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贾宝玉忽然肯做八股文，忽然肯去考举人，也没有道理。高鹗补《红楼梦》时，正当他中举人之后，还没有中进士。如果他补《红楼梦》在乾隆六十年之后，贾宝玉大概非中进士不可了！
对高鹗的续书，胡适既肯定其核心部分保存的悲剧结局，又批评其“兰桂齐芳”
、“贾家延世泽”等庸陋之见，分析颇有见地；而且与那时鲁迅等一些人士的看法，简直是不谋而合，或者竟是相谋而合了。
对《红楼梦》的版本，胡适也作过一些考证。他对80回本与百二十回本的分析，对程伟元二次排印本的评断，都比较中肯。但对《红楼梦》的各种原抄本，他那时还缺乏感性认识。因此，当看到上海有正书局石印的“国初钞本原本《红楼梦》”（即戚本），“已有总评，有夹评，有韵文的评赞”，他就误以为是“很晚的抄本，决不是原本了”。他根本没有想到，《红楼梦》的原本，竟是有评注的。
因为不识货，后来，他几乎错过了收买脂砚斋甲戌本的好机会。胡适自记这件事的经过说：
去年（1927）我从海外归来，便接着一封信，说有一部抄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愿让给我。我以为“重评”的《石头记》大概是没有价值的，所以当时竟没有回信。不久，新月书店的广告出来了，藏书的人把此书送到店里来，转交给我看。
我看了一遍，深信此本是海内最古的《石头记》抄本，遂出了重价把此书买了。
这部乾隆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虽然是只存16回的残本，却是至今发现的《红楼梦》最早的抄本。其中朱笔细评，许多评语是其他本子所没有的，对于考证曹雪芹的身世和逝世时间，“脂砚斋”与作者的关系，《红楼梦》成书与修改的经过，及80回以后预定的结构或残稿情形等，都有较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六部分：整理国故与考证小说开创“新红学”（3）
而在《红楼梦》版本史上，甲戌本更占有一个重要的位置。胡适对此本作了一番整理和研究之后，发表了《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一篇长文。其他研究者也相继运用甲戌本的材料获得新成果。从此，研究《红楼梦》的人都渐渐看到了旧抄本的重要，也开始懂得怎样识别旧抄“原本”了。后来，又陆续发现了“庚辰本”
、“甲辰本”、“靖藏本”、“杨藏本”等许多种抄本，使《红楼梦》的版本研究，开了一个新局面。
胡适曾经宣称，他考证《红楼梦》，要“把将来的《红楼梦》研究引上正当的轨道去：打破从前种种穿凿附会的‘红学’，创造科学方法的《红楼梦》研究！”1921年，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发表，亚东图书馆的新式标点本《红楼梦》问世，便标志着“新红学”的正式成立。1923年，又有俞平伯的《红楼梦辨》一部著作出版，更加强了新红学的阵势。于是，新红学派以注重实际材料的新方法，“作者自叙传”的新观点，和“整理过的”《红楼梦》亚东新版本，对旧红学发动了全面总攻击，打破了各种穿凿附会的《红楼梦》谜学。从此，胡适派的新红学便取代了旧红学的地位，左右《红楼梦》研究达30余年，至今在海内外犹有相当影响。
至于这种新红学，是否“科学方法的《红楼梦》研究”，得由红学专家们来评论。刚好著名红学家又是新红学大将的俞平伯先生，曾经有一段评论，他说：
近年考证《红楼梦》的改从作者的生平家世等等客观方面来研究，自比以前所谓红学着实得多，无奈又犯了一点过于拘滞的毛病，我从前也犯过的。他们把假的贾府跟真的曹氏并了家，把书中主角宝玉和作者合为一人；这样，贾氏的世系等于曹氏的家谱，而《石头记》便等于雪芹的自传了。这很明显，有三种的不妥当。第一，失却小说所以为小说的意义。第二，像这样处处粘合真人真事，小说恐怕不好写，更不能写得这样好。第三，作者明说真事隐去，若处处都是真的，即无所谓“真事隐”，不过把真事搬了个家而把真人给换上姓名罢了。
