里人都说金灶修得了个好女儿。顺弟也很体贴父母。望着父亲梦想新屋而忧愁的面孔，她常恨自己不是个男子，不能帮助父亲劳动，赚钱，建新屋。
顺弟16岁的这年春天，上庄的星五嫂来到中屯金灶家，给顺弟说媒，说的便是她家的大侄儿，人称“三先生”的胡传。
这一年，胡传已经48岁了。前妻曹氏死了十多年，儿女都已长大。他在外边做官，没有个家眷实在不方便，所以打算续娶个填房。
金灶夫妇听了星五嫂的来意，当下心里为难。一来，怕攀不上做官人家，将来反让旁人笑话；二来，三先生比顺弟大32岁，又是填房，怕女儿不愿意；三来呢，三先生已有一大堆儿女，大女儿大儿子都比顺弟大好几岁，这样人家的晚娘不容易做，怕害了女儿一辈子。因此，金灶便对星五嫂说，这件事须同女儿商量，把媒人打发走了。
晚饭后，金灶夫妇把上庄三先生要娶填房，星五嫂来说媒的事，对女儿说知。又说，做父母的也心里为难，要女儿自己拿定主意。顺弟听了，低着头，半晌不肯开口，但心里却在紧张活动。三先生她是见过的，人家都说是好人。她想，做填房，可以多要聘金；前妻儿女多，又是做官人家，聘金财礼应该会更好看些。这是她报答父母的好机会，可以帮助父亲建起他一生梦想的新屋。于是，顺弟暗暗下了决心，应承了。
八字开过去了，与胡传的八字合过了；礼单送过来了；二月订亲，三月迎娶，农家姑娘冯顺弟，便变成了上庄胡传家的官太太。中屯冯家也造起了一栋新屋③。
婚后的第二年，胡传便把冯顺弟接到上海同住。第三年冬天，生下一个男孩，这便是小胡适；不过那时还不叫“胡适”，而叫“儿”④。他是胡传最小的儿子，顺弟惟一亲生的一点骨血。
小儿出世后刚满90天，胡传被奏调往台湾供职。到1893年春天，冯顺弟便带着一家子，抱着小儿，去台湾投亲，在胡传做官的台南和台东，度过了将近两年的很快乐的团居生活。那时已年过52岁的胡传。在公务之暇，剪一些红纸方笺，用毛笔端端正正写上楷字，教年仅20的冯顺弟认字。他们两人又一起教刚过两岁的小儿也开始咿呀识字，父亲当教师，母亲既是学生又兼助教。这老夫少妻稚子三口，享受到了人间最神圣的天伦之乐。到离开台湾时，母亲认了近千字，小儿也认了七百多字。
幸福是那样短暂，瞬息即逝，悲痛却来得那样突然，沉重。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的第二年，胡适母子刚离开台湾，回到绩溪故乡不久，就传来了他父亲胡传病死在厦门的噩耗。这家庭的巨变和不幸，在胡适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最初的记忆：
这时候我只有三岁零八个月。我仿佛记得我父亲死信到家时，我母亲正在家中老屋的前堂，她坐在房门口的椅子上。她听见读信人读到我父亲的死信，身子往后一倒，连椅子倒在房门槛上。东边房门口坐的珍伯母也放声大哭起来。一时满屋都是哭声，我只觉得天地都翻覆了！我只仿佛记得这一点凄惨的情状，其余都不记得了⑤。
胡适的母亲遭到这般沉重的打击，当时还只有22岁多2个月零17天，虚龄也只23岁！她在人生的途路上还刚刚迈开几步，刚刚尝到一点生活的甜蜜，便青年丧夫，做了寡妇，这是一个中国妇女的最大的不幸！而她又“以少年作后母，周旋诸子诸妇之间”，再加上家业中落，经济困窘，诚如她的儿子所说，“困苦艰难有非外人所能喻者”⑥。
她23岁守寡，一直守了23年，受尽了人生的痛苦和折磨。而最大苦痛，莫过于许多亲人的相继死亡。这23年间，仅婆家和娘家，共死去七个亲人：
1904年 三子胡洪死。
1905年 父冯振爽死。
1909年 妹冯玉英死。
弟冯诚厚死。
1915年 长女胡大菊死。
长子胡洪骏死。
1917年 长孙胡思明死。⑦
第一部分：少年时代 1891…1904年轻守寡的母亲（2）