俞先生说的很在理。所谓“自叙传”说确有它“着实得多”的一面，它是从生平家世等客观方面考证所得出的结论，基本上符合《红楼梦》的实际情况，也大致符合文学创造的规律。因此，它与旧红学索隐派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但是，“自叙传”说又有偏向，也即“过于拘滞”，以致把艺术与生活混为一谈，抹煞了艺术典型化的特点和意义。因而新红学派虽然捣毁了旧红学索隐附会的迷宫，后来却也陷入了以《红楼梦》附会曹家人事的新迷宫；从旧的主观唯心主义烦琐考证的泥淖里爬出来，有时又往往栽进新的主观唯心主义烦琐考证的泥坑。胡适后来甚至还把《儒林外史》杜少卿兄弟家世的材料，当作吴敬梓及其家世的材料，塞进了他所撰的《吴敬梓传》和《吴敬梓年谱》，这就完全混淆了艺术典型与真人真事的界限，“自叙传”说大约也发展到极至了。
① 从1921年的《红楼梦考证》始，到1962年2月逝世前四日写的《红楼梦问题最后一信》止，胡适一生共写有关《红楼梦》的考证研究文章书信，共约15篇，计10万余字，差不多占了他的小说考证文字的四分之一。他所开创的新红学派在红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更是客观存在的不可抹煞的事实。
② “脂砚斋”是何人？与曹雪芹是什么关系？近人看法颇多歧异。胡适的说法也前后不一，拿不定把握。最初，他认为：脂砚斋是同雪芹很亲近的“同族的亲属”，或“亲信朋友”；后来又说，“脂砚斋即是那位爱吃胭脂的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到了晚年，胡适又回到了原先的看法，说脂砚斋是曹雪芹的“最亲信的朋友”。
《胡适口述自传》关于“新红学的诞生”一节，有唐德刚先生的一段按语，说“适之先生始终认为‘脂砚斋’是作者曹雪芹本人”（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41页）。这话自然是未曾细检胡适论《红楼梦》诸文所致。
③ 《石头记索隐》，原载1916年《小说月报》第7卷第1至6期，后于1917年9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④ 蔡元培在《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中，说到他的“三法推求”：
……知其所寄托之人物，可用三法推求：一，品性相类者；二，轶事有征者；三，姓名相关者。于是以湘云之豪放而推为其年；以惜春之冷僻而推为荪友；用第一法也。以宝玉逢魔魇而推为允；以凤姐哭向金陵而推为余国柱；用第二法也。
以探春之名与探花有关，而推为健庵；以宝琴之名，与孔子学琴于师襄之故事有关而推为辟疆；用第三法也。然每举一人，率兼用三法或两法，有可推证，始质言之。其他若元春之疑为徐元文，宝蟾之疑为翁宝林；则以近于孤证，姑不列入。自以为审慎之至，与随意附会者不同。（《蔡元培全集》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9月1版，第69页）
⑤ 《红楼梦考证》1921年3月初稿，载同年5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初排本《红楼梦》。同年11月改定稿，载1922年5月亚东初排本《红楼梦》再版；并收入《胡适文存》，亚东图书馆1921年12月出版。引文据1926年8月9版，卷三，第185页。
⑥ 袁枚《随园诗话》卷二，有一条记云：
第六部分：整理国故与考证小说开创“新红学”（4）
康熙间，曹练亭（按，当作楝亭）为江宁织造，每出，拥八驺，必携书一本，观玩不辍。人问：“公何好学？”曰：“非也，我非地方官，而百姓见我必起立，我心不安，故借此遮目耳。”素与江宁太守陈鹏年不相中。及陈获罪，乃密疏荐陈。
人以此重之。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明我斋读而羡之。当时红楼中有某校书尤艳。我斋题云：病容憔悴胜桃花，午汗潮回热转加。
犹恐意中人看出，强言今日较差些。