年纪轻轻的弟妹儿孙，这样接连死去，不断折磨着冯顺弟的精神和肉体。其中以她弟弟的病和死，情状最为惨苦。中屯流行血吸虫病。她的弟弟诚厚，幼习药业，农忙时回家种田，感染上血吸虫病。玉英妹死后不久，诚厚的病势转重，腹胀不消，又不忍让年老的母亲知道，便到上庄姐姐家来治病。胡适的母亲服侍汤药，夜不解衣。诚厚的病情却不见好转。她恐怕弟弟有个三长两短，老母亲的暮年就更难堪了。听乡间传说割股可以疗病，一天夜里，她便焚香祷告天地，用快刀从自己左臂上割下一块肉来，煎在药里。弟弟吃不下去，她又将肉烤焦，夹在锅巴中，让弟弟吃了。姐姐如此至诚，但和愚昧相结合，自然不可能起死回生。诚厚终于抛下年老的母亲，年轻的妻子，年幼的儿女，撒手而逝，只给人世间又增添一个寡妇，三个孤儿。顺弟怎能不十分悲恸呢！
23年的寡居生活，漫长而痛苦，她居然熬过来了！是什么力量支撑着她呢？就因为有她亲生的一点骨血——她惟一的儿子胡适。只因为这点骨血，她含辛茹苦，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儿子的渺茫不可知的将来。为了这点骨血的将来，她愿意忍受一切，献出自己的一切，并挣扎着熬过了23年！
儿子的将来应该是怎样的呢？她不具体知道，只是希望儿子学他的老子，能走他老子的道路。她常对儿子述说他父亲的种种好处，叮咛说：
“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股。”（跌股便是丢脸，出丑。）她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⑧尽管她和丈夫只过了6年3个月零21天，她对胡传的思想事业也不真正了解，但她虔诚地崇拜丈夫，尊敬丈夫，爱她的丈夫，可以说是一个丈夫至上主义者。胡传亲手写的那些红纸方字，她也终生保存着，视为她与丈夫、儿子三人“最神圣的团居生活的记念”。在她的心里，丈夫胡传简直成了一尊崇高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偶像。而且，她又以虔诚唠叨的述说与叮咛，逐步在儿子的心里也树起了这尊偶像⑨。
为了儿子的将来，她管教很严。她没有读过书，却千方百计地履行胡传的遗嘱⑩，送儿子读书。绩溪上庄一带，蒙馆学金很低，每个学生每年一般只送两块银元。先生教起书来自然也不肯尽心，只教学生念死书，背死书，还动辄施以体罚。
这样，学生学起来没兴趣，便常常逃学。胡适的母亲却与众不同，舍得在学金上下本钱。据胡适回忆说：
我一个人不属于这“两元”的阶级，我母亲渴望我读书，故学金特别优厚，第一年就送了6块钱，以后每年增加，最后一年加到12元。这样的学金，在家乡要算“打破纪录”的了。
因此一着，先生便对胡适另眼相看，特别优待，认真地为他讲书，把一字一句的意思讲得清清楚楚。这使胡适得到莫大的好处。他后来回忆说，他“一生最得力的是讲书”，正是他的母亲增加学金所得的大恩惠。
胡适留学美国那几年，家中经济异常困窘。几个哥哥闹着分了家。胡适的母亲独立撑持门户，一切亲戚庆吊往来，人情南北，负担委实不轻，乃至靠抵当首饰过年，贫窘之状可见一斑。恰巧这时，族中胡守焕因家庭败落，愿将《图书集成》一部大书减价出售。胡适的母亲知道儿子想得到这部书，便借钱买下了。她宁肯自己遭受困窘，却仍处处为儿子设想，真可以算是一位注重智力投资的开明的母亲。
然而，在儿子的婚事上，她却很不开明。她很早就为儿子包办订下了终身大事，也许是盼着早日抱孙子罢。
到1918年11月，她历尽寡居的艰辛，离开人世的时候，虽然只活了46岁，心里却应该是感到宽慰和满足的了。她的儿子已经学成归国，当了北京大学的教授，而且成了倡导文学革命的知名人物。她感到遗憾的，可能是最后没有来得及抱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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