威仪棣棣若山河，应把风流夺绮罗。
不似小家拘束态，笑时偏少默时多。（据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9月2版）
⑦ 胡适考证《红楼梦》，曾得顾颉刚俞平伯的帮助。他在口述自传时也曾说到：
在寻找作者身世这项第一步工作里，我得到了我许多学生的帮助。这些学生后来在“红学”研究上都颇有名气。其中之一便是后来成名的史学家顾颉刚；另一位便是俞平伯。平伯后来成为文学教授。这些学生——尤其是顾颉刚——他们帮助我找出曹雪芹的身世。（《胡适口述自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3月初版，第243页）
他们当年为此曾有频繁的书信往来，后由赵肖甫辑为《考证红楼梦三家书简》，连载于1943年至1944年上海沦陷时期文化界印行的《学术界》杂志。分2编：上编为胡适与顾颉刚的通信，共27封；下编为胡适与俞平伯的通信，共登出17封，似未完。1943年8月《学术界》开始刊登这些书信时，有编者的按语，录如下：
在过去20余年考证《红楼梦》的工作中，胡适之顾颉刚俞平伯三位先生，自居于极重要的地位。这三个人，于考证工作进行之际，相互讨论商榷，极为密切。其间书翰往还，数不在少。我们可在这些书翰中，见出三家治学论证的方法，其重要性，有过于考证之结果者。兹由赵肖甫先生搜集三家讨论《红楼梦》书札，检付本刊，以飨读者，实深欣幸。（《学术界》第1卷第1期。）
这些书简多作于1921年4月至9月间，充分说明在用新方法考证《红楼梦》的初期，他们师生是通力合作的，胡适得到顾颉刚的帮助尤多。
⑧ 1921年5月，胡适在天津图书馆查阅《楝亭全集》，于《文钞》卷中得许多重要材料，可考定曹寅生平、曹家禄田所在及康熙南巡等事，与《红楼梦》所叙相符。又见《诗别集》卷中，《辛卯三月二十六日闻珍儿殇，书此忍恸，兼示四侄寄东轩诗友》三首之二有“承家望犹子”诗句，以为“曹寅当时年老无子，故曹承继为后；曹已立为嗣之后，曹寅又生子，此子疑即是雪芹，因为老年得子，宠爱之极，故打破侄辈从‘页’的单名例，而取名‘天佑’”。参看《胡适的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1月1版，上册，第29～34页。按，曹是寅之子，非嗣子；其嗣子为曹，是曹寅去世后过继的，即雪芹的父亲。而“天佑”，应为曹之子，非寅子，亦非雪芹。（三版改注）
⑨ 参看《胡适的日记》上册，第40页。
⑩ 此条材料，原见杨钟羲《雪桥诗话续集》卷六，第23页。胡适曾摘抄在1912年5月20日的日记里。见《胡适的日记》上册，第59页；后又引用在《红楼梦考证》的改定稿里，见《胡适文存》上海亚东9版，卷三，第212页。
胡适关于《红楼梦》是作者的“自叙传”说，多年来影响很大，或赞扬、吹嘘，或批判、打倒，各走极端，都不符合实际，都不公允。我们应该作一点历史的分析。一方面，胡适在考得曹雪芹“半生经历，绝似石头”（鲁迅语）以后，才得出结论说：
《红楼梦》明明是一部“将真事隐去”的自叙的书。若作者是曹雪芹，那么，曹雪芹即是《红楼梦》开端时那个深自忏悔的“我”！即是书里甄贾（真假）两个宝玉的底本！懂得这个道理，便知书中的贾府与甄府都只是曹雪芹家的影子。（《胡适文存》卷三，第219页）
所谓“自叙传”，也就基本上是这“底本”与“影子”的说法，与今天所说的“模特儿”及“生活原型”的意义大致相同，是对生活和艺术关系的正确理解。因为有扎实的事实材料作根据，所以“自叙传”说便绝非索隐派毫无事实根据的随意附会所可比拟；而且对批判旧红学各种牵强附会的谬说，起到了摧陷廓清的作用。
但是，另一方面，“自叙传”说，在“底本”与“影子”说法的基础上，又将真理往前跨了半步，把艺术典型等同于生活原型，将作品中的人物与曹家一一比附，说：
《红楼梦》里的贾政，也是次子，也是先不袭爵，也是员外郎。这三层都与曹相合。故我们可以认贾政即是曹；因此，贾宝玉即是曹雪芹，即是曹之子，这一层更容易明白了。（《胡适文存》卷三，第224页）
这就混淆了艺术与生活的界限，否定了艺术典型化的意义，因此也就否定了艺术本身。胡适晚年对《红楼梦》的思想艺术价值说了